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浙江省外办、浙江师范大学、金华市人民政府承办的以“中国与非洲百年复兴与合作”为主题的中非智库论坛第十二届会议2023年5月30日在金华举办。南非前总统莫特兰蒂、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豫锡等来自中国、非洲等20多国的300多名代表线上、线下与会。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受邀在第一次全体大会上作主旨发言。以下为演讲实录，发布于5月30日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杂志社官方网站，原标题为《王文：中国与非洲的六大共同历史使命尚未完结》。

中国与非洲各国的反压迫、反贫困、反污染、反腐败、反危机、反战争这六项历史任务尚未全面完结。双方仍应保持长期战略互知、互信、互帮、互谅、互通、互惠。

本文字数约3400字，阅读需要4分钟。

本文发布于5月30日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杂志社官方网站

感谢刘鸿武教授又一次的邀请。过去十年，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持续不断的邀约让我这位本来与非洲研究相隔很远的学者，成了这片神奇大陆的持续关注者与研究“发烧友”，还曾有幸到10个非洲国家访问，去感受这片人类文明发源地的魅力。

印象最深刻的是，三次去埃塞俄比亚国家博物馆瞻仰有300万年历史的人类最早化石遗骸“露西”时的感慨。那具长约1.3米的遗骸边上写着“人类从这里走出”，折射了非洲人的文明自信与历史豪情。还曾三次去埃及首都开罗，在尼罗河畔追思公元前3400年古埃及王朝最早见诸于文字的人类洪水灌溉工程。

然而，对当代现实主义者而言，“历史”往往意味着包袱。我的一位美国朋友、国防大学马伟宁（Brendans.Mulvaney）教授就曾说，美国强大的重要原因是习惯于思考未来，而不是陷于历史的虚无。

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句话，但给思考今天的会议主题“中国与非洲百年复兴与合作”有一定的启发。那就是，中国与非洲想要有长足发展，既要以史为鉴，更要摆脱历史包袱。

论坛现场

从百年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与非洲各国都处在最强盛的时刻。100年前的1923年，非洲仅仅才有3个独立国家，分别是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埃及。到1960年代时，非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才进入高潮。1990年纳米比亚独立和1994年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垮台，标志着除个别小岛外，所有非洲国家都摆脱了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枷锁。对于多数国家而言，民族解放与现代化的进程都只有30-60年之间的历史。

新中国的成立与真正的现代化进程也不长。1949年的中国，人均GDP才23美元，仅为当时美国的1/80，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甚至比当时非洲很多地方都差。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式现代化逐渐步入快车道。中国艰难崛起的历史进程大体与二战结束以后的非洲崛起进程有一定的相似性。这正是一些学者将中国与非洲各国视为“难兄难弟”的重要原因。

总的说来，中国与非洲大体有六项共同的甚至同频的历史使命。

一是反压迫。中国与非洲都经历了摆脱西方列强压迫的艰难历程。非洲用了百年时间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等列强中纷纷独立；中国也用了近百年时间洗刷了英法联队入京、八国联军侵华、日本入侵、美苏核讹诈等历史耻辱。但当前中非仍面临霸权主义的霸凌威胁。要完成“反压迫”历史任务，路仍很长。

二是反贫困。中国与非洲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主要区域。2021年，中国宣布全面消灭绝对贫困，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首次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部分地区、一些群体还面临着“返贫”的可能。2021年，全球GDP前30强中，也有两个非洲国家挤入，分别是尼日利亚与南非。一些非洲国家的城市像开普敦、拉马特的街景繁华与发达程度不亚于欧美国家。卢旺达、埃塞俄比亚、吉布提、厄立特利亚等国家都是多年位居全球增长最快国家的前10位。但2050年非洲人口将达25亿，城市失业率与贫困不平等的解决将是非洲各国的巨大压力。

三是反污染。中国与非洲都面临着环境污染的重大治理挑战。建设生态文明，是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任务。近年来，一场人类历史最大规模的低碳减排运动正在中国发生。对非洲而言，治理水、空气、土壤与低碳减排的任务也很重要。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10个国家，至少一半在非洲。我在2019年曾登顶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坦白地说，峰顶的雪已不多了。沿途的垃圾也时常看见。2022年埃及召开联合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COP27）展现了非洲面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也折射了中非之间的气候治理将实现新跨越。

