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自去年起，“去风险化”“脱钩”等一系列冠冕堂皇遏制中国的说辞，被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高级官员频频提起。而今，“去风险”已然被美西方国家视为让本国经济摆脱“中国控制”的最佳途径，甚至已成为了欧盟国家的一致路径。然而，意大利国际事务研究所最近的一篇文章却系统描述了欧洲在“与中国关系脱钩”方面遇到的两难处境，美国学术期刊《经济学人》网站也发表了学者Chris Miller的一篇评论文章，他认为，西方对华“去风险”注定失败。人大重阳“区域国别动态”栏目第34期现编译相关文章发布如下。以下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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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摆脱中国风险：

死路一条？

发布时间：2024年7月30日

发布机构：意大利国际事务研究所（IAI）

作者：Nicola Casarini

原文链接：

https://www.iai.it/en/pubblicazioni/europes-de-risking-china-dead-arrival

在西方与亚洲巨人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与中国关系脱钩”已成为欧洲政策圈的热门词汇。当美国决策者和专家继续关注与中国关系脱钩的必要性时，“去风险化”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已在欧盟形成，以避免脱钩辩论，并找到跨大西洋的共同点。虽然欧盟成员国在不同程度上减少了对中国的关键依赖，但它们的努力遭到了一些渴望加强与中国政府关系的大公司、地方政府和民间团体的抵制。最近，一些欧盟国家政府一直在推动与中国的产业合作，为中国在其领土上的投资敞开大门，以促进电动汽车和绿色技术的生产。虽然这种合作形式有利于提高欧洲的工业能力和竞争力，但却有可能增加对中国政府的依赖程度，破坏欧盟委员会正在实施的去风险战略，并加深与美国在如何应对亚洲巨人问题上的分歧。展望未来，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宫，有必要就欧盟的去风险战略及其未来前景展开彻底而坦诚的辩论。

美国和欧盟的去风险化辩论

在美国，支持与中国脱钩的呼声近来日益高涨，尤其是与唐纳德·特朗普关系密切的共和党成员。例如，特朗普政府2019年至2021年初前总统任期结束期间的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C. O'Brien）最近在《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呼吁美国与中国完全脱钩。同样，马特·波廷格（Matt Pottinger，2019年至2021年任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2017年至2019年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和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2017年至2024年任美国威斯康星州前众议员，众议院中国共产党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在今年4月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一篇文章中，主张美国的对华战略要比拜登政府的战略强硬得多。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宫，共和党保住国会多数席位，华盛顿可能会加快与中国脱钩的进程。

自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der Leyen）于2023年3月首次提出“去风险化”（de-risking）概念以来，该概念已成为欧盟的组织原则。上个月，欧洲中国问题智库网络（ETNC）——一个由来自欧洲主要智库的专家组成的网络——发布了年度报告，详细研究了如何在国家层面实施“去中国化”。此外，尽管几乎所有欧盟国家的政府都以某种形式降低了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但在这一过程中仍然存在困难和阻力。

意大利的案例很有启发性：梅洛尼政府成功地在关键领域降低了与中国的关系风险——这一进程始于马里奥·德拉吉领导的内阁（2021年2月至2022年9月），并随着乔治亚·梅洛尼联盟的上台而加速。然而，一些重要公司、地方政府和大学决定在敏感领域继续甚至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从而破坏了中央政府为降低与中国关系风险所做的努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梅洛尼内阁本身也在破坏“去风险化”战略，因为它寻求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加强与中国的工业合作，而在这些领域，亚洲巨头已经占据了领导地位，欧盟其他国家政府也采取了这一举措，从而危及了欧盟的“去风险化”战略。

“中国和欧洲制造”

去年12月意大利正式退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乔治亚·梅洛尼于7月底访问了中国，以重启双边关系。访问期间，双方就促进经济关系的三年行动计划达成一致，并签署了以电动汽车和绿色技术为重点的工业合作谅解备忘录。为准备梅洛尼的访问，意大利企业和意大利制造部部长阿道夫·乌尔索于7月初来到中国，会见了几家中国公司，包括奇瑞、江淮汽车和东风汽车。后者目前正在与梅洛尼内阁讨论在意大利建立一家工厂的计划，该工厂每年可生产超过10万辆混合动力车和电动车，利用意大利的汽车传统和地理位置服务于欧洲市场。根据东风公司和意大利工业部的声明，这项投资旨在解决意大利闲置的工业产能，并可能涉及复活目前由政府拥有的意大利老品牌。

