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贾晋京系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刘典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本文刊于《广西师范学院学报》第39卷第3期。

 以2007年9月英国北岩银行流动性危机为 风险暴露标志、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为全面爆发标志、被视为“自1930年代以来全球冲击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到2018年刚好是10周年。2016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全球经济出现回暖趋势，对于此轮国际金融危机是否已结束，抑或新一轮危机正在酝酿，出现诸多不同看法。

大体看来，存在“复苏论”“低迷论”“周期论” 等三种不同观点。“复苏论”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总裁拉加德为代表，她认为，世界经济将在较长时间处在“新平庸”状态，但在2017年10月，她改称“全球经济复苏正在生根发芽”“低迷论”者如IMF原副总裁朱民，他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受到结构性冲击，将持续处在“结构性低迷”状态中。“周期论”的代表作 是瑞银（UBS）的研究报告《全球经济展望2018-2019》。报告指出，2007-2008全球经济危机 爆发后，世界已经历一个为时10年的“低利率周 期”。这又成为酝酿着下一场危机的因素。下一 场危机如果爆发，将导致各主要经济体央行全面实行负利率政策。

笔者认为，三种对国际金融危机10周年之际 的世界经济总体判断，都是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下进行分析的，即认为经济状态是指社会经济活 动的规律性扩张与收缩，通常有“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并周期性地进行循环反复。 三种看法的区别只是对世界经济所处阶段的认识 不同而已。但在笔者看来，当前世界经济的演进，已超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的经济逻辑， 需要从更新的角度加以解释。

一、从“经济周期”到“经济接替”

20世纪30年代，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以 他本人提出的“创新理论”为基础，归纳总结多种 周期理论，并进一步提出了熊彼特周期理论。熊 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存在三种周期， “长波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中波周 期”———“尤格拉周期”和“短波周期”———“基钦周 期”。一个长波周期为期50-60年，包含6个为 期9年左右的中波周期，一个中波周期包含3个为期40个月左右的短波周期。生产者根据库存状况调整生产影响供求关系的行为导致了“基 钦周期”的产生；生产设备磨损带来的固定资产投 资促生了“尤格拉周期”；技术创新的周期性爆发和应用则带来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熊彼特高 度重视创新活动对于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认为经济周期四阶段的循环变化源于创新所带来的两次“浪潮”的共同作用，以产业革命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活动导致了资本主义长波周期的出现。总体来看，熊彼特周期理论实现了周期理论的系统 性总结，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解释力。

20世纪80年代，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普 雷斯科特和基德兰德提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 RBC），将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统一起来，认为产出和就业的波动源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波动，技术进步将最终改变既有经济增长路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继承和发展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并对凯恩斯主义学派分别讨论增长与周期问题的研究路径进行了批判，建立起了RBC基础模型K-P，也为日后众多国际真实经济周期（I-RBC）模 型的问世奠定了基本框架。不难发现，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适用范围正逐渐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 济拓展，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应该会发展出系统、 科学的全球真实经济周期模型（WBC）。

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角度看，经济周期意味 着供需关系的周期性变化。但在国际金融危机 10周年的历史方位上，有一个哲学问题摆在人们 面前：当总供给和总需求自身的结构都发生了变化之后，经济周期是否仍然存在？这就好像中国古代的著名哲学命题：当刀不存在时，“锋利”是否 依然存在？

2008-2017年的10年不仅是世界经济深陷 低速增长泥潭的10年，同时也见证了国际经济领 域众多新情况的出现。一个突出的事实是，在 以购买力评价计算的当年GDP增量方面，发展中 国家于2008年实现了对发达国家的超越，二者的 差距在过去10年中持续扩大。毫无疑问，这一变化对于今后的国际经济格局具有历史性意义，它意味着：假如把世界经济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则该系统在过去10年中正在发生根本的结构性变化。 那么，对于一个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的系统，用于描述系统整体所处状态的周期性阶段，是否还适用？

