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本文刊于2021年2月1日《环球时报》英文版。

这些年，华盛顿智库圈许多老一辈学者都退休，或去了其他地方，如大卫·兰普顿、李侃如、史文、杰弗里·贝德、柯白。那批资深思想者（Thinkers）占美国智库圈主流的时代，美国对华看法总体上是理性的、包容的、对话频繁的，这令我非常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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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我怀念的学者是包道格。道格的第一份公职在中央情报局，后来担任过老布什时期白宫亚太事务资深主任、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处长，还担任过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10多年之久。他身材高大魁梧，像巨石强森，初次打交道，多少让人有点敬畏。

但多次交往后，他的儒雅、温和与威猛身材完全相反。2012年，我曾与他深谈了两小时。至今印象深刻的是，他用中文说了几遍“活路”，即生活在一起的方式，是中美两国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这句话一语成谶，竟成了当下中美博弈不得不应对的困境。

在美国看来，中国发展富有野心，具有攻击性，直接威胁到了美国的全球领导权。而在中国看来，美国时时挑衅中国，剥夺中国的基本发展权，遏制中华民族的复兴。世界都在担心，两国关系离“你死我活”的状态似乎就差一步之遥。“包道格困境”好像已出现，莫非两个国家只能活一个吗？

其实不然。经过特朗普四年的恶斗，两国或许必须面对和承认当前很重要的四个基本现状：

第一，中美两国都无法从外部遏制对方的自身演变。美国不可能遏制中国发展，美国连全面遏制住伊朗、朝鲜都做不到，更何况GDP已达到美国3/4、对外贸易、吸引投资与消费总量都已超过美国的中国呢？中国也不能无视美国的焦虑，中国对外战略需要考虑与美国的协调。任何试图一方打败另一方的想法，都是徒劳的。

第二，特朗普留给中美关系的是负资产，要往前走，必须清零。美国不应该把“特朗普对华外交遗产”视为对中国新一轮谈判的筹码，中美需要卸装简行。拜登上台两周，给多数G20国家的领导人通了电话，但还没有与中国领导人通电话，恐怕是源于特朗普流毒的影响。我希望，特朗普不应成为未来中美互动的障碍。

第三，中美继续恶斗，世界遭殃，两国人民更遭殃。过去四年，没有一个国家选边站，充分说明世界希望中美两国能正常发展。中美两个大块头，需要有顾及他人的共同责任。在这点上，约翰·克里气候特使的功能非常重要。两国需要寻求更多像应对气候变化这样的共同合作议题，让两国得益，让世界得利。

第四，中美两国都有值得对方借鉴的优点。美国的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值得中国学习；中国的精准扶贫、基础设施也值得美国借鉴。中美合作，为两国社会与民众带来的福祉远超过两国恶斗。美国贫富悬殊在拉大，社会群体在分裂，种族矛盾在激化，党派斗争在恶化，拜登政府需要全力解决国内问题，打压中国无助于解决美国问题。中国国内也存在贫富差距、南北差距、城乡差距的大难题，反危机、反污染、反贫困、反腐败仍是中国主要的发展任务，与美国恶斗对中国发展丝毫没有帮助。

两国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是，都从对方身上借鉴更多优点，相互帮助，最终让本国人民得到实惠。换句话说，两国问题的解药都在自身，而不在对方。这是中美博弈与过去500多年任何一对大国竞争都不一样的地方。

拜登上台，我认识的一些70后、80后智库学者进入政府工作。多年来，在许多次中美青年学者对话会上，我领略过他们的聪慧、活力与学术功力。但是否能继承美国上一代智库学者的风格，让美国对华看法重回理性，还需要一段时间观望。

2019年1月，我最近一次见到包道格。他曾感叹，我们都老了，中美关系未来得靠你们年轻一代了。我觉得，年轻一代智库人必须有能力、有智慧为两国决策者建言，履行我们的新使命，为国家发展寻求活路，让两国走出“包道格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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