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徐天启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国别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员，本文转自4月4日商学院。

美国时间4月2日下午四时，美国白宫发表声明称，特朗普将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基准关税”，该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4月5日凌晨0时01分生效。此外，特朗普将对美国贸易逆差最大的国家征收个性化的更高“对等关税”，该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4月9日凌晨0时01分生效，所有其他国家将继续遵守原有的10%关税基准。

此前，中经传媒智库举办了《特朗普2.0时代，全球科技战、贸易战、金融战·未来趋势》高端闭门会，与会专家们围绕特朗普的几大“战役”各抒己见，为企业、行业未来的发展建言献策。

01

特朗普高关税政策的底层逻辑

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就频繁对中国实施加征关税政策，新一任期他再次强调了“高关税”措施。对此，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特朗普与美国传统政界建制派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他凭借其“在商言商”的经验和独特的个性与创新意识，赢得了相当一部分选民的支持，尤其是白人蓝领阶层的支持。

特朗普上任后，首要意旨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强调“美国优先”原则。特别是他要通过关税工具保护美国产业，支持制造业回流，减少贸易逆差。其关税政策与其商人直觉紧密相关，也表现出其易变性和讨价还价、捉摸不定的特点。

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郑磊表示，特朗普以及一些美国智库认为全球化和产业转移，尤其是转移到中国，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和中低层白领失业。因此，特朗普希望通过高关税政策促使产业回迁至美国，并解决这部分人群的就业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副主任徐天启认为，特朗普希望通过加征关税直接获取经济利益；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张跃文认为，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口号，主要是为了吸引那些被全球化和技术进步边缘化的低收入群体，特别是产业工人和农民。这些群体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中具有重要的选票潜力。而且特朗普并非痴迷于关税政策，只是当前缺乏更有效的经济措施，这一口号不仅是振兴美国制造业的需求，也是他赢得选民支持的重要手段。尽管关税可以减少进口、平衡贸易收支，但它也增加了与贸易伙伴之间的摩擦，不是长久之计。

对于中国而言，主要需防范美国在科技和高技术领域的持续限制措施。虽然关税政策仍会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实施，但从历届美国总统第二任期的操作来看，他们更倾向于提出新的政策和举措，而非重复第一任期的旧策略。因此，尽管关税仍然会发挥作用，但其重要性可能会相对减弱。

更重要的是，在重振制造业方面，中美两国存在合作空间。例如，中国企业增加对美投资可能成为谈判筹码，以换取美国在其他问题上的妥协，如关税、科技封锁等方面。

02

特朗普2.0时代的经济韧性

特朗普在就职后立即签署了一系列行政命令，其中包括终结拜登政府的“绿色新政”，减少对电动汽车的支持，并加大对传统能源和石油开采的支持。他还宣布退出世卫组织，并在其首次任期内带领美国退出了《巴黎协定》（2021年拜登政府又加入了巴黎协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士华表示，上述行政命令都体现了其“美国利益优先”的政策，以及对全球化治理的怀疑和单边主义倾向。

陈士华认为，作为中国汽车零部件的重要出口市场，美国市场的关税政策和对特定产品的限制措施，如铝车轮等，直接影响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当前中国在新能源汽车、智能驾驶等应用领域，表现出明显的领先优势，然而，中国在高端芯片和软件方面仍依赖美国公司，这成为美国施压的重要抓手。为了遏制中国在这些关键技术领域的进步，美国持续限制向中国出口高端芯片。

在国际竞争中，芯片和软件、电子产业成为重要的竞争焦点。接下来，美国更倾向于研究并限制特定技术和产品，而不是对所有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中国企业应当准备好应对潜在的技术封锁，强调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并加速推动包括芯片在内的关键技术的国产化进程。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表示，随着美国从中国进口量的减少以及大部分关税措施已实施到位，预计实际经济损失将大大减少。2024年11月的数据显示，美国的贸易逆差总额是782亿美元，涉及的国家前5名分别是中国、欧盟、墨西哥、加拿大、越南。中国只占有200多亿美元。美国可能将注意力转向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如欧盟、墨西哥等，这为中国提供了调整策略的空间，不再局限于针锋相对的关税对抗，而是采取更加灵活的方法。

郑磊表示，特朗普的高关税政策对中国而言，虽然面临出口减少的压力，但中国也在尝试通过各种方式应对，如产业链转移、降低价格、调整人民币汇率，以及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东南亚地区的出口力度。

从国家层面来看，贾康认为，处理中美关系需考虑多边关系，以“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应对最坏情况，同时要千方百计争取最佳结果，努力维持“斗而不破”的动态平衡，因为这是中华民族现代化“和平崛起”的根本利益之所系。中美在全球产业链中深度互嵌，难以完全脱钩。至于芯片等少部分高端关键技术则从来就没有挂钩，需要中国自主攻关。中美之间的双向投资案例表明，商业利益能跨越政治壁垒，体现了生产力的基本盘对生产关系的制约作用。此外，多边贸易如欧盟与中国的贸易协议，以空客向中国两轮签约供应总计560亿美元的460架大飞机订单为例，也必然制约中美双边关系。

