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美国亚洲协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韩国前外交部长康京和到访中国人民大学并在人大重阳区域国别论坛之“全球名家”第三场发表主题演讲。在对话研讨及现场互动环节，康京和提问现场的年轻听众，你们希望中国在未来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在全球的地位如何？希望中国在世界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人大学生的回答获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现将研讨及现场互动实录发布如下：（全文约9000字，预计阅读时间20分钟）

王文：非常感谢康京和教授的精彩演讲（点击蓝色字体可查看演讲全文）。我们刚刚聆听了康京和教授极具洞见的分享，她深入阐述了当前世界的发展态势，包括性别不平等问题的最新进展、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努力，以及公共卫生方面取得的成果，这些内容意义深远。我由衷希望特朗普总统也能听到您的演讲，相信这会带来积极影响。

接下来，有请几位杰出的教授上台，他们分别是：刘卿教授，丁一凡教授，魏德东教授，王义桅教授。

今天到场的四位教授极具代表性。刘卿教授不仅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同时作为外交部下属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主要负责人，也拥有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丁一凡教授曾长期任职于国务院，为多位国务院总理提供政策支持，在全球治理领域造诣深厚，于网络平台上深受年轻群体的喜爱与关注。魏德东教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工作多年，该校毗邻亚洲协会，魏德东教授在文化研究，尤其是宗教研究方向成果斐然、声誉卓著。王义桅教授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极为活跃，为学界所熟知，且曾赴韩国访学深造。四位教授的学术背景与专业领域各有建树。

现在进入互动环节，请每位教授用约3分钟时间，对康京和博士的演讲进行点评。首先有请丁一凡教授。

丁一凡：感谢王文教授的邀请。非常荣幸聆听康京和教授的演讲，尤其是关于联合国机构的内容令人印象深刻。康教授曾在联合国机构长期任职，并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对联合国机构的运作有着独到见解。她在演讲中指出，当前联合国机构的运行状况不容乐观，并将这一问题与气候变化等议题相结合进行探讨。

在此，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新一届美国政府再次决定退出《巴黎协议》，这已是美国政府多次退出联合国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协议，此前布什政府时期就已退出《京都议定书》。美国作为全球排放大国，尽管当前排放量略低于中国，但在历史累计排放中占据重要份额。若美国持续拒绝履行减排目标，这将对联合国相关公约的落实产生重大影响。在主要发起国缺乏合作意愿的情况下，联合国制定的这些应对气候变化公约该如何确保有效实施？美国的这一行为又会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多大冲击？

王文：实际上，美国已是第三次退出气候协定，前两次分别是退出《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接下来有请刘卿院长发表见解。

刘卿：衷心感谢康京和博士带来的精彩演讲。通过她的演讲，我对多边主义的认知得到深化，包括其面临的挑战与应对之策。我认为演讲内容可归纳为三个核心部分：

第一，康京和博士展现出对人类未来的深刻思考。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女性领导者，她聚焦气候变化、性别平等、公共卫生危机这三大关乎人类命运的重要议题，其对人类未来发展的思索发人深省，直击心灵。

第二，她强调多边主义并非遥不可及的愿景，而是需要付诸实践的行动纲领。在展望未来的同时，她着重呼吁国际社会以实际行动践行多边主义理念，并指出当前联合国作为战后最具权威性的多边机制，存在功能失调、影响力下降等问题，号召各方携手推动多边机制的振兴与发展。

第三，康京和博士凭借曾任韩国外交部长的经历，积极推动韩国在多边机制中发挥独特作用。尤其令人感到振奋的是，她倡导中、日、韩三国加强合作，指出三边合作机制虽属小多边范畴，但可作为全球多边合作框架的重要补充，助力多边主义发展。

对此，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在应对全球挑战的进程中，中、日、韩三国以及东盟等亚洲国家，如何基于亚洲独特的历史文化与价值体系，特别是“和合文化”，在推动多边主义发展与振兴多边机制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毕竟康教授所在机构为Asia Society，相信对此会有更深入的见解。

