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志刚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转自2022年7月8日“公司治理现代观点”微信公众号，首发于董事会杂志。

近日陈春花教授与华为“有无关系”的争论重新进入舆论的视野。尽管很多我熟悉和尊重的学者证明，当初曾与陈教授一道受邀访问华为，甚至任正非亲自做他们的司机，为他们开车，但被宣称自己研究对象的企业发表申明说该学者并不了解这家企业，这在我看来已经是一个学者的奇耻大辱了。在很多企业不惜花重金请各类学者担任吹鼓手，包装、营销、美化，甚至神化企业，各类学者以冠以“XX企业顾问”头衔为荣，而一些企业则以聘请XX学者担任企业顾问为傲的今天，华为居然掷地有声地说出，“华为不了解她，她也不可能了解华为”，给人一种与众不同、耳目一新的感觉。

其实陈教授与华为有无关系争论的背后更为一般性的问题是一个学者如何在有效服务社会的同时，能够赢得企业与社会的尊重。作为实践性很强的公司治理领域的学者，在我接触企业过程中，我听到过太多企业家的抱怨，说很多在象牙塔从文献到文献，为了paper而paper的学者根本不了解企业的实际，无法与企业家开展有效的对话。

在多年来围绕公司治理主题的不同层次、不同场景的互动与交流中，我也确实见到为数不少的学者在自己的实证研究中曾经用过董事会中独董比例等几个变量，就号称自己是公司治理专家；写过几篇有关公司治理主题的文章，就号称自己是最懂中国公司治理的学者之一，甚至试图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理论。而据我所知，陈教授是少数能够与企业家直接对话的学者之一。

那么，一个学者在有效服务企业和社会的同时，如何赢得企业和社会的尊重呢？

2022年3月17日的网易新闻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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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拯救企业脱离危难的教父，只有从特定专业视角提出违反专业常识和学理逻辑建议的专家。

企业作为集生产、经营、投融资活动为一体的经济组织，其活动内容既涉及协调组织和激励员工的内部管理问题，又涉及与客户的供需关系维护和应收应付的商业信用的业务经营问题，还涉及确保投资者按时收回投资并取得回报的公司治理问题。在内科医生看不了外科病的高度专业化分工的时代，没有一个学者能对企业经营管理治理的全部方面拥有全面系统深入的知识。如果一个学者声称他什么都懂，那事实上是他可能什么都不懂。一个学者也许所能做的的仅仅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从特定视角出发，帮助企业梳理和识别违背了专业常识和学理逻辑的业务流程，指出发展过程中潜在的问题所在。而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最终是否采纳和实施则完全取决于企业的实际。

毫无疑问的是，现代管理学的研究趋势是通过各种模型和数理方法的采用使得本来艺术成分很高的管理看上去越来越多具有科学成分。一些研究企业的学者也热衷于提出XX发展模式，仿佛只要企业采用这种模式就会获得成功，而不采用这样的模式必然走向失败。然而，一个基本事实是，同样的管理建议（比如说数字化转型）你可能会给100家企业，但你会发现，在接受你建议的100家企业中，只有一家企业（比如华为）成功了。与其说你的管理建议发挥了作用，还不如是这家企业的企业家精神，甚至企业的运气在发挥作用。好的管理建议无疑只是导致企业走向成功的诸多因素之一。反过来，你同样不能因为华为的数字化转型成功就建议所有企业全部实施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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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用自己的学术头衔，甚至行政级别来狐假虎威，为自己制造声势，赢得企业和社会尊重的只能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

企业管理咨询确实是一个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的行业。很多具体负责聘请专家的企业相关部门（例如公关部或人力资源部）通常无法判断一个专家的专业性，往往根据一个学者的学术头衔，甚至行政级别来聘请专家，支付咨询报酬。这样无形中就把在学界依靠每年入校新生简单维持的“官越大、学问越大”的不良风气代入企业界。当然，一些学者仅仅给企业上过一次课，就自封为xxx 企业的顾问，来拔高抬升自己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君不见，在一些企业成功以后，有多少学者宣称自己XX企业顾问。我注意到，华为这次申明所强调的与华为没关系的所谓顾问不限于陈教授一人。