意大利绝不是唯一一个寻求在关键技术方面加强与中国工业联系的国家。其他重要的欧洲汽车制造商，如德国和捷克共和国也与北京签署了工业合作谅解备忘录。2024年7月，斯洛伐克媒体报道称，中国汽车制造商上汽集团正将斯洛伐克和捷克作为其在欧盟建厂的潜在地点。2023年12月，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宣布，计划在匈牙利城市塞格德建立欧洲最大的电动汽车生产厂，年产量达20万辆。在加泰罗尼亚，当地政府与马德里中央政府合作，吸引了中国汽车制造商奇瑞的巨额投资，奇瑞去年4月与埃布罗-EV汽车公司签订了合资企业协议，计划到2029年生产15万辆汽车，投资额达5亿欧元。为了吸引奇瑞，西班牙政府提供了税收减免，并从欧盟基金中拿出17亿欧元作为奖励。法国经济部长布鲁诺·勒梅尔（Bruno Le Maire）公开游说中国政府进行类似的电动汽车投资，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部长也发出了类似呼吁。

因此，越来越多的欧盟国家政府似乎热衷于吸引中国的投资和技术在其境内生产。目标是生产电动汽车和公共汽车，以及太阳能电池板和海上风电场，这些产品可被定义为“中国和欧洲制造”，即采用中国的技术和诀窍，加上欧洲的零部件和熟练劳动力，从而符合欧洲规则。在汽车领域，意大利/法国汽车生产商Stellantis就是一个典范，该公司正与中国电池生产商CATL和其他中国企业合作，在欧洲生产电动汽车和电池。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投资有望从欧盟获得税收优惠和有利的监管环境，包括支持绿色技术研发的货币激励措施——这是有效抵消欧盟最近宣布的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的关税并促进欧盟“绿色交易”的一种方式。

2024年7月4日，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进口征收高达37.6%的关税。欧盟的关税远低于美国，其背后的公开计划是推动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投资和生产——此举有可能造成跨大西洋盟国之间在如何应对中国政府问题上的分歧。

需要进行坦诚的欧洲-大西洋辩论

美国总统乔·拜登宣称，他认为中国的工业政策和技术进步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则强调，要在2035年前实现高科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牺牲短期繁荣以实现技术主权和产业升级。

5月，美国对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的关税翻了两番：从25%提高到100%。拜登政府认为，这些高关税是必要的，以避免中国政府对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和其他产品等关键技术建立压倒性控制。美国政府认为，高关税有助于减缓中国开发某些具有军事潜力的军民两用技术，如可用于柴电潜艇和空中无人机军事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美国坚决希望降低中国率先在电池技术领域取得技术突破的可能性，因为这些技术可能会改变军事游戏规则——特朗普2.0政府可能会坚持这一立场，甚至会加强这一立场，因为预计特朗普2.0政府还将采取更加激进的与中国脱钩的做法。

去年，欧盟制定了“去风险化”方针，以避免脱钩辩论，并寻求与美国的共同点。然而，欧盟各成员国最近对与中国合作开发具有军事潜力的关键技术以及推进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合作表现出的兴趣，可能会破坏欧盟委员会大肆吹嘘的去风险战略，并加深在这一问题上与美国的分歧。展望未来，随着乌苏拉·冯德莱恩连任欧盟委员会主席，欧盟内部以及跨大西洋盟国之间就欧洲去风险战略的未来进行全面而坦诚的讨论的时机已经成熟，同时也考虑到唐纳德·特朗普可能重新掌权。

在实践中，欧盟委员会可以采取多项举措来应对这一局面。首先，欧盟委员会应收集中国在欧盟成员国电动汽车和绿色技术领域投资的确切信息（包括已宣布的投资和筹备中的投资），以便清楚地了解中欧在关键技术领域的新型工业合作关系。在此数据的基础上，欧盟应评估此类工业合作对欧洲·大西洋联盟的潜在安全和军事影响，必要时可与北约就这一问题进行合作。此外，欧盟可以推动与美国就此问题进行磋商，让现任拜登政府的官员以及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团队的工作人员参与其中。最终，欧盟应保持开放的态度，重新考虑其去风险战略的一些主要原则，并在必要时提出一个新的术语，以应对欧盟大量成员国倾向于在关键技术上促进（而非切断）与中国的产业联系这一趋势。与其让欧盟的去风险战略逐渐消亡，不如最终缩小其规模。

02

克里斯·米勒：西方对华去风险战略将失败这位经济史学家认为中国在冲突中还有很多牌可打 发布时间：2024年8月4日发布机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作者：Chris Miller

