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本文英文版刊于9月17日《环球时报》英文版“Wang Wen on Changing World”专栏。

近年来，我常受邀到国外参加研讨会并主旨发言，偶尔会收到课酬。起初，有一些惊喜，慢慢就习惯了。一二十年前，若能得到国际研讨会邀请，通常学者们会忙着向学校申请各项资助。这些年，一些活跃的中国学者不仅频繁得到国际邀请，对方负责差旅、食宿等所有费用，有时还会得到酬劳、享受头等舱往返待遇等。

尽管酬劳不多，但这个小变化却具有重大意义，折射的是中国学者的崛起，也是中国知识的升值，更是中国国家崛起而带来国际知识体系的重构。

按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否思社会科学》一书逻辑，当代学术界对世界变化的分析，长期局限于19世纪的西方学科范式。所谓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假设与叙事，是基于西方社会的实践经验与行为惯性，逐渐构建成了全球约10万所大学的院系框架与学术谱系。

在两百年的全球学术延承中，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尤其是哲学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长期处在从属、被启蒙、学习者的地位。中国大学的院系划分、教材标准、研究方法与理论概念多数都来源于西方。中国的学术书店里，多数书籍是译著；中国的大学必读书目里，多数是西方著作；中国学生的学术论文写作中，文献综述离不开西方理论。

中国货物贸易长期处在顺差，但知识贸易，中国却是绝对的逆差。没有任何一位中国学者的著作能在国际图书市场上畅销，在全球各个大学的推荐书目中很少有中国学者的著作，通行于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鲜有记述中国的经验。在这样的背景下，怎么会有国际机构愿意为中国学者的演讲出高酬劳呢？

不过，近些年，事情正在起变化。当“一带一路”不能在西方任何书籍中找到溯源，当中国发展经验超越西方理论的解释力，当中国角色在全球治理的作用越来越大时，世界渐渐发现了过去被遗忘的中国知识的重要性。一些英文表达不错的学者，自然在国际知识市场里有了价值。

但目前中国知识的价格仍较低。据我所知，以名人经纪方式安排全球演讲的机构“国际演讲局”有份价目表，诺贝尔经济学奖、国际畅销书作家一场演讲的价格通常在5万-15万美元。这份价格表名单中，仅有少数几位中国学者。有一位全球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曾私下告诉我，他的国际演讲最高曾得过2万美元的酬劳，但仅仅一次。

价格是市场价值的反映。当下中国知识的国际贸易，有点像20年前的“中国制造”，价格低、质量不一定高，甚至还有拷贝来的。但这已经不容易了。从无人问津到出口国际市场，中国知识已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尽管来得晚了一些。

中国知识分子仍须努力。许多从中国成功实践中得来的中国经验，是西方理论所无法解释的。比如，“要致富，先修路”，还有我曾列举的“1-1-1-0-0-0”难题，即任何源于西方实践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理论，都不能解释过去40年中国发展的奇迹现象：同一个政党、一代人时间、10亿人崛起、0场战争、0场经济危机、没有出现大规模贫民窟。可惜的是，中国人目前也不能很好地破解它。

这道犹如数学界“哥德巴赫猜想”式的题目等待着中国与世界思想界的贡献，尤其是中国学者。越能解释它，中国知识的价值就越高，价格就会越高。加油，中国学者!（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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