十分庆幸的是，并不像刚刚入校懵懵懂懂的大学新生，一家企业面临的通常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需要专业人士对症下药，即使不指望药到病除，也希望指出切肤之痛的真正病灶所在。当一个学者不切实际地胡侃一通，企业最有效的方法是敬而远之。但其中难免会有一些新的企业重蹈覆辙。这也是在企业界学术骗子难以彻底绝迹的原因。

根据我的观察，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尤其是大的民企，已经不再迷信什么头衔，什么职务，而是基于一个学者的文章和著作中的某个观点，千方百计联系寻找真正能够为企业发展带来帮助的专家。随着早期一些靠头衔和职务招摇撞骗的学者原形毕露，一些企业家多次对我说，现在一听到“XX学者”，“原XX长”的头衔，就本能地联想到这些也许就是传说中那些外强中干沽名钓誉的学术骗子。

由于与这些企业家的对话，我现在在我需要提供简历的地方，尽可能不列或者少列自己的头衔，曾任和现任的职务，而是老老实实告诉对方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体现在我公开出版的哪些书和文章中，鼓励真正感兴趣的对方通过读书读文章去了解一个学者的思考，进而做出判断这些思考对于解决企业面临的问题是否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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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不要期待从学者的讨论中受到什么醍醐灌顶的启发，而是学者真正从企业的调研和座谈中学到什么。

歌德在《浮士德》中曾经说过，理论总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长青。一个学者更多是从企业的管理实践中梳理提炼总结独特的商业模式，而不是去向不同企业灌输同一个商业模式。在管理实践中，没有两个企业的商业模式完全相同。因而，企业不要期待从学者的讨论中受到什么醍醐灌顶的启发，而是反过来，一个学者应该认真思考，从企业的调研和座谈中能够学到什么。

多年参与企业实践的经验使我始终对企业家精神充满敬畏。我十分清醒地知道，企业家精神绝不是现代商学教育培养出来，也不是通过营商氛围培育出的，而是外部恶劣生存环境被迫出来的（参见郑志刚，《新东方的转型与民营经济的韧性》，FT中文，2022年6月21日）。即使提出一种理论假设，我也试图通过不同途径征询企业家们的意见，看一看这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公司治理问题。

事实上，这么多年来在FT中文撰写专栏文章成为我与实务界对话的重要途径之一。读者很多直抒胸臆的批评和鼓励，能够帮助我有效识别这是一个真正的管理实践问题，还是学者一厢情愿的无病呻吟。我和我的团队完成的很多大样本经验证据都是通过上述环节证明是真问题后才开展研究的。这一定程度保证了我在从特定观察视角出发，分析企业面临的困境时，不仅是基于扎实案例研究提炼的真实问题，又有基于大样本数据支撑的一般经验总结。

不仅如此，在调研对话的基础上，我和我的团队还会长期跟踪关注和研究这些企业，通过评论文章或直接沟通善意提醒这些企业发展未来面临的潜在挑战。而这些潜在挑战反过来帮助我们进一步检验所提理论假设的正确性，并进行必要和可能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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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作为研究对象的企业无论是赞扬还是批评，一个学者始终需要秉持的是独立思考的精神，并且对自己的判断和言论负责。

这次事件陈教授也许是无意被一些商业机构所利用。但作为学者，陈教授确实应该有所反思：那就是要与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企业保持一定的距离。对于所研究的企业不仅仅有赞美，而且还有批评，以及在这些赞美和批评背后更加重要的独立思考。

其实对于一个学者而言，最大的荣耀和最好的尊重是你的观点能够经受时间与逻辑的检验。如果一个学者心里想着这些，自然就看淡了各种头衔职务，金钱名利，与企业的距离自然也就很好地保持了。在你的新书营销策划上，你也许就不会那么太在意戏剧神化的效果，也不会太介意一次调研座谈中的专家费用的高低，和一次接待是否多么奢华。所谓无欲则刚。

看到曾经一腔热情努力神化的华为形同路人的“无关”申明，相信作为同行的陈教授内心一定很伤痛。说一句也许并非十分妥恰的话，在江湖上混，那迟早是要还的。陈教授与华为争论这一事件显然向一贯爱惜自己羽毛的学者们提出了严重警醒。

陈教授这里只是研究企业行为的学者，而那些研究政府行为的学者又将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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