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志刚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11月1日FT中文网。

产业政策长期以来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有为政府”按照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制定产业政策，引导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实现弯道超车，创造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政策工具。由于迎合了政府官员围绕政治晋升开展GDP“锦标赛”的内在需求，同时满足了希望参与和影响产业政策制定，甚至有朝一日能够揭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之谜的经济学者的期许，产业政策主张广受各级政府官员和经济学者公开和私下的欢迎。更由于其与基于新威权主义的中国模式论相贯通，鼓吹产业政策作用重要的舆论可谓甚嚣尘上。

与此同时，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和实务界始终存在对产业政策尽管微弱但持续的理性批评声音。一些学者主张，新的产业出现和形成并非来自自然资源禀赋状况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更非政府根据比较优势制定产业政策实现的弯道超车和迎头赶上，而是企业家在创新过程中自发形成的。由于缺乏当地信息、风险识别能力和相应的责任承担能力，政府所制定的产业政策成为“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张维迎），“最好的产业政策就是没有产业政策”。

在2018年10月26日由财经杂志、联办财经研究院和涂鸦智能主办的“科技与创新2018——全球智能化商业峰会”上，深圳市委原常委、深圳市政府原副市长张思平先生做了题为“没有名牌大学的深圳，高科技产业是怎么崛起的？”的主旨演讲。该演讲用信服的事实和有力的证据揭示了“没有名牌大学，也没有国家级研究机构”的深圳，“在改革开放中，深圳高科技企业却蓬勃发展，成为全国领先的创新型城市，被誉为‘中国硅谷’”背后的原因。截止2017年底，深圳国家级高科技企业有1.12万家，还有近19万家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科技企业。全年高科技产业增加值7359亿元人民币，占GDP32%。尽管不是张思平先生演讲的主题，然而他的演讲事实上为我们以深圳为例回顾和总结政府产业政策的历史作用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在围绕产业政策的争论中，两派学者的主要分歧集中在政府是否有能力制定产业政策上。鼓吹产业政策重要的学者主张，有为政府应该补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以鼓励创新，从而引导产业发展。反对产业政策的学者则认为，受到认知的局限，政府计算能力和判断能力是十分有限的。由于缺乏当地信息（哈耶克）和认知的局限，政府不会必然比企业家更知道螃蟹是否真的可以吃。政府更无从知道申请补贴的企业是真的希望吃到第一只螃蟹，还是希望骗取政府的补贴。相反，品尝美味的原始冲动和未来希望由此创造一个新的产业的内在动机，会使一些具有风险识别能力和冒险精神的企业家自动站出来，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近年来，一些互联网实务工作者指出，大数据的出现将突破计划经济所依赖的信息收集困难的瓶颈，因而“大数据将赋予计划经济和产业政策制定新的生命”。我们看到，大数据的数据采集模式和云计算的数据处理能力一方面使信息收集成本降低，信息不对称减缓，但同时随着基于互联网技术业务模式的日新月异，又带来新的信息不对称。例如，小米雷军曾经说过，只要在风口上，一头猪都能够飞起来。但问题是，谁也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站在风口上，风口没有到来还是已经过去了？我们观察到，为了适应以互联网技术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创新导向的企业组织重构的内在需求，越来越多的互联网相关企业选择发行AB双重股权结构股票上市。而中国新经济企业的代表阿里和腾讯则以“合伙人制度”和“大股东背书”的模式完成了以企业家为中心的股权结构设计的制度创新。其核心是，作为公司治理权威的股东通过全部或部分让渡控制权，退化为类似于债权人的普通投资者，以此把围绕业务模式创新相关决策交给那些真正能把握的企业家来做出，“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意味着，在互联网时代，即使在阿里，由于日益加剧的业务模式的信息不对称，连还算专业的投资者软银和雅虎都不得不放弃围绕业务模式创新的决策，交给更加专业“术业有专攻”的阿里合伙人来决策。

