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本文刊于2021年3月9日《环球时报》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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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外交决策层多数时候都回避与美国竞争的话题。这句表态意味着中国已公开明确，自己对美国的全球领衔地位客观上形成了“竞争”，尽管中国主观上可能未必有这个意愿，更希望合作成分更多。这句表态也意味着中国第一时间回应美国拜登政府在3月3日对华“头号竞争对手”的战略新定位。

回顾过去20年，21世纪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在战略定位“中国是伙伴、对手或是敌人”之间摇摆。2021年3月3日，美国新任国务卿布林肯的首场外交政策演讲，列出美国外交八大优先任务，直接强调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同日，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国家安全战略中期指导方针》，指出中国是唯一具有潜在综合实力挑战国际体制的美国主要竞争对手。至此，美国政府对华战略定位不再模糊与摇摆，而是直接明确为“头号竞争对手”。

经过20年的接触、琢磨、博弈、摩擦甚至低烈度的冲突与较量，美国不再把中国视为“伙伴”，也还没有将中国视为“敌人”，而是逐渐明确了对中国“头号竞争对手”的战略定位，那么，中国需要尽快给予怎样的回应呢？

在英语语境中，“竞争”不是什么坏事。衡量两国的关系至少可分为5个“C”，合作（Cooperation）、协调(Coordination)、竞争(Competition)、对抗(Confrontation)、冲突(Conflict)。“竞争”居中，显“中性”。

改革开放的40多年，尤其是2001年入世后的20年，中国经济、贸易、金融、产业、文化能在全球层面呈现崛起之势，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正视国际竞争，拥抱国际竞争，在竞争中重新认识世界，向对手学习，并在一些领域实现赶超，在另一些领域共同提升。

新时代的中国人理应更有底气，不必谈“对美竞争”而色变，更不必一谈到“竞争”，就往战略对抗、冲突的方向去推论、去联想。

即使未来中国真正采用所谓“对美竞争”的战略定位，也不会排斥“与美合作”。中国走的不是国强必霸的老路，也不是欺压他国的邪路，而是寻求新的大国良性竞争之路。

笔者看来，所谓“新大国竞争”或“良性竞争”，至少包含四类：一是楷模之争：比哪个国家在国内治国理政上更有效，哪个国家更能解决国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哪个国家更能为全球发展提供可借鉴、可参考甚至可复制的经验。

二是合作之争：比的是看哪个国家更有组织号召力，提出务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与道义感召，推动双边、多边的国际合作，实现后疫情时代的疫苗普及、复苏经济、科技创新、削除贫困、维护治安、帮扶弱者等等。

三是红利之争：比的是看哪个国家能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更多推动力，为全球贸易投资提供更多的增量，为全球和平稳定提供更多贡献。

四是视野之争：比的是看哪个国家能为人类面临贫富与区域分化、智能科技的伦理挑战、生态恶化的生存威胁，勾勒出更高明的战略远见，带领人类走进下一个文明时代。

从这个角度看，只要是良性竞争、公平竞争，中国没有理由去拒绝、逃避或害怕。70多年前，以五个常任理事国为大国协调核心的联合国宪章设立，本身就是力求创造比19世纪、20世纪初更先进的大国竞争文明。

未来的中美竞争，理应比过去任何一组大国竞争更文明、更体现人类的进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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