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本文刊发于2023年8月7日中宏网。原标题为《以全球强国战略推进国别研究》。

中国必须要有一场国别基础研究的机制改革，全面整合信息梳理、探究、报送体系，在关键议题上采取新型“揭榜挂帅”制，以全球强国战略为本位，实现对各国研判的重大升级，助力民族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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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8月7日中宏网。

2022年以来，俄乌冲突“意外”爆发、美国“高效”动员对俄制裁、俄军推进速度迟缓、乌克兰抵御能力持续增强、印度反对美国对俄制裁等现象，都出乎多数中国研究者的意料，暴露了中国国别研究的滞后与缺失。

尽管多年来的中国国别研究已过了基础认知的阶段，任何国家在中文文献资料中都能找到其基本知识点，但时代与环境变化太快，基本知识点已无法满足新时代中国国力达到全球强国水平的需求，进而出现了对他国近况、全球变局的巨大研究真空。对此，中国必须要有一场国别基础研究的机制改革，全面整合信息梳理、探究、报送体系，在关键议题上采取新型“揭榜挂帅”制，以全球强国战略为本位，实现对各国研判的重大升级，助力民族复兴。

当下中国国别区域研究的十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部备案的区域和国别基础中心或基地有数百个，国别研究的书籍有数万种。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还增加“交叉学科”大类，下设“区域国别学”为一级学科。不能否认，区域国别研究有长足进步。然而，时局对中国的期待以及中国本身对外交往的需求决定了，当前中国国别区域研究至少存在十个方面仍是相当突出的：

一是重文献梳理，轻现实追踪。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都只有个位数的研究人员，甚至有的机构一人身兼多个国别研究任务。人力有限，只能针对过往期刊论文进行梳理，再进行个别国家少数议题的探讨，再进行周期3个月至一两年不等的论文发表。目力所及的公开国别区域研究资料，显得数据旧、事例老、判断过时。对现实的追踪远远跟不上国家政策研判的需求。

二是重文本研究，轻人际访谈。在中国，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人员一般都是学院派出身，鲜有外交、外事与商务经验。偶尔的访问学者经历，所能接触的对象国人员一般也以学者为主。这使得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多数只能靠阅读资料，依靠他国媒体报道或学者论文来做研究，通过实地调研、人际访谈获取的内容少之又少。这导致区域国别研究的内容过于学理，时常套用不到现实中。

三是重英文资料，轻当地语言。由于小语种人才的缺乏，区域国别研究的人员多数只会英语，习惯用英语来了解他国事态的进展，更偏向于美国学者或媒体的论述来追踪他国现实，这导致区域国别研究的“美式思维”严重，关键用词、叙事逻辑往往受美国影响较大。比如，对俄乌冲突的“入侵”定性、对西方“民主”“自由”体制的惯用称谓等，都容易成为一些研究者的日常表述。

四是重零星报送，轻信息整合。由于各部委在关键时期都需要对某些区域国别的追踪研究，往往各自成立专门性的临时团队，但各部委之间的信息整合有限，重复建设严重，效率急需提升。比如，在某次重大对外摩擦发生期间，笔者就被拉入若干个部委的“专班”群，各个专班群之间相互屏蔽，互不通气，各自报送的信息则大同小异。

五是重内部报送，轻舆论引导。信息化时代，人人都有一个麦克风，讲述对他国的认知，但有时会产生巨大的舆论误导。比如，俄乌冲突刚发生时，国内新媒体圈里盛行类似“俄军两个小时拿下基辅”的谣传，轻视乌克兰，甚至拿乌克兰女性调侃，类似谣言的国际扩散导致乌克兰社会对中国人的误解甚至仇视。可见，高质量的区域国别研究不应只局限于内部报送，更需要有社会舆论引导的功能。

六是重国内讲述，轻国际传播。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区域国别研究者是不可或缺的力量。据不完全统计，区域国别研究者在中国约有1万人。这些研究人员多数都埋头于文献研究，少有对外舆论引导的能力，更遑论国际传播的讲述，这很容易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立场的误解。比如，俄乌冲突以来，西方舆论里一直把中俄正常贸易与交往视为中国对俄罗斯“入侵”行动的支持，甚至把中国视为是俄罗斯军事行动的最大背后支持力量。

七是重学术人士，轻社会力量。区域国别研究近年来涌现了一批高质量的民间研究成果。这些研究者可能没有经历过科班教育，但其中一些人热爱时事，心怀家国情怀，且有探索精神，他们利用新媒体与各类信息传播方式产生的影响力高于多数专业机构。比如，“宁南山”对各国产业数据的追踪、“占豪”对国际时事的分析等，在舆论界都有较大的引导力。

八是重聚焦国别，轻复合解题。当下的区域国别问题往往与大国竞争、经贸博弈、安全困境、技术创新等复合式难题相互关联着。当前的区域国别研究往往聚集在政治、经济与社会议题，一旦出现更多的变量，中国研究者的复合解题与分析能力就显得远远跟不上。

