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4年8月5日，四国合作智库研究报告发布暨国际研讨会上发布了《攻坚：新时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进程及2029、2035畅想》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房宁受邀出席本次会议并发表主题演讲。现将其发言实录整理发布如下：

当今世界风起云涌，正在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日渐白热化的美国大选到俄乌战争、加沙战争再到剑拔弩张的西太平洋的局势，年初也是在这个地方，在人大重阳第十届宏观形势论坛上，我提到了世界将进入一个颠簸的时代，看来此言不虚。

越是在变动不居的时代，人们越是要张望未来，对未来的形势做出有预见性的评估和判断。以至于提出正确的应对之道，这就显得十分的重要。早在2023年4月份，一年多前，美国著名的右翼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就制定了一份长达922页的研究报告“2025计划”，对未来的世界格局美国所面临的内外形势进行了全面评估，并提出了大量的详尽建议。

今天人大重阳研究院联合俄罗斯、加拿大、印度等国的智库学者推出《攻坚：新时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进程及2029、2035畅想》，这是一份颇有份量的智库报告，对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国面临的内外形势进行了全面的评估，并提出了应对之策。这份报告将经历未来十年国际风云变幻的检验，我们也将见证未来十年世界局势的变迁。

行百里路半九十，当前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正处于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阶段，既有机遇，更有挑战。从世界多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所获得的经验看，工业化、现代化的最后阶段是困难最多、风险最大的阶段，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工业化、现代化的高速发展时期，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初步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但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与各国所经历的情况一样，中国经济也逐渐转入了从高速发展向中低速发展的演变，甚至经历了近十年的经济下行期。

在这个期间加之国际形势、外部经济环境以及突发的大规模的传染病的影响，中国经济正面临着自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如何认识和评估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制定出保障中国现代化事业获得最终成功的一系列的理论、战略、策略和政策，这就是我们智库包括智库在内的社会各界的责无旁贷的历史的责任。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以及我国的学术界越来越多地提到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今天，我借此机会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2008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为主组成的一个多国政治发展比较研究课题组，在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以及欧美发达国家当中做了一个大规模的调研，也就是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发展、社会转型问题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中我们有一个重要发现——社会结构转型对现代化、工业化完成的重要意义。

如前所述，工业化、现代化一方面带来了发展，一方面也带来了问题、矛盾和风险。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历史进程看，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成功的实现了工业化，跻身于经济发达国家的行列，我们也称这些国家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但是也有不少国家在经历了一段发展之后出现了社会动荡，最终未能实现现代化，甚至倒退成为了所谓的“失败”国家。为什么在战后世界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些国家成功了，一些国家失败了？通过多国的调研我们发现了其中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的城市化率的问题。

我们发现凡城市化率达到65%以及以上的发展中国家，最终大多数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即使在这之后，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冲突与动荡，但也都经受住了考验，这方面比较典型的国家在亚洲的是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而另外一些国家，在城市化率低于65%以前就遭遇了社会的冲突与动荡，最终被中断或大大地滞缓了现代化的进程，有的处于长期的停滞状态。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国家在亚洲则是菲律宾和缅甸。这项发现，我们认为实际上与中等收入陷阱是暗合的。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从经济的视角观察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遭遇的瓶颈。而城市化率这个问题则是从社会转型、从政治学的视角去观察工业化、现代化遭遇的瓶颈问题。为什么城市化率会成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国家成功与失败倒退的一项带有重要的识别意义的相关因素呢？甚至成为一种外在的标志？我们认为高城市化率实际上体现了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所导致的新型社会结构的产生，以及在这种新型的社会结构之上的社会精英阶层的整合、以及社会保守意识的形成。所以，新的结构、精英阶层的整合和保守意识，我们称之为现代化转型的三项基本条件。

当前，中国正好处于实现现代化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时期，其中也必须面临着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就是城市化率的问题。根据我们的研究，按照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所描述的目标，其中就有一个城市化率的问题。我不知道诸位注意到没有，过去中共提出社会发展愿景时都讲“两个一百年”，一个一百年就是2021年，中共建党一百年；还有一个是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百年。但是在十九大上，又在这两个目标中间加了一个时间节点，就是重阳研究院的这份报告中提到的2035年。大家可能没太注意这个问题，但是作为研究者，作为行家，我们很快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当时中国的城市化率（同等国民待遇的城市化率）大概是每两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从中共十九大到2035年，如果GDP年均增长率达到5%以上，到2035年中国同等待遇的城市化率正好可以达到65%。

谈到中国的城市化率必须要注意到一个特殊情况，那就是中国的户籍制度。中国的户籍制度把中国居民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城市居民，一部分是居住在农村的农民，实行不同等的国民待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这种情况不断得到改变，目前中国的城市常住人口已经超过了65%。但是，如果按照户籍计算，也就是按照同等国民待遇计算尚未达到60%，至少还差六、七个百分点。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行的大背景下，城市化率的迟缓将构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的风险，也就是对在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过程中形成的城市白领和农民工这两大新兴社会群体造成压力、造成冲击、造成威胁。而中国的城市白领和农民工是我们这个社会当中最为脆弱、问题最多的两大群体。所以，未来十年，像研究报告当中提到的，如果再加一个2029、2035，那是中国成功地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而这个关键的关键就是同等国民待遇的城市化率的问题。希望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加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希望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能够顺利、能够成功，也希望人大重阳在内的中国的智库为我们的工业化、现代化事业做出更多的智力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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