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本文刊于2月28日一条财经微信公众号。

　　智库的英文名为think tank，用王文的话说，智库的深层意义正如其英文名“思想也有像坦克那样的威力”。不过，中国智库是否也具备这等实力呢？对此，智库联盟专访了这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以下简称人大重阳）执行院长。

《伐谋：中国智库影响世界之道》  购买链接

　　诚如王文在其新著《伐谋：中国智库影响世界之道》中所说，中国智库确实正在蓬勃发展，但发展速度仍然跟不上国家的发展速度。中美智库的差距就像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电影的差距，不在于单个演员的实力，而在于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不足，进而导致整体产业的落后。但王文也反复强调，中国不应全盘复制美国的智库模式。

　　中国智库接下来该如何发展，特别是官方智库的机制体制创新力依旧不足，智库学者的待遇较低、激励不足等问题该如何解决，王文给出了他的答案。

　　以下根据专访实录整理：

　　中美智库的差距在于对智库思想的整体营销力

　　智库联盟：我们发现，现在只要有智库排名，人大重阳就在其列。从2016年清华大学公布的中国智库谷歌英文搜索量，人大重阳排在第一位，到今年连续三年入选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全球顶级智库150强”，是否可以说明人大重阳的国际影响力？

　　王文：其实，所谓智库排名，只能反映智库发展的一个侧面。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好智库有不少，人大重阳只是晚辈后生，有时甚至根本配不上那些排名，还需要兢兢业业、扎扎实实的工作很多年。

　　但另一方面，相比较其他入围榜单的中国智库，人大重阳的人员数量并不多，属于精干型。如何以相对少的投入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人大重阳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智库联盟：您认为现阶段，中国智库在世界的影响力如何？与国外智库相比，还存在哪些不足？

　　王文：中国是智库大国，但不是智库强国，中国的智库数量是排在世界第二位，但有国际影响力的还不多。中国学者在海外发文章的其实寥寥无几，但海外学者发的文章，很多我们这边都有翻译，中国学者发的文章能有多少篇被美国翻译？美国有名的学者一般来中国都会有相对高昂的出场费，中国学者被邀请的也有，但很少有出场费的。再比如，美国的知名智库学者基辛格，每次来中国领导人都接见，但中国学者去美国很少得到美国总统的接见。

　　我走访过美国智库街数十次，“智库街”位于华盛顿西北部、距离白宫仅三四公里的麻省大道，那里坐落着几乎所有能够孕育美国经济、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大智库，随便走进街道的某家咖啡店、餐馆都能遇到某位著名智库的学者，我偶遇过的人物包括美国时任财长保尔森，前驻华大使芮效俭等等。那些常年在那边工作的智库人员，相互间接触是多么高频率，高质量的思想火花也很容易在频繁接触中产生，而中国智库人员的交流多限于正式研讨会，远没有美国那么频繁和轻松。

　　总结起来，大体有如下几点：

　　一是产业规模。美国智库发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智库（think tank）这个词组就起源于“坦克”，即思想也有像坦克那样的威力。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智库已达近2000家，均是年均预算达到数百亿美元、从业人员超过十万的产业规模，中国现代智库开始在中国发展则已经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

　　二是运营机制。包括筹款、人员管理、项目运营等的完善和思想市场体制的形成。相比之下，中国智库行业还处在初级阶段，远远落后于国家发展，不少中国智库的功能性定位还不够清楚，官方智库“千库一面”，更多听从自上而下的安排，运营几乎全部都靠财政拨款，独立性较低，效率较低，难以赢得社会与企业的深度认可，也很难获得大额的社会捐款。而中国民间智库的思想生产，则很难找到真正的消费者，加之内部运营能力参差不齐，融资运营机制尚未成熟，更不可能大范围地得到社会捐赠。不少咨询公司自称“智库”，借智库大发展，浑水摸鱼，使得所谓民间智库界变得鱼龙混杂，脱颖而出的优秀民间智库并不多。

　　三是机构影响。两国真正的差距在于对智库思想的整体营销力，包括项目设计、调研、撰写、评估、报送、传播、社会文化、政治结构等各个环节。中美智库差距很像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的差距，不在于单个演员的实力，而在于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不足进而导致整体产业的落后。