王文：这个问题极具价值，为我带来诸多思考与启发。几天前，美国前驻俄罗斯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于本会场参与研讨时，我曾提及：“当前中美关系似乎陷入被关税问题主导的局面。”事实上，关税在中美关系中所占比重极小，仅约为0.2%，但如今关税议题却成为中美双方关注焦点。相较之下，康京和博士的演讲着眼于人类大义，深入探讨气候变化、性别平等等重要议题。我不禁设想，若联合国由康京和博士这样的领导者掌舵，国际社会或许便能摆脱被关税这类局部问题所束缚的困境。刘卿院长的发言同样意义重大，其引导我们深入思考人类社会真正应当关注的核心问题。接下来，有请在宗教学领域造诣深厚的魏德东教授发表见解。

魏德东：感谢王文教授的邀请，也衷心感谢康教授带来的精彩演讲。作为国际关系与宗教学领域的研究者，能聆听此次演讲深感荣幸。我曾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部门长期任职，期间，一位同事提及亚洲协会将围绕佛教研究举办系列研讨会，这也是亚洲协会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在佛教研究领域占据重要地位，我也曾参与相关研究项目。此外，我这位同事上世纪80年代曾于杭州学习中文，当时我所在研究中心还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万美元的资金支持。这些经历与我们今日探讨的主题存在内在关联，在此与各位分享。

王义桅：康京和博士的中文名字颇具深意，“康”寓意健康，“和”象征和谐与和平，而“京”字内涵丰富。回顾联合国秘书长人选，如果没有潘基文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我认为应当考虑推选一位女性担任这一重要职务，康京和女士便是极为合适的人选。

关于康教授的演讲内容，我有以下几点思考与疑问：

其一，多边主义在文化、政治等领域将发挥何种作用，产生怎样的影响？

其二，诚如康教授所言，当前的多边主义实践，包括联合国的运作，尚未充分展现多边主义的理想状态。新冠疫情期间，240多个国家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抗疫项目，然而，国际社会仍面临多种理念冲突与实践困境。以中国为例，五星红旗上五颗星紧密围绕最大的那颗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领导地位以及美国所提倡的这样一种多边主义所面临的挑战呢？

其三，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当下，中美在诸多领域竞争激烈，与此同时，部分国家和地区仍存在电力供应不足的问题，这些地区的民众难以充分参与多边合作进程。此外，在人工智能普及的当下，其实在社会层面已经出现分化，如性别问题，各种不平等问题。对此，康教授有何见解？

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国家和群体对多边主义的理解存在差异。中国始终秉持自身的多边主义理念，美国亦有“不在餐桌旁就在餐桌上”的外交策略。面对多元的多边主义认知与国际合作模式，我们应如何化解分歧、凝聚共识？中国在借鉴美国政治制度经验的同时，始终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您觉得在国际社会上，如何才能在联合国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更好的，让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代表性呢？

康京和：在人工智能发展领域，联合国已出台相关法律及条约，旨在通过各类协议推动各国合作，特别是中美两国在AI治理层面的协作。值得关注的是，全球数字差异问题日益凸显，在信息技术与互联网深度融入各国日常生活的当下，不同国家间的数字不平等现象仍较为突出。目前，针对数字差异的资金投入尚未取得理想成效，其根源在于相关工作多从基础设施层面起步。

首先，在基础设施层面，联合国在提升技术可及性方面仍有不足。除现有举措外，更需关注缺乏技术接触路径的国家，助力其提升技术获取能力。

其次，联合国的领导问题值得探讨。作为拥有193个主权国家成员（最新成员为南苏丹，部分南太平洋地区国家尚未加入）的全球性政府间组织，联合国大会赋予各成员国平等投票权已属不易。然而，安理会的权力结构存在根本性民主缺陷：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5个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决策机制与权力分配仍待完善。尽管安理会在全球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实质性贡献有待提升，但联大及世界粮食计划署（WFP）、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等专门机构仍在各自领域积极履职。可以说，联合国体系的存在具有不可替代性。

