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可能反令美国陷入困境。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所长亚当·S·波森（Adam S. Posen）在《外交事务》发文 ，强调中国在关键产品供应上的主导地位使其在中美贸易冲突中拥有升级优势，警告美国贸然挑衅中国，极可能引发经济滞胀、投资下滑与国际信任危机。人大重阳第31期“速读美国顶级期刊”栏目（点击查看往期内容 ）特编译该文，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研究参考。（全文约3000字，预计阅读时间8分钟）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曾在2018年发推称：“当一个国家（美国）在与几乎所有贸易伙伴的交易中都损失数十亿美元时，贸易战是好事，而且很容易赢。”四月的第二周，特朗普政府对从中国进口的美国商品加征超过100%的关税，点燃了一场更为危险的新贸易战。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对此作出类似辩解：“我认为中国升级对美国的反制措施是个大错误，因为他们握在手里的只是“一对儿二”（a pair of two，意指中国在这场博弈中“牌面”很弱，只是一对最小的对子）。他们提高关税对我们又能造成多大损失？我们对中国的出口只有他们对我们的五分之一，中国打的是一手必败的牌。”

简而言之，特朗普政府认为自己在对华贸易冲突中拥有“升级优势” 。用兰德公司一份报告里所描述的话来说，“升级优势”指的是“冲突一方具备将对抗升级的能力，使得对手承担更大损失，而对手无法对等还击。”如果美国政府的逻辑成立，那么无论是中国、加拿大，还是其他对美贸易顺差国家，只要针对美国征关税行为进行报复，最终都只是在打一手输定的牌。

然而，这一逻辑是错误的：在这场贸易战中，真正拥有升级优势的是中国。美国从中国进口大量关键商品，这些商品在短期内无法替代，若转向本土生产则成本高昂到近乎不可承受。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也许是一个合理的战略目标，但如果在尚未实现这一目标之前就贸然挑起冲突，其结果几乎必然是以高昂代价走向失败。换用贝森特的话来说：真正把全部赌注押在输局上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

亮出底牌

美国政府的论断至少在两方面站不住脚。首先，贸易战对双方都会造成损害，因为双方都会失去各自经济所需、人民和企业愿意为之付费的产品和服务。贸易战如同真正的战争，本质是破坏行为，也会殃及发动者自身：如果防守方不相信自己具备反击能力、不能有效反制对手，它就会选择投降。

贝森特用扑克类比的说法具有误导性，因为扑克是一种零和博弈：你赢就意味着我输，我赢也必须你输。而贸易实则是正和博弈：在大多数情况下，你的收益提高，对我方也有利，反之亦然。在扑克里，只有赢了才能拿回你押上的筹码；而在贸易中，你的投入会立刻以购买到的商品和服务的形式回馈回来。

特朗普政府认为，一个国家进口得越多，在贸易战中所受牵连就越小——美国与中国存在贸易逆差，美国进口的中国产品和服务远多于向中国出口的美国产品和服务，因此美国的脆弱性较小。这种看法并非观点之争，而是客观事实错误。限制贸易往来会削减一个国家的实际收入和购买力：国家之所以出口，是为了赚取收入，用以购买自己缺乏或本地生产成本过高的商品。

此外，即便（如特朗普政府所执着的那样）仅从双边贸易平衡的角度来看，美国在对华贸易战中也并不占优。2024年，美国对中国的商品与服务出口为1992亿美元，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和服务价值达4625亿美元，逆差为2633亿美元。如果说贸易平衡能够预示谁会在贸易战中“取胜”，那么胜算应在顺差一方，而非逆差一方。顺差国中国所放弃的是销售额，也就是金钱；而逆差国美国所放弃的则是自身无法有效或根本无法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货币具有可替代性：一旦收入下降，可以削减支出、寻找其他市场、在全国范围内分摊损失，或动用储蓄（例如通过财政刺激）。中国与大多数贸易顺差国家一样，储蓄超过投资，从某种意义上说储蓄“过剩”，所以调整起来相对容易。中国不会面临关键物资或服务短缺，而且可以通过增加国内消费或出口至其他国家，替代部分原本对美出口的份额。

而像美国这样的贸易逆差国，则是支出多于储蓄。在贸易战中，这类国家将不得不放弃或减少对关键产品的供应（因为关税导致其成本上升），而这些产品不像货币那样可以轻易替代或调剂。因此，冲击往往集中在某些特定产业、地区或家庭，甚至涉及短期内无法替代的必需品。同时，逆差国也依赖资本进口——这使得美国更容易受到关于其政府可信度和营商环境吸引力变化的影响。当特朗普政府武断地决定对制造业供应链加征巨额关税，并制造高度不确定性时，所面临的结果将是其他国家削减对美投资，以及联邦债务利率上升。

关于逆差与主导权

简而言之，如果特朗普政府维持对华目前高达100%以上的关税水平，就会构成一场大规模的对华贸易战，而美国经济将遭受巨大冲击。事实上，美国经济所受损害将超过中国，并且，如果美方进一步升级关税措施，损失只会更加严重。特朗普政府也许认为自己在以强硬的态度示人，但实质上却是将美国经济暴露在中国反制的风险之下。

美国将面临关键投入品短缺——从大多数药品的基本原料，到汽车和家电中使用的廉价半导体，再到用于工业过程（包括武器制造）的关键矿产。一旦像特朗普声称的那样大幅削减，甚至完全中断中国进口，所引发的供应冲击将带来滞胀。这一宏观经济噩梦曾在20世纪70年代和新冠疫情期间上演，彼时经济萎缩与通胀上升并行发生。在这样的局面下（这种局面可能比很多人预想中来得更快），美联储和财政政策制定者将面临左右皆输的选项，除了进一步推高通胀之外，几乎没有办法避免失业率上升。

在真正的战争里，当你担心可能被入侵，且在还未完成武装前，就挑衅对手，无异于自杀，而这正是特朗普发起这场经济攻势所带来的风险。考虑到美国经济在许多关键商品上完全依赖中国（包括药品储备、廉价芯片和重要矿产），在未确保替代供应商或本国足够产能之前就切断贸易，是极为鲁莽的行为。这波反向操作的结果恰恰是促成了政府原本想要避免的那类损害。

尽管特朗普和贝森特言行反复，不免让人怀疑这一切或许只是谈判策略的一部分；但即便从这一角度看，这样的策略仍然弊大于利。正如我去年10月在《外交事务》所警告的那样，特朗普经济战略的根本问题在于，它为了展现威慑力，必须作出足够自残的威胁，而这反过来会导致市场和民众对未来充满不确定预期。无论是美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都会因此减少对美国经济的投资，也不再信任美国政府有能力，或有意愿履行任何协议，从而使得谈判解决或者缓和冲突变得愈发困难。

其最终结果将是：美国的生产能力不增反减，而这只会加强中国和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正走上一次经济版的“越南战争”，这是一场出于选择而非必要的战争，最终将陷入泥潭，不仅在国内动摇人们对美国政府公信力与能力的信任，也在国际社会引发同样的质疑。而我们都知道，那场战争的结局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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