这对于远离业务模式创新中心的政府显然更是不在话下。按照张思平先生几十年来在深圳的经验观察，“凡是天天找市长，向政府要政策的企业，或者采取各种方式，甚至不择手段去争取政策资金支持的科技企业没有几个最终成功的”。张思平先生对此的解释是，“政府可以说是市场需求和市场信息传递的最后接收者，政府根据最后一道信息制定的产业政策，往往跟不上市场的变化，是滞后的。尽管政府多年来一直在改进管理，提高办事效率，但总的说来，当前政府仍然效率低下、程序复杂，制定规划、确立政策、设立基金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因此主要靠政府的产业基金扶持政策的企业，很难有多少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的。”

事实上，相信政府能够凭借大数据的数据采集方法和云计算数据处理能力就能制定出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就如同哈耶克批评建立在计算技术发展基础上的计划经济能够成功一样，是“致命的自负”。福特很早就说过，如果利用市场调查（当时的大数据）来研发生产你的产品，很多调查者更希望看到的是“更好的马车”，而不会是“汽车”。

或许我们从政府已经完成产业政策产生的实际社会经济效果，反过来验证政府是否具有制定产业政策的能力更有说服力。很多学者把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取得巨大成就归因于“把政府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交给市场去自行调节”。上述经验的得出事实包括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

从正方面的经验看，由于政府没有太多的介入，造就了相关产业的繁荣。最近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解释“为什么新经济企业在中国发展迅速”时，我总结了构成中国传统文化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因素。除了迎合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的浪潮对创新导向企业组织重构的内在需要，和勤劳智慧的中国企业家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创造了很多创新导向的企业组织制度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市场导向的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工作重心逐步转向基础战略性产业，而把互联网等政府并不熟悉的新兴发展产业交给市场。改革开放由此释放了民间经济发展的活力，为新经济企业赢得了发展空间。它构成新经济企业在中国蓬勃发展需要的基本外部政策环境。这是来自正方面的经验。

来自反方面的教训则多得不胜枚举。例如光伏产业，政府通过相关产业政策制定给予相关企业很多补贴，结果使光伏产能很快形成过剩。现在实施的供给侧改革，很大程度上都是在解决上一轮产业政策制定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在新能源方面，政府同样投入了大量的财政支持。一些专家预测，新能源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光伏。相信政府如果放手不管，靠民资自己去识别有价值的项目，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这样做出的决策将理性的多。

而张思平先生对深圳产业政策实践的观察是，“上世纪末，当显像管技术的电视产品已经被新液晶显示技术和产品淘汰的时候，深圳市政府还投入了大量的土地、资金和优惠政策去支持个别企业大规模扩大采用显像管技术的生产线，项目投产之日就是企业关闭之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本世纪初，深圳一度把汽车产业作为重要的产业去扶持，由市领导亲自挂帅，引进内地国有汽车企业，划拨了大量的土地，借出了大量财政资金，给予了大量的优惠政策，结果也只是生产了少数样车，以关闭而告终。2005年前后，深圳还提出了适度重型化产业政策，希望依托惠州石化基地发展精细化工，并规划建立化工产业园，幸好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搞成，否则必然会给深圳带来巨大损失”。你要知道，这只是在处于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由于不当产业政策制定所导致的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我们无法想象，在其他省市在类似产业政策下造成的社会资源浪费将会多么得令人触目惊心？！

弗里德曼曾有一个十分形象的说法：“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效率又讲节约；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率；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效率不讲节约；而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则既不讲节约也不讲效率”。我们看到，在一定意义和一定程度上，政府产业政策制定成为“花别人钱办别人事”的另一个典型。

深圳的产业政策实践由此为我们正确认识政府产业政策的作用，进而合理划定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边界带来积极的思考和启发。它提醒我们的政府应该定位服务，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而不是越俎代庖。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如果我们现在需要形成某种新的历史决议来总结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应该是以包括深圳在内的一些省市的产业政策实践为例，来反思政府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干预究竟给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些什么。政府如何清晰地定位和确定产业政策制定的边界，这也许是一项真正值得期待的工作。（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