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志刚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11月19日FT中文网。

近期出台的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意见，是从遏制过度逐利行为的良好愿望发出的。该意见提出，民办幼儿园一律不准单独或作为一部分资产打包上市，同时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营利性幼儿园，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营利性幼儿园资产。此消息一出，在美上市的包括红黄蓝、博实乐等在内的幼儿园教育相关中概股股价暴跌。其中之前员工涉嫌虐童事件的红黄蓝跌幅超过50%。一些人把上述政策的出台，以及由此导致的股价下跌与红黄蓝历史上发生的虐童事件联系在一起，甚至认为这是罪有应得。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政府以限制上市的方式来遏制私立幼儿园所谓的“过度逐利”行为呢？

首先，如果将员工虐童与民办幼儿园“过度逐利”联系在一起，那显然是开错了药方，找错了药。员工虐童一定程度是政府监管问题，甚至是民事纠纷法律诉讼问题（《幼儿园究竟应该“公立”还是“私立”》）。红黄蓝虐童事件之所以引起极大关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饱受对幼儿园供给不足，引发的“一位难求”的情绪喧嚣。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途径是增加幼儿园的有效供给，同时通过政府监管提升幼儿园的服务质量。而对于目前阶段社会需求旺盛但幼儿园供给不足问题，只能是鼓励包括私立幼儿园在内的社会资金的投入。目前限制私立幼儿园上市的做法无疑阻塞了原本稀缺的资金筹集渠道，惩罚的不仅仅是应该由监管和法律惩罚的红蓝黄，还“伤及”了亟待资金支持大力发展的幼儿园事业本身。上述做法事实上也与今天政府大力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主旋律相违背。

其次，即使过度逐利是一个值得解决的问题，难道通过简单限制上市就可以解决吗？

亚当•斯密曾经说过，“我们每天之所以能吃到新鲜的面包，不是由于面包师的仁慈，而是由于他的贪婪”。当一些人看到的是面包师的贪婪，而亚当•斯密这里却看到了面包师贪婪背后带给我们的新鲜面包。正是在明确逐利动机的驱使下，民营企业才会克服重重困难，使很多在公立幼儿园“一位难求”的家长有机会使自己心爱的儿女有园可上。因而逐利更多是依靠法制社会的规范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引导，而不是限制上市了事。

同样重要的是，一个盈利动机明确的幼儿园其实并不希望发生类似虐童事件，而是希望建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基业长青，因为那样做最终将损害的是它的声誉，和声誉背后的真金白银。从虐童事件发生后，红蓝黄遭受的各种社会惩罚，甚至这次相关政策出台股价折半下跌，从内心深处最不希望发生这种事的一定是红蓝黄怀着“逐利动机”的投资方本身。

最后，资本市场只是筹集资本的要素市场之一，作为市场经济的典型范例，它不应该有太多来自政府的干预，更不应该沦为政策工具。简单回顾资本市场的发展历史，就像任何市场一样，它的形成是基于资金需求方和供给方 “自由意愿”的表达。1602年成立的第一家股份公司荷兰东印度为了方便股东的退出，于9年后的1611年设立了全球第一家股票交易所。我们看到是先有投融资双方交易意愿，然后就会有市场的形成，之后才会衍生出政府的监管需求。对于“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的资本市场，政府既不能对股民投资血本无归负责，当然也不应该限制仅仅因为可能“过度逐利”而限制上市。事实上，我们今天上交所试点科创板注册制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把是否上市的判断更多交给市场，而不是部分监管者。在这一意义上，上述限制私立幼儿园上市的相关规定与上述上市制度改革方向和精神相悖。

总结上面的分析，我们强调，一是，对于幼儿园服务质量提高问题，我们应该从产权控制（所谓“公立或私立”），行政监管（所谓“限制上市”）等思维中跳出来，而是回到加强政府对相关服务质量的监管和法律环境的改善这一根本的途径上来。

二是，我们不仅要看到私立幼儿园“逐利”贪婪的一面，更要看到在明确逐利动机驱动下，私立幼儿园弥补公立幼儿园供给不足的市场发现的“企业家精神”一面。

三是，资本市场只是投融资双方意愿一致的反应，只要交易是真实合法，政府就应该鼓励，避免把资本市场当作政策工具。如果资本市场一旦沦为被一些人认为简单易行立竿见影的政策工具，损害的不仅是那些限制上市或扶植上市的部分企业或行业，还有资本市场以及监管当局声誉本身。（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