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十周年之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以“智库”英文（thinktank）的中文直译“思想坦克”为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最新专著《思想坦克：中国智库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近日，王文就中国智库建设成果、挑战和未来接受中宏网专访。

中宏网记者：《思想坦克》认为，中国“智库热”已开始降温，越来越多人认识到智库建设应具有的综合性与长期性。您怎么研判中国智库建设十年再出发所面临的形势与挑战？

王文：正如我在《思想坦克》一书的第三章中所说的，当前，中国“智库热”已开始降温，越来越多人（如大学管理者、企业捐赠人、社会舆论）认识到智库建设应具有的综合性与长期性，而政府层面也对智库的作用与定位有了更全面的认知。

换句话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了十年，人们已发现，全面深化改革并非易事，智库建言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于是，改革设立目标与智库自有能力之间正在达成某种“和解”，即“应然”的理想状态，回到“实然”的现实状态，这与婚姻“十年之痒”后许多人会放弃浪漫主义、回归务实主义生活有类似之处。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没有提到“智库”，而用了“完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也能反映党中央决策层对智库建设长远发展目标的务实化。

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智库往往很容易在真诚沟通者、深度探密者、公共外交者之间选择一者来当。难在三者兼得。因为三种身份扮演能力的优异程度，尤其是能否恰当把握这三个角色的“时、度、效”，直接决定了智库对决策层的影响力大小。

所谓“时”，就是指智库对内建言与对外发声的恰当时间点。一份好的内参，一定是最及时的那份，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太早了，决策层不需要；太晚了，许多人早已建言过了。同样，智库对社会发声也是如此，需要在恰当的时机对社会公众恰当地表达决策者需要的恰当内容。在这方面，智库的敏感性、前瞻性、文字力都非常重要。以2023年中国几大主场外交来说，4月博鳌论坛、5月中国-中亚领导人峰会、10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1月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都需要智库大量的政策建议与舆论引导，前者一般需要提前一到两个月上报，后者则需要在事件发生前后的一周左右。如果错过这些最佳时间点，智库对决策层、对社会的影响力都会大打折扣。

所谓“度”，就是指智库研究“探密”的深度与广度。在许多时候，智库需要一头扎下去，了解到决策者所看不到的事情本质，还要以“脚底板精神”做学问，触及决策者所不能亲历的事件现场。以“一带一路”研究为例，该倡议提出十年来，有数以万计的研究报告、媒体评论与新闻报道，但多数都是浅尝辄止或泛泛而谈，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大量深入到“一带一路”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项目本身的调查研究。那些深入到所在国的调研报告，往往会产生最有说服力的决策咨询效果。

所谓“效”，就是指智库要有能让受众接受的叙述效果。无论是决策者，还是社会公众，或者国际友人，都是智库成果（包括内参、公开评论、国际演讲等）的受众。好的效果是检验智库影响力的唯一指标。得到批示，未必就是好的内参；批示被执行，且促使政策执行效果良好，才算是好内参。不是在大众传媒上发表文章，就算是引导舆论；只有让公众内心接受且广为传播、并有助于政策推进，才能算是好的舆论引导，否则就是误导与添乱。不是能到国外去参加论坛或发表外文文章，就是好的公共外交；只有让国际受众觉得有道理，增加对中国的好感，才算是助力中国外交。

做到上佳的“时、度、效”是相当困难的。即便像基辛格那样在国际舞台与美国政界活跃六七十年的资深人士，也未必做到每件重大国际事件都能发挥重大影响力。但顶级的智库学者，是研究圈金字塔尖的最亮明珠。唯有孜孜以求，才能不断成就优秀智库学者的家国抱负。

目标太高，往往是功能分化的开始。近年来，不少新型智库都有能力得批示、发评论、搞外宣，于是人们对这些方面便会出现“审美疲劳”与兴奋感不足，现有的智库“存量”便会出现不可避免的分流。一些“假智库”会现原形、被淘汰或出现低质量发展的迹象，如“会库”（以爱办论坛、研讨会为乐而掩饰本机构的思想贫瘠）、“私库”（以“智库”为名搞小圈子文化）、“呆库”（出现低层次的研究重复、学人之间的自娱自乐）等出现。

近年来，我不止一次看到某猎头公司、咨询机构在自我宣传时，都标榜自己是“著名智库”。同样，目前一些智库由于经费压力，开始商业运营，甚至权力寻租。这是对“智库”名称的盗用、污名，与两办文件中明确标明的智库“服务于党和政府”、“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和“非营利”等三个较为严格和明确的属性明显不符。

我还看到一些“研究型艺人”和自称“大师”的假智库现象。他们有的装出高冷和深不可测的样子，对外半遮半掩地宣称与某某高层很熟，为其高参云云；有的则以写畅销书、媒体曝光、公开演讲为主要手段，语不惊人死不休，常以国家危机、某国阴谋等关键词抓人眼球。这些假智库现象是需要抵制的。

与将“智库”视为有利可图的工具不同，一些优秀学术学者会选择离开智库管理岗位，重新回归学术与书斋，或离开智库界从事其他行业。从事智库行业是一项快节奏的工作，远不如学术研究更自如；智库研究的待遇不算高，远不如商业机构更诱人。

在“假智库”受鄙视与淘汰，学术学者离开的背景下，一批“真”智库会渐渐脱颖而出。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乏有大量为国效力、为民请命、出世情怀浓厚的知识分子。他们继承了具有“学得文武艺，货予帝王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士大夫传统情结，很纯粹地钻研于现实与政策的解决方案，游走在各国论坛与公共平台之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虽然类似的优秀智库学者不多，但却凝结了“真”智库的价值观精华，也将带动较长时期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智库优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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