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衍行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载于12月16日财富中文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科学分析我国经济形势，指出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这是对问题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会议把“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摆在明年经济工作8项重点任务之首，正是自觉运用经济发展规律、解决实际问题、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必然选择。

近十年来，全球经济的焦点无一例外地投向了中国。然而，在惊人的增长数字和“世界工厂”的头衔背后，一个日益凸显的结构性矛盾正在驱动着中国的战略思维转向：“供强需弱”。这不是简单的周期性低谷，而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走到十字路口时，必须进行的一场深刻校准。对于全球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而言，将“扩大内需”仅仅视为短期刺激政策，将是极大的战略误判。这是一个旨在重塑其国际竞争优势和长期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战略性抉择。

“供强需弱”：被掩盖的严重性

中国经济的供给能力之强，举世公认。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出中的占比已逼近三成。从高铁到新能源汽车，从5G基建到光伏电池板，中国的供给侧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然而，需求的疲软度却远超外界传统认知。经济学家普遍关注的指标——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虽然在某些年份超过了100%，显示出内需的重要性，但其绝对增速和可持续性却面临挑战。

更值得注意的是，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率已从2007年的接近10%降至目前的不到1%，这表明过去依靠外部需求驱动的模式已大幅弱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多次警示，中国经济的再平衡进程尚未完成，储蓄率高企与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偏低是结构性痼疾。这不仅是国内消费不足的问题，更是全球市场对中国过剩产能吸收能力减弱的体现。

“供强需弱”的严重性在于：

产能过剩的常态化：传统的投资驱动模式边际效用递减，继续扩大投资只会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带来“无效投资”和“资产泡沫”的风险。

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停滞：需求不足导致企业缺乏创新和升级的动力，阻碍了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根据国际权威机构测算，要维持长期高质量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关键，但目前被结构性矛盾所抑制。

社会再生产循环受阻：缺乏强劲、可持续的消费拉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良性循环受阻，经济运行面临“堵点”和“卡点”。

为什么会出现“供强需弱”？

“供强需弱”的形成，是内外多种因素长期积累的结果”：

1. 历史路径依赖：出口导向与投资倾斜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后，中国采取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世界工厂”模式。这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却也形成了“重生产、轻分配”的结构惯性：

收入分配结构固化：长期以来，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占比相对偏低，而资本回报、企业利润和政府收入占比偏高。这直接抑制了居民消费能力，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高，但收入增长缓慢。世界银行报告反复强调，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是释放内需潜力的首要任务。

社会保障体系的短板：在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领域，投入和效率仍存在不足。居民被迫进行高额的“预防性储蓄”，以应对未来不确定性，导致“不敢消费”。

2. 全球化逆风与外部环境变化

近年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外部需求动能明显减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曾指出，全球贸易增长已显疲态。依靠出口和外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面临“天花板”。中国必须从被动的“国际大循环”转向主动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来分散风险。

3. 供给侧的“结构性错位”

中国的供给体系虽然庞大，但与国内不断升级的需求之间存在“适配性”不足的问题。例如，高品质、个性化的服务消费、养老医疗、先进制造业产品等有效供给仍显不足。这导致居民的消费需求外溢（如境外购物、医疗、旅游），或被迫降级，无法形成“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互动。这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用自主可控、高质量的供给来满足和引领新需求。

如何破解“供强需弱”难题？

中国的“扩大内需”战略并非简单的凯恩斯主义刺激，而是“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旨在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这是对经济发展模式的一次系统性重构。

1. 结构性扩大消费：收入分配改革为核心

中国的战略重点是“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

增加收入，提高消费能力：核心在于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这不仅涉及提高劳动报酬，更强调健全知识、技术等要素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让更多人通过自身努力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完善社保，消除后顾之忧：加大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合理增加公共消费，解决居民“不敢消费”的痛点，减少预防性储蓄。

创新供给，激发消费意愿：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释放消费潜力。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发展新能源汽车、住房改善、养老服务、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通过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品质。

特别是，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

2. 增强有效投资：向“新基建”和“补短板”倾斜

投资的关键作用被重新定义，不再是简单扩大规模，要防止造成无效或低效投资、避免资源浪费。要大力发展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有本金和债务约束的金融需求：

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大对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新基建”的投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产业升级和技改：加快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扩大制造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扩大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

区域协调发展和城市更新：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加强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充分挖掘乡村消费潜力。

激活民间资本：放宽民间投资市场准入，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建设，形成良好投资预期。

3. 畅通循环：破除卡点和堵点

战略的落脚点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意味着：

打破市场壁垒 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和堵点，如地方保护、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等。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确保金融需求有本金和债务约束，发挥政策性金融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加大对符合国家发展方向的重大项目融资支持力度。统筹好扩大内需和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领域风险。

值得关注的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中国将大力促进内需，将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这表明，在2026年的政策规划中将把促进内需置于优先地位。

充分估计破解的艰巨性与复杂性

战略方向已经清晰，中国对破解“供强需弱”的艰巨性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不是一次短期调整，而是一场涉及利益深度调整的持久战。

1. 利益博弈的复杂性

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必然触及既得利益，尤其是优化要素配置、提高劳动报酬占比，将挑战资本和效率优先的传统惯性。这种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其复杂性和阻力远高于简单的货币或财政刺激。正如权威经济学家所指，没有制度安排上的突破，扩大内需将难以持续。

2. 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

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外部市场的波动和地缘政治冲突可能随时干扰国内经济循环。尽管强调内循环，但中国经济的开放性决定了它无法彻底隔绝国际风险。如何在扩大内需和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之间找到平衡，是持续的挑战。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辩证关系需要时间来检验。

3. 政策实施的长期性

“扩大内需”战略的成效，如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高品质消费体系的形成，都需要数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显现。它要求政策的持续性、稳定性以及跨周期管理。任何重回大规模、低效能投资的诱惑，都可能导致改革前功尽弃。必须认识到，建设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是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而非一蹴而就的权宜之计。

中国将“扩大内需”提升至“战略基点”，这表明其意图已超越了经济增速的短期维护，而在于建设一个更有韧性、更具内生动力、以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为锚点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是大国经济在外部环境巨变下，重塑其全球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对于世界而言，一个由内需驱动的中国，意味着对全球资源的更大引力，也意味着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重新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