关于领导力的问题，当某一国家对特定议题（如推动协议制定）有强烈诉求时，往往会争取主导权。无论是不丹这样的小国通过倡导“幸福指数”议题发挥影响力，还是中美等大国在重大决议中积极作为，权力分布的不均衡均要求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充分资源与空间，以保障其话语权。理想的治理模式应基于主权平等原则，而联合国秘书长及其秘书处的角色亦至关重要——秘书处通过设定议题优先级、传达信息等方式影响决议推进，秘书长则通过统筹协调发挥领导力。

在AI治理领域，我们仍有时间把握机遇。尽管人工智能发展迅猛，人类尚未完全掌握成熟的管理智慧，但全球已在探索治理路径。这一挑战不仅限于AI领域，基因编辑技术及其他高科技领域同样面临类似问题。国际社会必须积极尝试构建治理框架——这需要全球领导力的引领，各国政府与联合国等政府间组织均需全力以赴。

此外，感谢各位对亚洲协会的支持。作为成立于1956年、总部位于纽约的非营利组织，亚洲协会由商界领袖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创立，至今已有70年历史。协会初期未在韩国设立中心，但我们不断地在全球设立中心，如在东南亚，我们想要做的就是让世界避免世界重蹈“冷战”或战争覆辙。美国作为全球最具有影响力的大国，我们需要让它能够更加好地理解亚洲，这就是亚洲协会的使命，我们想要通过教育项目、文化交流与政策研究，增进美国人民对于亚洲文化和社会的了解。政策研究是协会核心工作之一，聚焦中美等大国关系的协调与管理。目前，协会下设中国研究中心，致力于推动基于事实的中国研究，向全球客观呈现中国发展动态，这对各国决策者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我还要表达我对潘基文前联合国秘书长的支持。在担任韩国外长期间，我与潘基文合作过许多次。在他担任秘书长期间，我支持了他的竞选，并申请了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人权相关职位，最终获得了职位。在纽约工作时，我更接近潘基文，见证了联合国在多个领域推动的进步。潘基文在任期间，以持续沟通与鼓励的方式推动各国参与国际议题（如气候变化），展现了卓越的领导力。我期待未来有韩国籍领导人任职联合国。

当前，在联合国及全球格局中，各地区正交替扮演中心角色，从欧洲到美洲，如今轮到亚洲。同时，性别问题不容忽视，众多女性候选人正积极竞选。明年，安理会与联大将决定下一届领导人，其中不乏女性。我坚信，我们的一切行动都应以人为本，基于人类尊严理念，无论是性别平等还是其他权利平等。若能将协同努力建立在对人类社会的尊重之上，我们将在多边主义框架下走得更远。

在亚洲合作方面，东南亚的东盟是一个坚实的合作典范。东盟成员国曾面临种族、贸易等诸多严峻问题，但经过多年努力，他们摒弃敌意，共同解决问题，实现目标。从最初的5个成员国发展到如今的10个，未来还可能增加新成员。东北亚国家应向东盟学习，东盟已实现大目标，中、韩、日三国分别与东盟国家会面，但三国之间的直接对话机制却未建立，多在东盟活动中进行“东盟+三国”会议。在吉隆坡当时我也是听到有很多的领导人曾有意推进三国直接对话机制，但推进之路困难重重，近年来三边合作未能有效推进，原因众多。我期待中国能抓住机会，加强三国合作，甚至将其体制化、体系化，建立三边合作秘书处，但这还不够，我们需要让三国更好地合作。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行为令人失望，此前美国政府常宣称领导世界并作出诸多承诺，此举无疑打破了国际社会的期待。不过，当前全球绿色转型进程仍在持续，美国联邦政府、其他国家政府以及企业都在积极推进气候变化应对工作，多数国家希望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在此背景下，中国的领导能力对全球格局发展至关重要，特别是在美国国际领导力缺位的情况下，中国的作用更加凸显。

王文：感谢您的耐心解答，相信观众仍有更多疑问。

《环球时报》记者：我有两个问题：5月20日，美国政府宣布限制哈佛大学招收留学生及交换生项目，且有报告显示美国收紧留学生签证，您如何看待中美民间交流面临的挑战？中国外长王毅指出美国试图通过单边霸凌手段遏制中国制造业发展，亚洲协会是否面临美国政府压力？并且希望可以调整类似的对于亚洲、对于中国不合理的这些要求？