　　中国智库在美国智库面前毋须妄自菲薄

　　智库联盟：但为什么前段时间关于美国大选的预测，美国智库几乎全部预测错了。

　　王文：这是另外一个评判标准，智库的评判标准有大小之分，还有对错之分。就大小来说，美国智库的影响力数十倍大于中国智库，但就对错之分，中国智库就不必妄自菲薄了。

　　当然，客观原因也有很多，一是美国这么多年的霸权，二是美国智库还是有英语通用的优势，中国大部分的优秀智库学者英文水平都不行的，这个对我们的国际影响力也是有很大影响的。另外，我们的学者大部分都很腼腆，愿意多写内参，不愿意去宣传炒作，美国却是一个市场竞争，善于运用媒体给自己贴金，成为了一个生产链，去炮制一个学者的形象，就像炮制明星一样。

　　其实几次见到基辛格，我曾问他，为什么美国有那么多战略家，那么多智库学者，给决策层提供建议，但是依然没有抑制美国不断在战略上犯错的现实，也没有抑制这些年来美国不断衰落的趋势。中国的智库学者可能很内敛，但实际上我们默默为国家做过了很多贡献，相对踏实、务实，为我们的政策把关、决策咨询、科学民主化、决策科学化、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做出了实在的贡献，这种贡献其实并没有被社会全部看到，尤其现在中国领导人重视智库之后，很多媒体都开始采访智库，过去是很少的，智库学者到底做了什么，大家并不完全知道。但其实不管是影视作品中还是回忆录中我们不难看到，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各种各样的政策，无论是家庭联产承包制，到90年代初期的市场经济改革，还有各种各样的政策出台，背后都凝结着我们各类智库的智慧，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其实已经充分说明了智库的作用。

　　智库联盟：人大重阳跟国外智库主要的合作模式是怎样的？有没有案例可以分享？

　　王文：人大重阳跟全世界差不多五十个国家有合作关系，合作紧密的是一些大国，比如美国、英国之类的，各大洲都有。

　　去年有个案例，被评为“2016年十大对外传播案例”中的第一大案例。人大重阳与美国著名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2016年的7月5号，办了一个中美智库南海问题对话会，这个时机特别好，在7月12号南海仲裁案公布前的一个星期，在美国华盛顿，离白宫不到两公里的地方，我们邀请了两国最著名的学者和不少前官员，还有很多媒体，事先的发出了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声音。中国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先生做了重要主旨发言，其中一句话引起了全世界媒体的报道，“南海仲裁案不过是一张废纸”，这种智库间的合作就是搭建这样一个平台，示范双方政府的声音，互通、交流，互相试探底线，进而管理危机。

　　设立“一带一路学”并不超前

　　智库联盟：人大重阳将很多重点放在“一带一路”上，您也提出要系统研究“一带一路”，甚至提出应建立“一带一路学”，这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王文：“一带一路学”的提出，很多业内人士是很重视的，因为这体现了中国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一带一路”实际上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中国人自己提出的概念，引起全世界如此大的关注、研究、考量的这样一个理念，当然应该做更系统的研究。很多人觉得太超前了，但是我认为学科就是因为现实的发展以后出现的。红楼梦越来越流行有了红学，敦煌一百多年前被发现，后来有了敦煌学、国际关系学。1919年，在伦敦第一次设立国际政治的学科，还不到一百年，新事物的出现当然应出现新的学问。

　　当然，“一带一路”覆盖到全球，肯定不会一帆风顺，会有困难和风险，但是风险的大小会与议论的多少成正比，风险越大，议论越多。“一带一路”能有如此大的影响，是超乎我们最早的意料的，人大重阳算是较早研究“一带一路”的智库，我也走了不少地方，看着“一带一路”开花结果，这已经非常难得了，但我们还需要时间来证明和验证中国参与、推进“一带一路”后期的效果。

　　智库联盟：新形势下，中国智库还应做哪些创新工作？

　　王文：中国领导人在2013年5月第一次提到建设新型智库，已经过去几年时间了，中国智库确实也有了一些蓬勃发展，但我觉得智库的发展速度仍然跟不上国家的发展速度。最关键还是智库，特别是官方智库的机制体制创新力依旧不足，智库学者的待遇也较低，激励不足。我认为，还是应重新推动智库的市场化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智库供给的质量，因为智库是思想的供给者和生产者。现在中央是非常支持智库的，智库本身也应该更努力。（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