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亚洲时代”序幕已打开。百年前，冈仓天心、泰戈尔、梁启超就曾呼唤过亚洲主义。亚洲人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磨合，无数思想者构想亚洲崛起。这一次的“亚洲时代”是真实的。

从全球化的动力看，2020年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东盟十国、中日韩三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合力打造世界上参与人口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标志着亚洲区域合作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复苏进程中领衔全球多边主义和贸易自由主义。

从大国格局态势看，经济总量的国家位次未来五年将逐渐开启“亚洲时代”。2025年中国GDP总量将接近美国，甚至有可能赶超美国。印度超过德国，接近日本，排在全球第四的位置。欧洲诸国国力将沦入1520年麦哲伦环绕地球以来的“五百年未有之颓势”。美国从1890年代以来连续130多年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地位接近终点。前四大经济体首次出现亚洲占三席的东方复兴局面。

从国家治理效果看，以重秩序为文化主流的东亚各国，对“百年未有之疫情”的抗疫成效普遍好于重自由为主流价值的欧美国家。抗疫的成效令亚洲的全球复苏中拔得头筹。2016年，亚洲区域内贸易份额占全球比重增长至57.3%，创历史新高。预计2025年突破60%。亚洲在未来五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有望超过65%，消费增长贡献将超过75%。

亚洲的复兴与过往500多年的大国兴衰完全不同。亚洲的领导人不是渴望建立“亚洲联盟”，更不是为了取代美国而成为“亚细亚帝国”，也没有试图拯救世界的所谓“上帝情怀”。相反，亚洲各国尤其是东亚、东南亚国家领导人的目标，都是聚焦国内，结合本国国情，努力解决本国民众的需求。

亚洲国家最推崇“干中学”精神，善于利用外部的资本、人才、经验、教训。1990年代以来，东亚持续着30多年的和平与合作，是投资、贸易增长最快的地区。日本、韩国充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推动出口导向型经济；东盟抱团，成功成为世界的一极；中国更是利用2001年加入WTO后，学会配置了全球的资源。

在世界七大洲中，亚洲是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名字最古老的洲，但也是民族、宗教、地缘、历史最复杂的洲。迄今为止，复杂性导致亚洲无法形成与“一体化”相关的任何共同体，没有像欧元那样的统一货币，没有像欧盟、非盟、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那样的统一洲内国家间政治组织，没有像北美自贸区那样经济一体化组织，甚至连亚运会这样的全洲体育盛会也有土耳其、以色列的缺席而使“体育亚洲”变得残缺不全。没有人能想到，这张拼图正在慢慢变成一个令人尊敬的存在。

但可以想像，在后疫情时代，亚洲人的行为准则会越来越被推崇。很多人认为，中国、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社会，政府与市场、重商与重义、权利与责任、自由与自律、个人与社会之间更能呈现微妙的平衡，更有助于人类发展。

正如美国印裔学者帕拉格·康纳在其新著《亚洲世纪》一书中所说，“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受到19世纪欧洲化和20世纪美国化的影响……21世纪亚洲化在世界文明的兴起犹如地理学中最新的沉积层形成。……20世纪美国梦将被21世纪亚洲梦所代替。”

还有两本书同样值得推荐，2010年，被称为李光耀第一智囊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写的《新亚洲半球：不可阻挡的全球权力东移》和2017年《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 拉赫曼著作《东方化：亚洲崛起与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及其之后的美国衰落》。 “亚洲时代”会越来越成为世界的共识。

中国人在以自己的方式推动着进步。2013年后，中国先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设想，有理由相信，中国正在朝着正确方向推动着“亚洲时代”。

当然，“亚洲时代”序幕是漫长的。这让我想起“愚公精神”。古代中国有一位叫“愚公”的人，为了搬离挡在家门的两座山，一锹锹地搬离，一代代地努力，终于感动了上天，实现了梦想。

“亚洲时代”，已出发，就会有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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