2021年3月2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与香山大学堂合作主办的题为“‘十四五’期间的内外形势”研讨会暨研究报告发布会成功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房宁发表主题演讲，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平、《文化纵横》杂志室社长、修远基金会理事长杨平、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程亚文参与嘉宾讨论。此次研讨会在小鹅通、百度、B站、微博、中国网、长安街知事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近20万人次在线观看。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院长杨清清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房宁在主题发言时表示，为应对“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需要从以下几点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

第一，从国际格局与形势上来看，中国外部及周边环境目前的困难局面仍将持续，“走出去”以及“一带一路”的战略空间会受到挤压。2008年是非常重要的转折之年，不仅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同时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产业资本全球化拉动的长达半个世纪的世界性经济发展长周期结束。中国和外部经济体特别是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关系，也从互利为主逐渐演化到竞争为主。为应对世界经济格局与形势的变化，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新发展思路与战略并形成国际倡议。但西方及周边国家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多持怀疑与拒斥态度。2020年的新冠疫情危机进一步恶化了国际形势，增加了中国对外经济、社会、文化交往的困难。

第二，从国内的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跨越式的大发展。从世界各国经验来看，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起飞阶段完成之后，我国将进入平缓发展的“平台期”，即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入中低速增长时期。当前我国经济总量虽居世界第二，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进步，但经济发展的品质不高，可持续性发展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主要表现是国民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相当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对外出口。从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以及全球产业链、价链体系中，我国依然是一个以生产低附加值产品为主的低端生产国，且创新能力不足，这意味着中国经济从数量增长向品质升级的转型远未完成。举国体制随着初期粗放的模仿型、追随型的经济形态是有一定的优势的。但在质量发展，特别以创新驱动为发展的体制之下，应该在科研体制、生产体系上都要做出一系列的调整。只有进行新的探索，形成新的思路与战略，才能带动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

第三，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中国东南沿海以及各大中心城市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大多数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有些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甚至已经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但如何注意生态和谐问题，疏解低端产业，更应注意质量发展，而不是数量问题。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来自于“不平衡”。“振兴东北”和“西部大开发”实施经年，对全局发展的带动作用不大，但至今效果尚未达到预期。只有认真深入探讨和总结取得的成绩以及经验教训，才能构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

第四，“瑷珲—腾冲线”是中国的一条“基本国情线”，即中国内部的一条地理、资源、气候、人口、经济、文化以及民族的分界线，刻划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条件和基本国情。但当前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明显分界线依然是瑷珲—腾冲线，此线东西两侧的人口和资源形成倒置与错配。事实上，瑷珲—腾冲线具备了延续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具备形成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第二波的潜在条件。集中力量开发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应成为构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的突破口和战略重点。房宁研究员倡议进行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的全面、深入、系统的学术考察，为构建我国新发展格局做出扎实调查研究。

与房宁研究员所分析的国内外形势及政策分析重点不谋而合的是，此次由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撰写并发布的第87期研究报告《逆境崛起》的核心观点（原文发表于2021年第5期《环球》杂志，原标题为《中国须适应“逆风”崛起》）。该报告认为：第一，中国是近代工业化以来全世界唯一一个不得不顾忌生态变量的全球级崛起大国；是500多年来唯一一个非西方文明圈的全球级崛起大国；同时也是世界史上唯一一个承诺和平发展的全球级崛起大国。第二，中国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上，与他国比拼的，不只是国际关系理论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实力、工业能力、军事国防、科学技术，还被强加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楷模之争、合作之争、红利之争、良治之争；第三，从中长期外部环境看，未来形势不会回到想象中那般“顺风顺水”，反而有可能遇到许多不可测的“逆势逆流”。而今后面对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一系列的风险挑战准备。第四，中国应警惕七大风险：一是美国压制加剧，二是军事安全困境，三是大国责任陷阱，四是经济下行压力，五是跨国投资风险，六是海外公民威胁，七是外部风险倒灌。

在嘉宾讨论环节，各位专家围绕房宁研究员发言以及人大重阳《逆境崛起》研究报告中关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的思考也分享了各自的观点。

《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修远基金会理事长杨平认为：第一，中国发展战略的外部环境较为险峻，尤其是未来十年2035年之前这种险峻的国际环境下，中国需要在这期间完成从中低端到中高端的产业升级，完成进入现代化高收入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长周期一般是以三十年为一个单位，当前我们正面临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尖锐化的不利国际形势；第二，辩证看待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不平衡、不充分。在世界各个国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无法平衡地发展，或多或少都存在沿海地区发展以及内陆地区不发展，这是一种所谓相生相克的关系，我们需要进一步客观认识和重视东西部以及瑷珲—腾冲线的发展，必须有外部市场空间和资源空间，并持之以恒地投资西部，发挥出其可发展潜力，从而构建“一带一路”新格局。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程亚文认为，第一，我国全球化的成功与内部政治制度的建设与外部产业资本在全球投资的带动有很大的关系，内部政治制度的建设保证中国在加入全球化后免遭全球化这一外部力量所吞噬，并充分利用了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第二，正视经济发展迅速所带来的不平衡困难。这种不平衡是在世界全球层面，每个国家层面都需要重新构建中心边缘的结构；第三，新的思路在于内部实行双循环，外部思考全球化战略。仍然要依靠国内为主的循环，积极总结国际经验。理解全球化逻辑及全球化所带来的风险，能否按照国内发展的思路重新规划及谋划，才是最重要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平在发言中肯定了《逆境崛起》报告的主要观点及分析维度。他认为，还可补充第四个“唯一”，即中国是唯一一个要通过社会主义来成为全球性大国的国家，以及在与西方发达国家比拼时还可补充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势头等几个角度。第二，补充“话语风险”这第八大风险，从内、外两个角度进行阐述，内部风险是指我们坚持用社会主义方式寻求发展，但却同时面临新的情况，因此真正要解决的是社会公正与公平，共同富裕的问题；外部环境的险峻包括对中国的污名化，由此污名否定也将成为另一风险。第三，今天的中国需要正确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第四，看待今天和今后的发展，需要看非线性的发展或变迁，在增长中有曲折，曲折有中拐点，拐点中有可能；同时也要承认阶段，包括新阶段，但不是阶段论的路径。我国已进入“三新”，即新阶段、新格局、新理念的阶段。

最后，房宁研究员总结表示，作为有责任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和国家、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要非常关心各方面的基本国情，真正做到“脚底板下做学问”，为构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的战略规划和政策措施提供更多的学术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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