原文链接：https://www.economist.com/briefing/2024/08/01/chinese-firms-are-growing-rapidly-in-the-global-south

在与中国关系高度紧张、对抗代价高昂的情况下，西方领导人采用了一个流行词来描述他们的战略：“去风险"。这包括继续对中国实施技术和投资限制，但同时举行高级别峰会，呼吁保持贸易畅通。其目的是限制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升级风险。这不太可能奏效。

西方从强硬的 “脱钩”言论转向去风险化和“经济安全”，原因有二。首先，日本和美国的鹰派需要更柔和的语言来挽留摇摆不定的欧洲盟友，他们称中国为 “系统性对手”，但更希望其他国家为遏制中国付出代价。降低风险听起来既安全又低成本。其次，乔·拜登总统的政府希望，美国多年来遏制中国的努力所施加的压力已使中国政府变得更加虚弱。随着中国经济的摇摆不定，拜登先生希望中国会失去一些经济冲突的欲望。

低成本的“去风险化”之所以会失败，有三个原因。首先，中国政府相信它能克服西方的技术限制。其次，外国跨国公司已经在采取代价高昂的措施，将生产从中国转移出去。第三，中国政府正在推行自己的议程，以减少对西方制造技术的依赖，同时继续努力使西方更加依赖中国产品，从低端芯片到电动汽车。这将引发新一轮的技术和贸易紧张局势。

首先，中国有信心克服限制。诚然，中国现在面临着一个旨在遏制其技术和军事进步的有组织联盟。在技术方面，中国政府已被先进的半导体技术拒之门外，流入中国的风险资本也已崩溃。在军事方面，日本的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翻了一番，并购买了可深入中国的导弹；AUKUS——美国和英国将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的协定——将这三个国家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菲律宾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正在向美国提供新的军事准入。

现在，这一遏制联盟已大体成形，西方领导人希望通过会谈来稳定经济关系，限制中国的报复行为。4月，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在一次高调演讲中直言不讳地解释说，她认为中国的 “长期增长率似乎有可能下降”，因此现在正是会谈的大好时机。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呼吁西方 “去风险而非去耦合”，而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James Cleverly）则强调了 “积极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同时避免关键供应链中的依赖关系 ”的重要性。甚至一些鹰派的前特朗普政府官员也谈到要 “用手术刀而不是大锤 ”来重塑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西方希望将与高科技产品相关的安全问题与玩具和纺织品贸易等更广泛的经济关系隔离开来。然而，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去风险化是一种战略，既能减缓中国的技术进步，又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西方国家因贸易中断而付出的代价。中国的《环球时报》解释说，去风险化只是 “变相的脱钩”。中国认为自己可以通过超越西方的创新来应对。

去风险化的第二个问题是，西方企业并没有听信政客的花言巧语，而是采取代价高昂的措施来调整与中国的关系。外商对华投资下滑，部分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也是因为从惠普到苹果等公司正在将科技和电子产品生产转移到东南亚、印度和墨西哥。企业并不想搞政治，它们只是在应对新的监管现实。许多公司已经得出结论，他们必须运营独立的技术堆栈：一个用于中国，另一个用于世界其他地区。一些企业正在将中国制造业务从世界其他地区的供应链中剥离出来。企业决策正在推动比“去风险”所暗示的更广泛的分叉。狭隘的去风险化行不通的第三个原因是，它忽视了中国自身的战略：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在努力减少对西方制成品的依赖。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的Brad Setser指出，中国的制成品贸易顺差不断攀升。中国正成功地将这一战略应用于绿色能源，希望同时减少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并使世界其他国家依赖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供应链。中国对欧洲电动汽车出口的激增是这一努力的最新阶段。与此同时，在科技领域，中国正在补贴建设大规模的低端芯片生产能力，并将以折扣价出售，以威胁西方芯片制造商的市场份额。中国希望这些芯片能集成到各种制成品中，从而形成对中国零部件的新依赖，抵消中国自身对进口高端技术的依赖。西方领导人将不可避免地以新的限制措施作为回应，这使得将经济关系与不断恶化的政治关系隔离开来变得更加困难。西方在加强控制的同时进行谈判的策略并非不合理，但如果对此寄予厚望，那就太天真了。权力斗争——无论是外交斗争还是经济斗争——只有一方让步才能解决。中国相信，随着对抗的影响波及贸易关系，它还有很多牌可以打。遏制中国的代价不会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