九是重过往总结，轻提前预警。提前预警、未来预判是考验区域国别研究是否高质量的重要指标。研究者或为爱惜羽毛，或担心失误，或资料有限，往往不敢预测未来的进展，也不善于提前预警。2011年北非动荡、2016年美国特朗普当选、2017年英国脱欧、2021年哈萨克斯坦内乱、2022年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等重大区域事件，国内预警与预判都极度缺乏。

十是重宏大叙事，轻个案分析。宏大叙事对于决策者很重要，但是对关键人物、发力点的研究有时关系到整个事态的解决。由于篇幅与研究投入有限，区域国别研究任务较重，使研究者被迫只能进行研究对象国的宏大叙事，对于个人、个案、主要项目所涉作用与其对中国的关系研究极度缺少，导致中国往往缺乏对对象国的足够影响力。

从全球强国视角重新认识区域国别研究

综上所述的十个问题，反映了区域国别研究仍多数处于个体户式运营，缺少足够资金支撑和系统性整合的供给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关键原因在于，中国仍是以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定位看待与推进区域国别研究，背后折射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小规模、零散化、学院派的“小国寡民”初级阶段特征。

事实上，“区域与国别研究”是全球强国地位的自然产物，意味着一个崛起国家大国责任与全球意识的觉醒，是全球强国之间生存斗争、保持强国命脉的“御用之学”。区域国别研究的定义不只是让中国国内人知晓对象国是什么、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要让中国国内知道对象国动向对本国国家利益意味着什么，更要让对象国意识到来自中国对外战略的意图。

19世纪初法国崛起，国家资助托克维尔了解美国而写就《美国的民主》；20世纪中叶，美国崛起，国家资助本尼迪克特写就日本国情《菊与刀》等均成为传世不朽的区域国别研究名著。这充分说明，“区域与国别研究”天生带有政治服务的功能属性，不是学术界自娱自乐的个人文字游戏，更不是对对象国无关紧要的鸡毛蒜皮细节积累。

“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优先责任，就是国家花重资，摸索国家利益全球拓展的出路，这正是为何美国年均花百亿美元投入“区域国别研究”的根本原因。2022年3月28日美国公布2023财年总统预算案为美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USAID)提供的604亿美元，较2022财年申请数增长3%，重点支出领域中相当一部分都是作为全球强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包括一是提供16亿美元用于支持乌克兰以及欧洲和中亚地区遭受安全威胁的盟友和伙伴；二是巩固美联盟体系、重建美国际领导力，促进欧洲和印太地区繁荣与安全，并提供40亿美元履行对国际组织相关承诺；三是提供23亿美元支持美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外交活动；四是为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提供106亿美元资金，以加强全球卫生体系建设；五是提供18亿美元用于落实印太战略，并为“对抗中国不良影响力基金”额外提供4亿美元；六是提供32亿美元的资金在全球范围内捍卫民主体制；七是提供26亿美元促进世界各地性别平等；八是加强外交和发展领域人才队伍建设。

确立区域国别研究的大战略

当前国内“交叉学科”确立与区域国别研究发展布局，为未来区域国别研究的大战略推出奠定相当厚实的基础。针对目前作为全球强国地位的区域国别研究供给不足的新情况，笔者建议：

一是以全球强国的战略加大对区域国别研究的投入。目前动辄5万、10万元的预算、一周半月须完成的短平快研究项目，是无法支撑起区域国别研究的高质量发展的。允许并培养一些新锐学者针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长期聚焦研究，是提升研究质量的当务之急。

二是对全国区域国别研究基地进行摸底整合，推动人员、信息项目共享，最大限度地避免研究重复，提升研究产品的效率。以当下热点的乌克兰研究为例，国内高校至少有11所“乌克兰研究中心”，但每家都只有少数几位研究者，甚至仅仅是挂了牌。如果能够整合群力研究，在俄乌冲突中的中国策略研究则能更加积极主动。

三是善用市场机制与资源，打造“揭榜挂帅”工程，进行关键紧急项目的攻关。针对大量社会研究资源并未进入决策层视野的问题，在一些紧要、重大与关键的项目上，不妨尝试通过市场化招标，广揽人才为国效力。

四是改革外事报批制度，激励学者对外交流。当前对外交流的审批报批制度日趋严格，极大限制了区域国别研究者对外交流的热情与人际交往的动力。没有基于国际人脉的调研，区域国别研究的成果肯定是乏善可陈。

五是加强国际合作，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国别研究不能闭门造车，加强国别研究人员走出去，吸引该国别人员引进来，两者结合深化研究，吸引留学该国人员研究。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线上线下相结合深入研究。

六是强化政研结合，国别研究要上下结合。国别研究不能脱离实际、纸上谈兵，不仅要加强政、产、学、研、用合力做好国别研究，而且要充分利用好商务、教育、外交等各驻外使领馆人员，加强政府与高校国别研究互动。

总之，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区域国别研究需要有新时代的大战略。以全球强国的战略布局投入区域国别研究，整合优化区域国别研究的力量，假以时日，一定能助力民族顺利复兴、国家持续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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