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16日-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巨丰金融研究院联合承办的2023年宏观形势年度论坛暨第四届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论坛成功举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周戎在16日的分论坛三“战略布局与智库创新”的第二环节“‘一带一路’十周年与智库国际引导力”上发言，以下为发言实录：

因此，引导发展中国家学者心向中国，忠诚于中国理念，需要我们中国学者自己的政治智慧、领悟能力、任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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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周戎

非常认真地聆听了刚才几位老师的发言，感触很深。北京大学翟崑老师的一个观点我很赞同，即目前中国智库和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对相关国家的研究不够，田野调查实践不足，参加国际会议有些蜻蜓点水。一般智库派人到某国某地开会，只能停留二三天左右的时间，开一两天会，甚至都无机会离开会场到所在城市看一看，感性认识都不够，自然对所在国家的研究就非常表面，感觉和印象也不一定准确，研究判断容易被东道主学者带节奏，或者跳不出中国学者固有的“框架”。刚刚刘宗义老师提到中巴经济走廊，这也是我的研究领域之一，他讲得十分中肯，他的观点十分克制，有些话不便说的直白。但总体而言，我们对巴了解程度确实容易被对方牵着鼻子走，容易相信对方的承诺和保证，估计不到中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层次问题，提出的对策建议亦表面化和带有想当然和不切实际的特征。不仅我们对巴基斯坦了解不够，而且巴基斯坦对我们了解也不够。巴基斯坦有很多亲华人士，他们对于如何有效地宣传中国，为中国说话、促进中巴友谊方面明显力量不足，不仅由于他们的语言障碍，几乎没有什么巴基斯坦学者有能力用汉语表达观点。同时他们也缺乏中国智库对他们工作的引导，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说、怎么样做才对中巴关系更有利、对中国形象更有利、对巴基斯坦人民感悟中国更有利。因此，引导发展中国家学者心向中国，忠诚于中国理念，需要我们中国学者自己的政治智慧、领悟能力、任务意识。朱永彪老师刚刚讲的每个地方都特别实，而且对目前中国智库无章法、无计划一涌而上的扩张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看法。

目前，中国智库影响力问题的确值得高度重视。就我了解，发展中国家智库受所在国政治和西方影响都比较大，在智库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多有现任或前任中央政府官员、前驻外大使、前军队高级将领和社会知名人士。当然，也有个别发展中一些国家的智库里有企业界、金融界人士。这些人往往组成了智库的核心层，他们不一定搞学术，但他们恰好是智库的定海神针。与发展中国家智库合作的时候，首先要与这些智库领导人建立经常性联系。刚刚朱永彪老师强调了一点，不要受到学理性语言或学术范式的束缚，因为智库跟学术机构仍有很多不同，要用大家听得懂的、愿意听的语言与发展中国家学者、专家进行交流。不用再背诵领导人的语录，融会贯通习主席思想是最可贵的。我以为与发展中国家智库交流时要考虑与他们经常性的联系，要有进行规律性的交流甚至是定期交流，形成不成文的惯例。

我们目前与发展中国家智库的规律性交流不够。往往可能完成一次合作后，长时间就没有交流，一次性合作也只是水过地皮湿，没有可持续性智库碰撞效应。我们不能要求每次智库合作都顺利，一次不顺利，可能第二次就比较顺利。有合作总比没有合作强，合作顺畅与拓展是一个不断磨合的过程。

再有，发展中国家智库对中国智库的重视程度正在日益上升。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愿意邀请中国政府人员参与他们的研讨会。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智库只注重合作形式，不注重合作内容和效果。也就是他们举行的国际研讨会经常是驴唇不对马嘴，主题和实际内容有很大差异，甚至没有任何观点和主题聚焦。有些智库甚至只满足于有中国代表参加就足够了，只有你说什么，说没说到他们心坎上，他们并不关心。所以，我们的智库影响力单纯通过参加一次研讨会是不能扩大的。中国智库不仅需要跟他们合作，而且需要引导发展中国家的库，每次研讨会需要围绕一个主题，需要中国学者在大会上的发言入耳、入心。

我所在人大重阳搞了很多学术研讨会，我没有机会次次都参加，许多研讨会都是通过其他的平面媒体和网上媒体就出现了，但我很自豪的说，产生的社会效益是惊人的，创造社会影响力的研讨会就应该多办，就像我们正在做的这样，这样才能迸发智库合作的火花和展现智库的魅力，在这方面王文同志的创意和不懈努力是有目共睹的。

目前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智库交流，应该说没有中文交流，或中文交流的层过很低。拿刚刚刘宗义老师提到的巴基斯坦而言，迄今中巴两国最高级首脑会晤，没有一个巴基斯坦的中文翻译，七十二年了都没有，这很值得我们思考，我们与巴基斯坦搞了那么多年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就应该在巴基斯坦培养友华、亲华的成功人士，而且要坚持不懈，直到产生成果。目前我们孔子学院和文化教育培训工作在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率不太高，这影响了双方智库交流的顺畅和深度。我们现在只能用国际语言英语，这显然对于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思想被发展中国家充分理解和广泛接受是不利的。

发展中国家智库比较注重媒体宣传和做好媒体公关工作。当然，他们不太注意的是网络效应，网络更新不及时，不如人大重阳。我们的智库，有能力为发展中国家智库提供新鲜经验，同时拓展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从2018年到今天，我每周都给巴基斯坦《华商报》写一篇文章，带有公务性，每次都要绞尽脑汁地想怎么写，很遗憾的是我没有在巴基斯坦的英文报纸发表文章。因为你要发表文章，对方就要求你拿出15000元人民币，我们做不来，这方面欧美国家学者做得比我们好，他们比我们有名气，所以在发展中国家报刊发表文章就不受到歧视，反过来说，他们对发展中国家智库和媒体的影响力比我们大得多。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将来可以通过一些关系慢慢地与发展中国家的英文媒体或其他语言的媒体建立联系，慢慢让他们接受中国学者或中国记者、中国媒体人在他们的英文或者本地语言的媒体上发声，同时还要借助当地国家的“友好志愿者”帮忙，无论是社交媒体还是大众传媒，我相信这种努力一定会不断调整、改善、充实、提高，今后一定会使得中国智库的影响力与西方国家的智库在发展中国家相匹敌。

我在巴基斯坦的时间比较长，部分的巴基斯坦智库都要靠德国基金会来资助，个别时候是靠美国的基金会资助，他们自筹资金的能力很弱，拿人手短。自然他们接受哪个基金会赞助，则智库语言就带有一定的捐助者期待的倾向性。将来等中国智库发展到一定阶段，应当也可以投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学术讨论会（一次性的）。只要我们投资，那我们的声音和话语权自然就比较大。同时，特别要注意引导亲华友华人士的发声，一定要让他们正确发声，而不是瞎发声、错发声、帮倒忙，同时对他们正确发声要寻找他们在西方和发展中国家媒体产生社会效益的机会，而不是仅仅只在中国媒体发声。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友华人士特别愿意在中国媒体上发声，这对我们来说意义不是很大，我们更希望的是他们在他们国家媒体上为中国发声。

中国智库需要一大批宣传家，善于在国际场合上为中国说话，善于和外国人打交道，善于赢得对方的信任，善于与他们求同存异，善于在意见不同的情况下与他们开展合作，善于将对方智库与中方智库的合作引导为中国与外方合作的第二轨道，善于通过智库合作实现双边和多边关系的深化与突破。春节快乐，谢谢重阳，谢谢会议主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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