民办非营利性企业：除了政府间的合作之外，请问民间力量如何更好地参与全球变暖与公共卫生治理，为人类发展贡献力量？

康京和：我觉得你们提出的问题都非常重要。无论是政府间合作，还是民间在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领域的贡献，都值得重视。中国政府在减排方面的努力我非常看好，气候变化领域的活动家也需要加大力度，推动政府履行更多责任。同时，民间力量也应当积极参与。尤其是在公共卫生领域，合作带来了很大的益处，能够帮助各国人民从公共卫生危机中迅速恢复。这也是我们亚洲协会参与公共卫生协议的重要原因，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更多有效的方式来治疗癌症等疾病。制药行业在这方面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因为它对政府和全球健康具有深远的影响。我们必须认识到，全球范围的公共卫生体系仍然不完善，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的应对中，合作不足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后果。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去进一步地推进与政府之间的合作，来实现我们的减排目标以及公共卫生目标。

至于哈佛大学取消留学生项目，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决策。因为交换项目不仅仅是学生之间的互动，还涉及到学校、企业乃至国家之间的合作。这种政策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特朗普政府的这一做法应重新审视。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如何改善这一问题。

关于亚洲协会，我们是一个独立的组织，未依赖政府资助。许多NGO可能会受到美国政府资助的影响，但我们能够保持独立，凭借企业家和基金的支持，自主决定言论，并为美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

王文：我还想提一个简单的问题。康教授，您之前提到第一次来到中国是30年前，30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您要问我们专家团队或观众一个问题，您最想了解中国发展中的哪方面呢？

康京和：中国的变化非常巨大，尤其是在2019年我作为韩国外长访问时，我看到了中国在城市面貌和绿化方面的深刻变化。我想如果要问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的地位。中国的领导地位非常重要，但我们可能没有很好地展示这一点。我也想问在座的年轻人，你们希望中国在未来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在全球的地位如何？你们希望中国在世界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王文：谁愿意回答这个问题？特别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勇敢地发言吧。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学生：感谢提问。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学生。我认为中国应该成为一个技术创新和经济发达的国家，并且尽力帮助全球特别是那些正在遭受困境的国家。世界正面临诸多挑战，如俄乌冲突、加沙冲突等，中国一直支持和平发展。然而，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朋友并不多，许多国家误解中国的政策，认为中国会成为全球霸主，并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世界。我们希望未来的中国能够被视为一个能够帮助他人的领导者，而不是霸凌者。我们希望走自己的道路，而不是像美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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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还有其他人想回答这个问题吗？

巴黎高等商学院毕业生：感谢提问。我不是学生，但我最近才从巴黎高等商学院（HEC Paris）毕业，目前在一家合资企业工作。我尊敬今天的专家组。我认为，当前世界对中国的理解还不够全面。理解中国不仅要从政治层面，更要从经济和哲学角度去理解。我们希望通过一个自上而下的方式，理解中国，并与其他国家更好地合作，实现和谐共生。

王文：丁教授，您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吗？

丁一凡：我想分享一下我的看法。过去十多年，或者未来十几年，中国将如何发展？我想引用一位知名韩国学者David C.Kang的观点，他提到东亚国家与西方国家在全球合作上的理解存在巨大差异，这背后的原因源自东西方文化历史的差异。目前，中国正推行中国化的文明之路，这就是为什么在韩国能够看到对于中国的研究没有很多学者，就算有学者可能也是在东亚比较多。尽管如此，我们一直欢迎来自其他国家的学者深入研究中国，理解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携手推动全球合作。

王文：王义桅教授，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义桅：我认为，就像之前联合国秘书长就职演讲引用《道德经》，这其实就是中国哲学思想的一个非常好的向外传播的一个例证。我们不应仅仅做好自己的事情，还应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比如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等问题。正如林肯总统所说，全球治理问题关系到每一个人。我们需要汇聚各国人民的智慧，推动全球治理的进步。在中国，常说“高手在民间”，意思是民间有着丰富的智慧，我们应该通过构建更加有效的机制，发挥民间的力量，向他们学习。

