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本文刊于《对外传播》2019年第1期。

从差点坠机后的演讲说起

2018年11月底，我受邀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中印尼对话会。从北京飞往雅加达的航班，在降落时遇到了当地大雨，连续两次降落都遭失败，被迫降到了600公里外的泗水市，雨停后飞回雅加达。抵达雅加达时已是半夜。第二天一早，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如期出席印尼一年一度最大规模的中印尼对话会。作为大会发言嘉宾，我一上来就对着台下两百多位中印尼两国政要名流调侃道：“我昨晚刚到雅加达，但飞机降落两次都失败，摇晃得非常厉害，迫降到600公里外的泗水，半夜才飞回雅加达。我第一次来到印尼的经历实在是太恐怖了。”坦率地讲，这段开场白多少还带着头一天惊魂失措的情绪，但却令全场开怀大笑。接着我肯定了这些年印尼崛起对中国的重大意义，然后又针对“‘一带一路’威胁论”，讲到中印尼合作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战略互信、人员往来、产能基建等方面合作的潜力与必要性。演讲一结束，数十位印尼与会者围过来，要求交换名片，有的还说，这是听过的最清晰表达“一带一路”的演讲。

这段否极泰来的经历让我再次感受到，真诚的表达、理性的态度对于当下“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的重要性。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表述，往往来源于有说服力的亲身经历。许多时候，我们习惯于用各种高大上的话语讲述中国故事，其实不如从切身感受出发，哪怕是很糗、很不堪回首的事件，换一个侧面也能强化故事主题。

笔者在所著的《看好中国：一位智库学者的全球演讲》一书中记录了许多类似事例的对外表述。比如，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一次对话会上，我开头就讲，上午去了离吉隆坡有六七十公里外的吉隆坡行政中心布城，很颠簸。如果修一条城际快轨，就会方便得多，中国公司有这样的能力。在奥地利格拉茨，我说，本想抽空去200公里外的邻国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看朋友，但来回需要8个小时，只能作罢。如果修高铁，来回1个多小时就够了。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我的开场白是，想把PPT发给主办方，但容量太大，常常发送失败，很费劲，但在中国，微信、QQ就相当方便，4G网速很快，马上就迎来5G时代， 中土合作前景广阔……这些接地气的表述，都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这些年，会讲故事的中国官员、学者在不断增多，但比起世界对中国表述的需求以及欧美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误解而言，中国仍处在“供给不足”“方法不佳”的困境中，亟需从制度与思想观念层面进行“讲好中国故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而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力量。

新型世界，中国学者何为？

这次印尼演讲只是从亲历角度给中国学者提供一个提升对外交往能力的“小贴士”。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中国学者需要通过一次次具有信服力的演讲、一个个精彩故事表述，积聚成中国思想走出去的大势。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且已推进五年的背景下，这本身就是中国学者报效国家、实现当前中国对外交往终极目标的过程。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讲道，中国将“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是要“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在这方面，中国需要“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为了“两个构建”，中国学者与其他文化精英需要从理论深度认清当下的复杂形势。

从理论看，百年国际关系的理论仍被传统范式所主导，基本上仍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的“三大理论”框架与三次争论的演变逻辑、无政府状态的基本假设、利益博弈与权力斗争的叙事逻辑、西方至上的国际主导规则等。要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仍处于理论积累的萌芽期。换句话说， 西方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精英与民众凭什么相信，中国崛起后推动的世界一定会比过去好？一定就不会重复过去的传统霸权之路呢？在这一点上，中国学者还需要从理论上继续解构与重构。

从制度看，被中国官方普遍视为“新型国际关系典范”的那些国际机制基础仍有待更长时间的检验。比如， 在新兴经济体层面构建的金砖国家机制仅10年，相互之间的黏合度有待进一步加强；上海合作组织仅走了18年， 大国之间的互信与具体利益上的分歧也令人担忧；中国领衔在国际多边金融合作领域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仅走过三年，虽发展迅猛，但仍需要更多成功项目的检验。中国学者需要从制度层面，参与更多能保障新型国际机制可持续性的设计。

从国别看，美国外交政策正在加剧全球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对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是一种逆流冲击，亟需更多有说服力的、有利于中国“走出去”的精彩故事来加以对冲。比如，我在欧洲的多次讲学中通常会以中国“未输出冲突、未输出难民而是输出了货物、投资”的逻辑，来解释未来“一带一路”的积极效应。事实上，中国学者往往对美式价值观的积极面讲述过多，而对美式价值观的翔实解构、客观批判与深度剖析，尤其是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危害性论述过少，这包括但不限于美元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冲击、美军对中东数百万难民与上百万非正常死亡者的人权罪行、美式现代化对全球资源耗费与气候变化的责任等。对美国的过分溢美有时会对讲好中国故事产生抑制作用。

由此看，构建“思想走出去”的大势，构建新型世界， 中国学者大有可为。

“思想走出去”机制亟待完善

在印尼的演讲经历，让我回想起这些年到访100多个国外城市的感受。在被称为“畅销书集散地”的各国机场书店里，我几乎没见过中国学者写的书；在几十个国家出席各类论坛并发言时，我觉得非常孤单，因为中国学者极少；当我每天浏览《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国际媒体时，发现能在一流外媒刊发文章的中国人屈指可数。

中国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约有100万，但能有机会出去讲、讲得好、让人听得进的中国学者寥寥无几，国际能见度甚至比中国足球还低。

中国已经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以记者为重心的“媒体走出去”机制建设日益加强，但以学者为重心的“思想走出去”机制建设却亟待完善，尤其需要强化对外传播的激励机制。换句话说，目前到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动能，并没有被激发出来。

为此，当下推行的全面深化改革要覆盖学术评价体系、智库国际化机制、社会动员效能。

第一，要在各大高校与研究机构的职称评定、晋升与学术荣誉中加入“国际传播”的考量。算工分、评教授，

“长江学者”“万人计划”等荣誉称号，不能只是以在核心刊物发表文章作为唯一或主要考核因素，还应通过某种等量换算的方法，对那些在海内外一流媒体发表文章、接受采访、到全球知名论坛发言、到他国进行主旨演讲及讲学的学者的贡献予以积极肯定。在机制上，要让“为中国代言”的学者与能在A类核心刊物发表文章的学者，同样受到学术同行的尊敬、推崇。

第二，完善外事、人事与财务等方面的制度，为中国智库走出去创造优越条件。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沃顿商学院等智库与教学研究机构都在中国设点，中国智库也应该更多走出去，尤其应走向“一带一路”国家。另外，富布赖特奖学金、福特基金会国际奖学金等在中国的资助计划，成为影响中国学者的重要力量，韩国国家研究基金会、日本国际协力机构项目、英国外交部志奋领奖学金等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学者。类似方式，中国应该效仿，而且可以做得更好。这些事情对中国形象的改善，远比各类外援、优息贷款及国际留学生奖学金的成本更低、见效更快。

第三，要激励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人士参与到优化中国形象的队伍中来。美国有保尔森、比尔·盖茨、巴菲特、德鲁克，日本有稻盛和夫、大前研一等，中国好像只有一个马云能在国际场合侃侃而谈，但也尚未有传世之作。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通过减税、遗产税、官方捧举“自家人”等方式，着力打造成功商界人士的形象，鼓励他们设立基金会、为智库捐赠，投身于咨政、启民、外宣的事业。中国也应该效仿。

相信各类激励机制的完善，一定能助力中国形象的改善，也必将使精彩的中国故事全球传扬。（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