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志刚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转自2023年4月27日公司治理的逻辑公众号。

如果我们通过将国企混改进行到底为民营经济的发展释放舞台，提供空间；如果我们能够将ESG这些看似正确的口号还原为企业自觉的选择，不再成为企业额外的负担；如果我们同时能引导舆论重新认识企业家和资本，逐步形成崇尚企业家，尊重资本的社会风气，我们离民营企业家信心的提振、预期的稳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还会远吗？

今天研讨会的主题是“新形势下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制度建设和政策举措”。围绕这一主题，结合进入改革深水区的国企改革，我想主要从以下三个问题谈如何恢复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和稳定民营企业的预期，扎实推动民营经济发展。

恢复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和稳定民营企业的预期

第一，通过深化国企混改推动民营经济发展。

从2013年开始，我们启动以“所有制混合”为特征的新一轮国企改革。主要的举措是引入民资背景的战投。为什么需要引入民资背景的战投呢？历史上，我们不是没有通过股份制改造、甚至上市来引入社会资本。但资本社会化并没有改变国资“一股独大”下国企“所有者缺位”的局面，国企效率的提升有限。而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的民资不再是以往的财务投资者，而是变成了持有较大持股比例的战略投资者。这是这一轮混改十分重要的变化。理论上，在引入民资背景的战投实现的“所有制的混合”后将给国企带来两方面积极的变化。一方面是实化了股东的责任，缓减了国企固有的所有者缺位问题。成为战略投资者后，这些民资将意识到，一旦做出错误决策，将由自己投入的真金白银埋单。因而，民资有激励推动国企经营机制的转化，实现国企经营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成为战略投资者的民资将与国资形成制衡的股权构架，在损害公司价值，进而股东利益的议案上说“不”，建立自动纠错机制，推动了国企公司治理的规范。刚才发改委体改司徐善长司长介绍，在近年来已经完成的国企混改试点企业中，引入民资战投的持股比例平均在35%以上。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就是，即使民资战投没有控股权，但有一票否决权，因而在重要事项上有话语权，实现了经济学意义上所谓的“激励相容”，因此愿意参与国企混改。这些讲的主要是国企混改带给国企自身的变化，例如，推动国企经营机制的转变和公司治理的规范，更好地实现盘活存量，乃至做大、做强、做优“国有资本”的目的。

那么，对于今天我们关注的民营经济发展，国企混改又将带来哪些积极的变化呢？混改实现引入的战投民资无疑将迫使传统国企经营，甚至垄断的领域向民资开放，吸引民营资本的投资，以此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带来契机。当然，能够吸引民资参与混改，进而国企混改成功的前提条件，民资进入后存在切实可行的机制保障它的投资者权益，实现激励相容。

正是注意到，国企混改一方面有助于国企盘活存量，提升效率，另一方面则为民企发展释放空间，提供舞台，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抑制经济下行，在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收官之际，在接受媒体采访和撰写的评论文章中，我多次强调，要把国企混改进行到底。

第二，让ESG等美好愿景回归到企业内在自觉回报社会的行为，而不要成为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额外负担。

最早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2004年提出的ESG目前如今正在，甚至已经成为衡量一家公司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履行的重要标准。所谓的ESG是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三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缩写。糟糕的是，一些投资机构把一家公司的ESG评级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来决定是否投资；一些银行在贷款发放过程中开始关注ESG指标，以决定他们是否要向对方放贷。因而，目前出现的ESG热潮不仅是政府推动的结果，一定程度也是资本推动的结果，而资本推动的背后依然离不开政治正确的舆论导向。在ESG这一风向标的指引下，不论企业处于什么发展阶段，也不管企业规模大小和所在行业，似乎不与ESG挂上钩就落伍了。这一原本鼓励企业回报社会的美好愿景一不小心扭曲为很多企业不得不面对，甚至不堪承受的负担。

前不久倒闭的美国硅谷银行正是这样一家严格奉行ESG投资理念的优等生。我在想，成立了许多ESG工作组的硅谷银行也许把投入精力的方向用在投资久期管理，积极防范利率急剧波动的风险，也许对于避免倒闭接管更加有用。

庆幸的是，目前至少在英美一些国家正在掀起对ESG投资质疑的风暴。正如一些学者评论的那样，“如果过度关注环境和社会问题，公司可能会忽视其为客户和股东实现收益最大化的诚信义务”；“通过夸大企业自愿行为所能实现的目标，领先的金融公司实际上正在破坏旨在真正发挥作用的政府严肃措施的努力”。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特斯拉从一个主要的ESG指数中移除之后，马斯克称“ESG是一个骗局”，它已成为“虚假的社会正义战士”的武器。

因此，我主张，对于把作为人类美好愿景的ESG还原为企业行为的自觉选择，避免一刀切地强制信息披露，甚至直接的投资要求。这对于后疫情时代需要休养生息的民营企业尤其如此。一些企业出于社会责任使然，积极进行ESG投入，我们当然应该予以鼓励；但一些企业甚至生存惟艰，我们则不应太多苛责。这不也是对民营经济发展的一种呵护，进而变相推动吗？

第三，加强舆论引导，形成崇尚企业家，尊重资本的社会风气。

刘世锦主任刚才提到，正是企业家的出现才把社会各自为政松散的要素资源组织协调起来，完成了生产和交换，每种要素资源的价值得以实现。除了鼓励社会崇尚企业家，我们同样需要重新理解资本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善待资本。一个企业固然存在出资的股东、举债的债权人、雇员、客户、原材料供应商、社区和政府等诸多利益相关者，但一个基本事实是在利润分配时股东的受益顺序排在了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最后。体现在会计资产负债表上就是，权益价值等于公司资产的价值减去负债的价值。这意味着股东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这事实上也是这一轮国企混改引入民资背景战投的原因，其目的是，让真正能够为自己可能做出错误决策承担责任的投入真金白银的战投参与公司决策。企业家之所以能完成资源的整合和商业模式创新，恰恰在于股东投入资本的风险分担。因而，每一家成功的企业都是充分调动协调各种资源平衡发展的结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中始终离不开资本的作用和力量。

与一百多年前经典导师笔下的雇佣并剥削工人的资本相比，今天资本组织方式的复杂程度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例如，只发行一类股票的阿里通过股东背书下的合伙人制度变相形成了“同股不同权构架”，实现了中国的劳动“雇佣”了外国的资本；而蚂蚁则通过有限合伙构架一方面实现了负责股东权利履行的专业团队（普通合伙人GP）与负责风险分担的股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有限合伙人LP）之间的专业化分工，提升了效率，另一方面则基于有限合伙投资协议形成有限合伙人对普通合伙人的约束和制衡，由此很好地实现了专业化分工与约束二者之间的平衡。因此，在我看来，阿里和蚂蚁的业务模式创新值得关注，它们完成的公司治理制度设计的创新同样值得关注。如果我们每个人能真切感受到今天生活的便利，恰恰是由这些身边的企业通过不断的商业模式和组织制度创新提供的，我们有何理由不由衷地欣赏和致敬这些优秀企业的企业家和企业家背后的资本呢。

如果我们通过将国企混改进行到底为民营经济的发展释放舞台，提供空间；如果我们能够将ESG这些看似正确的口号还原为企业自觉的选择，不再成为企业额外的负担；如果我们同时能引导舆论重新认识企业家和资本，逐步形成崇尚企业家，尊重资本的社会风气，我们离民营企业家信心的提振、预期的稳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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