王文：非常感谢王教授的精彩分享。实际上，我们中国人民大学正在发起一个重要研究项目，被称为“人类全面发展2050目标（CDGs2050）”。相比SDGs2030，它是一个更为升级的项目。2024年我们举办了通州·全球发展论坛，对SDGs2030进行了深入讨论。我们认为，SDGs2030可能无法如期实现。今年潘基文先生也曾提到，SDGs2030的目标可能难以兑现。在此背景下，我们希望能够为联合国2030目标做出贡献，并通过该项目回应康教授的观点。在中国变得更强大的过程中，我们希望能够向世界输出中国的经验。正如刚才学生所说，我们不追求霸权，而是追求一个更加健康、绿色、创新、共享与开放的全球关系。

最后，不知道刘教授您有没有什么问题。

刘卿：我想回应一下王教授的看法。当前全球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面临多边主义受到挑战、单边主义抬头以及保护主义、冷战思维上升等多重压力。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必须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中国未来是否能继续成为全球秩序的坚定捍卫者，是否能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最大生产国，并继续推动多边主义？今年我们将迎来两个重要的多边主义活动，分别是全球调解法院的签约和女性大会的举行。我们能够看到，中国一直在不断地支持多边主义的实践，同时也在和欧盟以及全球各国来不断地推进多边主义机制的建立和发展。除此之外，中国也贡献出了一些自己的概念和智慧，比如“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这些都是习近平总书记就人类社会应该何去何从所做出的响应。

王文：还有15分钟时间，可以回答2-3个问题。

韩国人：在多边主义和普遍主义价值逐渐弱化、国家利益和现实主义日益强化的国际趋势下，韩国如何坚持普遍主义的价值，并通过增强国家实力来推动现实战略？

记者：非常感谢。我是一名记者，我有两个问题：作为前韩国外长，您如何看待朝鲜对东亚的影响？特别是中国与朝鲜、韩国与朝鲜、朝鲜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您如何看待？对于贫困问题，您认为中国、日本和韩国能否合作推动地区发展，并在这方面取得进展？

康京和：韩国当前处于政权交替期（上一任政府因弹劾下台，新总统将直接就职），外交政策需摆脱意识形态束缚，以务实态度应对挑战。政局不稳可能影响外资对韩投资信心，而美国关税压力等问题亦需新政府妥善处理。外交的核心在于与邻国构建良好关系，希望在各个层面我们都有更好的合作和交流。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相处模式，但是地区合作才是真正实现和平的关键。对于东北亚6国来说，都希望参与到地区合作中来，其中，中、日、韩作为东北亚核心国家，需以地区合作实现共同和平与繁荣。朝鲜核武发展诉求本质是寻求与美国的安全协议（将核能力作为谈判筹码）。无论他们达成怎样的协议，都必须符合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

王文：今天下午，我们与一位杰出的女性进行了深入的对话，她不仅是韩国的杰出女性，更是全球的杰出女性。刚才，康京和博士提出了一个问题，勾起了我们很多思考——如果中国变得强大，我们想要做什么？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许多人还没有想清楚的，我们应该如何推动世界的发展？在我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不禁向DeepSeek提问，询问了一个问题：“2017年到2021年，康京和博士担任韩国外长期间，中韩关系如何？”DeepSeek提供了详细的答案，指出康京和博士为中韩关系走出“萨德危机”做出了巨大贡献，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

今天，康京和博士展示了她作为一位杰出女性的能力，她对未来的展望令人深思。通过她的历史背景、履历和经验，更重要的是她提出的思考问题，我意识到我们在思考未来时，应该从更广阔的视野出发，考虑中国、韩国以及亚洲的角色。因此，今天不仅是一次思想交流，更是一次未来思考的启发。我们需要从更宏观的角度出发，超越关税等具体问题，构建基于多边主义的全球视野，推动全人类共同进步。对中国人民大学而言，今天的交流无疑是一次重要的机会。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康京和博士的精彩分享。

康京和：感谢今日富有深度的讨论，你们的问题亦引发我的新思考。期待未来再次访华、到访人大，或通过其他形式延续交流。非常感谢！

王文：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