03

重塑全球经济新格局

徐天启认为，在未来可能的关税政策下，全球经济格局将发生变化。尽管中美之间直接贸易额会进一步减少，但不会形成像冷战时期那样的两个完全独立的阵营经济循环。相反，会形成中美两大需求中心，其他供应商将围绕两个中心进行经济活动。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战略与宏观研究项目主任刘典分析指出，尽管外界普遍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对中国具有强烈针对性，但实际重点更倾向于解决美国国内的问题。从特朗普就职演讲及首批行政命令来看，涉及中国的因素较少，表明他更加关注内部事务和不同利益集团间的矛盾。比如，马斯克在政府效率部中的角色变化，暗示了内部权力斗争和利益调整。

此外，特朗普新颁发的行政命令，虽然可能废除前任政府的一些决策，但背后的专业团队和竞争策略制定者可能会继续沿用既定趋势。因此，现阶段应更多关注政策的整体走向，而非个别行政命令的具体内容，采取观望态度以避免过度反应，并更好地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

从近期TikTok事件可以看出，特朗普常用的谈判策略之一是通过威胁加征关税来施压获取更好的交易条件。

中美贸易争端不仅影响了两国之间的直接交流，还加速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以及国际贸易规则的变化。随着“全球分裂网”时代的到来，原有的互联互通模式逐渐被打破，各国和地区开始形成各自的网络和技术标准。这给科技和产业一线的企业带来了高度不确定性的规则风暴，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算力、芯片等关键技术领域。尽管面临外部压力，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仍占据重要地位，短期内难以被替代。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企业通过将生产线外迁至东南亚或其他国家，并利用第三方国家进行转口贸易，以规避直接的关税和管制措施。然而，美国正在研究的新关税规则正向中间品路线扩展，提出了针对芯片使用地的新管制思路——片上治理，即无论芯片采购自何处，只要在中国境内使用，就可能受到限制。这一新规则打破了传统的商品物权概念，强调使用地的重要性。

在未来1—2年内，全球规则体系的变化将给各行业带来高度不确定性，特别是在科技和产业领域。《中国制造2025》计划虽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半导体和数据跨境流动等关键领域仍面临重大挑战。这些领域可能成为美国下一步重点打击的对象。鉴于此，中国需要提前做好准备，优化决策机制，加强相关产业支持政策，主动谋划未来的关键战略，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回应状态。

04

稳外资信心同时推动中企出海

近年来，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国外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呈现出双向流动趋势。大型跨国企业撤资现象较为显著，而中小企业则多有新成员进入，这些变化无疑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构成了一定的挑战。贾康指出，相关的一些不利于外资大企业保持信心的情况，要求中国必须在贸易和投资两个层面发掘新的互动潜力，以消除当前局面中所表现出的不利因素。

在贸易方面，中国企业正面临着关税提升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严峻挑战。尽管短期内采取了如“抢出口”等应对策略，但这仅是治标之策。为了从根本上应对这种局面，中国需要通过优化协同贸易与投资来增强经济适应能力和竞争力。例如，通过资本和技术输出在海外设立生产基地，形成新的升级版跨国公司架构，不仅能压低综合生产成本，避开关税风险，还能通过强化品牌营销和售后服务来保持并发展竞争优势。

比如，广汽传祺的厂家等中国汽车制造业企业，在面对国际市场挑战时，通过自主创新、技术升级和“走出去”作资本输出的国际化布局，实现战略转型，不仅在对冲贸易自由化受阻带来的负面影响，还在中外互利互惠基础上，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新的增长点。这为中国企业加速海外布局提供了宝贵经验，同时也在强调企业须具备足够实力以应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

然而，中国企业在海外布局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陈士华认为，企业在海外布局时应采取稳健策略，政府需在资金管控和投资政策上提供更多支持和灵活性。同时，企业应寻找当地有实力和背景的公司作为合作伙伴，共同开发海外市场，以降低风险并提高项目稳定性和长期发展潜力。

与此同时，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也面临着地缘政治风险。为了稳定外资企业的信心，中国政府应采取措施提供一个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投资环境，包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优化营商环境、提供税收和财政支持等。

除了政府和企业的努力外，中国企业在出海过程中还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张勇建议，中国企业在出海过程中可以借鉴日本在东南亚布局的某些经验，比如日本政府开发援助政策中一些科学的做法，日本通过科学、闭环的立项到评估机制，确保其发展援助项目的有效性。这为中国共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除了政府和企业层面的合作外，日本还通过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机构深度参与国际合作，包括推动标准规则制定等，增强了合作的社会基础。建议中国也培养类似的中间环节，促进更广泛的社会因素参与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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