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美国哈佛大学迈克尔·塞尔尼（Michael Cerny）与普林斯顿大学罗里·特鲁克斯（Rory Truex）近日就美国外交政策专业人士对中国的态度进行了一项深入调查。他们的研究揭示，美国外交政策界在对中国政策信念上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且出现了“集体思维”与“鹰派膨胀”现象。人大重阳第20期“速读美国顶级期刊”栏目（点击查看往期内容）特编译该文核心内容，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研究参考。

2023年春，美国国会成立了“中美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CNN的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将第一次听证会比作麦卡锡时代，他评论道：“观看周二的新特别委员会听证会，就像被带回了1950年代。”他对广泛的对华共识表示担忧，认为这已经变成了“集体思维”（groupthink）的经典例子，并警告可能会引导美国走向“几十年的军备竞赛、危机，甚至战争”。扎卡里亚并非唯一持此观点的人，许多政治学家也对这一对华共识可能带来的危险发出警告。 

尽管这一共识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至关重要，但其性质和影响却仍不清晰。美国外交政策界是否必须在对中国的观点上保持一致？相关领域中的个人如何看待群体内的意见一致程度？当前的政策讨论更像是“集体思维”，还是健康的辩论，还是其他形式？这对政策制定有何更广泛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在压力下：美国外交政策专业人士对中国的态度》（Under Pressure: Attitudes Towards China Amo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ofessionals）——利用新的调查数据和半结构化访谈回答了这些问题。“外交政策专业人士对中国态度调查”（ The Foreign Policy Professionals - China Attitudes Survey, FFP-CAS）于2023年对495名专业人士（主要是智库员工）进行了调查，探讨他们对中国和美国对华政策的态度。调查中，一半受访者被要求向研究人员提供姓名，另一半则保持匿名，以观察在不同匿名程度下的观点差异。此外，我们在2023年8月至2024年7月期间进行了55次半结构化访谈，探讨参与者对中美关系的看法、职业经历以及对华盛顿政策话语的看法。在调查和访谈中，我们试图从政治光谱的各个部分收集多样化的观点。我们的研究得出了三个核心结果。

首先，美国外交政策界在对中国政策信念上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任何现有的“共识”可能仅限于将中国作为竞争国这一核心框架，但在具体竞争政策的选择上，外交政策精英持有多样化的观点。一般来说，倾向于共和党、白人、男性或具有军事背景的外交政策专业人士更倾向于对中国采取对抗态度。然而事实上，两党的对中国的态度有显著重叠，而各党派内部却有相当大的差异。简单地将某人归类为“强硬派”或“温和派”并不容易，因为许多看起来“鹰派”的人可能支持“鸽派”的政策立场，反之亦然。我们发现，外交这个领域上的观点总体上相当灵活，在不同议题上有着来自不同意识形态光谱位点的非传统盟友。正如我们的一位受访者所说，“在诊断上存在共识，但在处方上却不存在共识。”  

其次，我们的数据表明，外交政策界的许多人感受到来自社会和专业领域的压力，要求他们对中国采取更具对抗性的立场。在调查的最后，受访者被问及自己或同事是否“曾经感受到社会压力，要求他们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发表特定观点”。约21.8%的受访者（108人）回答“是”，71.3%（353人）回答“否”，其余6.87%的受访者（34人）拒绝回答。我们的开放式回答和访谈表明，这种压力更多地被那些持较温和的对华态度的个体感受到，尤其是那些仍希望在政府任职并在政治体制内工作的个人。 

在外交政策界，来自传统上被权力边缘化的群体的人，尤其是女性、年轻或少数族裔背景的专业人士，对职业压力的担忧显得尤为迫切。接受采访的亚裔或华裔美国人指出，他们面临了一种独特压力，要反复确认对美国的忠诚度，许多人感到他们对中国的专业知识被低估或被视为不利因素。 

第三，上述的综合结果是产生一种偏向鹰派对华政策处方的话语环境。总体而言，匿名程度并不影响受访者是否显示出更具对抗性的对华态度。然而，对感受到“压力”这一组受访者的子群体的分析表明，这些人在被迫公开姓名时，确实表现出更强硬的对华态度。访谈也支持这一发现，许多（但并非所有）受访者指出，他们在公开和私下场合表达对华态度的方式存在差异。尽管直接审查和自我审查确实存在，我们的研究对象更常表现出一种称为“话语镜像”（“discourse mirroring”）的倾向，即工具性地使用威胁性的主流语言来使自己的观点和建议更具说服力。这种现象导致了受访者所说的“鹰派膨胀”（“hawkflation”）现象，让个人看起来比实际上更鹰派、更有对抗性，尤其是对于那些不了解他们的人而言。 

我们的研究结果使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专业人士间已经形成总体对华“共识”这一概念变得更加复杂。我们的大多数调查对象都对华持负面看法，然而，这些专业人士如何在政策层面评估对中国的担忧是更加多样化的。在我们的定量和定性数据中，我们观察到了广泛的应对方法偏好，涵盖外交、竞争、对抗。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人们对“共识”或“集体思维”的担忧不应被忽视。导致这些现象的一些典型因素（例如，顺从的压力感、一定程度的自我审查和自我保护的需要）确实存在。我们的研究结果还表明，当前的“思想市场”存在较为严重扭曲，美国外交政策圈的中国话语对某些个人和某些问题领域来说是不健康的，甚至是有害的。对于那些不属于外交政策圈主流叙事和文化规范的人来说，这种情况似乎尤其严重，例如女性、种族和少数民族以及年轻的专业人士。虽然我们没有观察到普遍存在“偏好伪装”（preference falsification）的证据，但有些人似乎确实采取了各种自我表现策略，这可能会让他们看起来比实际更鹰派、更具对抗性。

综合起来，这种动态可能会在外交政策界产生一定程度的“人众无知”现象（pluralistic ignorance）：人们高估共识的水平，夸大威胁的程度，导致外交政策界人士高估了人们对更具对抗性的政策立场的支持程度。这或许也是为什么许多人（包括我们的一些受访者）认为在中国问题上存在“集体思维”，尽管现实中其实存在着广泛的观点分歧。作为研究人员，我们认为，在公共场合，有很多观点都没有被准确地提供或描绘出来。辩论的一方声音被放大，而更温和的观点被忽视了。 

在个人层面，我们听取了外交政策专业人士中的多种观点，包括一些与我们意见相左或通常不会在社会和职业环境中互动的人的想法，从中受益匪浅。完成这一项目后，我们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变得更复杂、更细致。我们希望引用欧文·贾尼斯（Irving Janis）提出的改善外交政策决策的核心处方：应当鼓励小组成员提出质疑，质疑他们自己的假设，而不仅仅是那些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严谨的学术辩论对于制定出好的外交政策至关重要，我们希望这篇文章能激励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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