四是反腐败。中国与非洲都必须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2012年以来，中国掀起了有史以来最激烈、最严厉的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然而，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反腐斗争，在中国的任务仍很艰巨。在非洲多国的机场、饭店甚至街上，我都曾亲历过一些索贿的现象。如何治理腐败，仍是非洲多数国家的重任。

五是反危机。中国与非洲都必须克服金融危机、社会失序的隐患。最近十年来，中国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重要底线，以维持社会稳定为重要任务，持续推动着西方国家所没有的“无危机崛起”。非洲不少国家的社会治理状况，如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等都越来越好。但仍有一些非洲国家长期受到社会失序、金融失稳的冲击，城市治安令人堪忧。反危机，对一些非洲国家来讲恐怕是惨烈的“持久战”。

六是反战争。中国与非洲都必须防范重蹈战争之苦，都必须持续旗帜鲜明的维护和平。当前世界的地缘军事冲突风险已经是自二战以来最危险的时刻。中国面临着来自域外国家的“诱战”风险。非洲一些地区也长期受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军阀势力的威胁。中国与非洲近60个国家一定要在反战之路上保持团结与合作。

综上所述，中国与非洲各国在反压迫、反贫困、反污染、反腐败、反危机、反战争这六项历史任务中，有的进展非常显著，有的任务仍相当严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是中国与非洲各国，都没有绝对的底气说，这六大历史使命已全面完结。

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发展斗志，仍是党的二十大的重要论调。中国深刻知道，自己仍是发展中国家，要克服的难题还很多。一些非洲媒体与学者跟着西方论调说“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总是拿上海浦东、深圳南山、北京CBD来等同于中国，并不能算是对中国的准确理解。

对此，我建议，中国与非洲各国仍应保持长期互知互信互帮互谅互通互惠。

一是互知。尽管中国与非洲多数国家的双边关系都不错，但双方的熟知度仍有待加强。中国支持30余所非洲大学设立中文专业，还设立数十所孔子学院、鲁班工坊，推动中非互知。在未来，中国应该有更多像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这样的聚焦非洲的研究机构；同样，非洲也应该有更多高水平的中国研究中心。

二是互信。当前中国与非洲各国都有一些学者与媒体受西方思潮的影响过大。类似“债权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等论调在非洲一些媒体上仍在传播。非洲还有像斯威士兰这样与台湾建交的国家，期待它早日加入中非合作大家庭。对此，中国与非洲各国之间保持更高水平的社会互信，变得非常重要。

三是互帮。双方相互帮忙，仍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过去二十年，中国是在非洲建设基础设施最多、投资最多的来源国。而非洲也是中国最重要的资源进口国。双方贸易大体保持着平衡，且多年保持两位数的中高速发展，2022年实现了2800多亿美元的双边贸易总额新高。从未来看，双方仍有巨大的增长潜力。

四是互谅。双方共处肯定都有不足之处，人文交流的层次还有待提升。个别国民在对方国家犯罪、违例及一些不文明行为的现象，不应影响双方对对方的理性看法。综合地看，分歧与摩擦仍是中国与非洲合作大局中的小概率事件。中国与非洲舆论精英应该更多地发声，引导合作的大局朝更高、更广的目标进发。

五是互通。双方基础设施及相关制度标准需要实现更多硬联通、软联通，进而推动心联通。中国与非洲之间自贸区双边、多边层面的诸多制度建设，应该继续加强，尤其是中非金融合作领域的合作，推动中国与非洲的资本项目开放，让更多非洲中产阶级以上的资本来中国投资，进一步推动非洲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合力推动下一轮的全球化进程。

六是互惠。中国与非洲的相互合作，不是在搞福利与慈善，而是通过可持续双赢的方式，最终让发展成果上实现互惠共享，既造福于各自的国民，也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总而言之，中国与非洲复兴的百年征程仍在途中，双方仍继续努力。

(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