此外，各国人口结构在过去10年中同样发生 深刻变化。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其 战后婴儿潮一代（1950年出生）已退休，标志着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时代全面来临。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尚未开启的时期，劳动力的减少意味着 经济增长缺少最根本的生产与消费动力。上述新 情况为今后世界经济的周期性发展带来了新变数,此前我们的研究曾借用物理学“相变”的概念， 从宏观视角切入解释世界经济发生的诸多新变数，指明目前世界发展诸多“神变形不变”的现象。本文在“相变”基础上使用“接替”一 词，以描述金融危机10年来世界经济领域出现的 诸多新情况。

所谓“接替”，是指在全球开放市场条件下，众多要素发生了新旧转化：新劳动力接替旧劳动力、 新增长动能接替旧增长动能、新兴市场取代传统市场“接替”的过程兼具“替代”和“创新” 的特征：一方面，部分新要素取代旧要素的位置后 延续了既有行为方式，传统运行机制在主体更换 的情况下继续发生作用；另一方面，有部分新要素在取代旧要素的同时，带来了崭新的理念和行为方法，使整个系统实现结构性升级。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0年中，上述两种状况兼而有之，且在直接或间接影响世界经济的各个领域全方位先后发生，故而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大接替”。

二、人口年龄结构 与金融危机的微观深层化

与过去的经济周期不同，过去１０年，全球开 放市场条件下众多要素“大接替”的最大根源在于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主要经济体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发达国家老龄化程度尤其严重。这就意味 着发达国家当今的劳动人口、消费人口结构已经 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加入劳动人口、消费人口的行 为方式与被他们所接替的那部分人口有很大不 同，从而使总供给—总需求关系呈现出更多“接 替”特征而非“周期”特征。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是金融危机“后遗症”的微观深层化。

（一）世界发达经济体人口老龄化严重挑战世 界经济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医疗进步、教育水平明显提高和家庭生育意愿的降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

日本是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65岁以上人口数超过人口总数的1/4。从人口金字塔统计图可以看出，日本2008年时人口主要集中在30-39岁和55-64岁，2016年时40-44和65-69岁成为人口分布最为集中的年龄组别，人口结构中位数不断攀升。

2008年以来欧盟（28国）老龄人口规模呈现不同程度的增加。欧洲委员会预测，从2013-2060年，欧盟65岁以上人口将上升10个百分点达到28％，20-64岁人口则从61％下降至51％， 劳动缺口将影响欧盟未来经济发展与加重财政负担。虽然欧洲的移民政策大大地降低了老龄化社会劳动力匮乏的可能，但是低技能移民在带来诸如文化种族差异等社会问题的同时，并不能有效补充当地劳动力市场的缺口，反而造成了新的财政负担。

与欧盟和日本相比，美国社会人口年龄中位 数相对年轻，这是由于美国吸纳了大量的青壮年 移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2008年美国人口年龄结构数据统计中，40-54岁 的人口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到了2016年老龄化趋势呈现稳步推进的趋势。

老龄化作为人口结构变动的突出表现之一， 深刻影响着社会的各个领域。人口是一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基础。一般而言，在经济资源相对充裕条件下，人口增长可以促进劳动分工和技术进 步，形成规模经济。反之，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 也将改变一国劳动力的供给情况，从而影响该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方向。

从全球来看，2010年全世界老龄依赖比为16， 即每16个65岁以上老年人对应100个25-64岁工作者。联合国估计，到2035年这一数字将上升到26。依照联合国标准，假定所有劳动力在65岁退休而生产力不变，未来几年内人口老龄化将会使得发达国家经济速度减速1/3到1/2，这对目前复苏乏力的世界经济而言构成了严峻挑战。

（二）老龄化、高失业引发劳动力主体结构的 “接替”效应

人口老龄化趋势意味着社会劳动力供给的增量空间在不断萎缩，而金融危机以来就业市场的诸多新情况使社会劳动力供给的存量空间发生结 构性变化。

观察一个经济体的宏观就业数据，需将劳动参与率和失业率结合才能完整地体现出社会的就业综合信息。劳动参与率指的是在法定的工作年龄及以上具有劳动能力，并参与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百分比，和长期人口结构、社会宏观经济因素密切相关。美国劳工部把失业者定义为：失业后前4周时间里主动寻找工作却仍未成功找到工作的劳动者。所以，没有找工作意向的人就不会被统计在失业人口中。

一般而言，高参与率加上低失业率显然揭示了一个强劲的就业市场，而后金融危机时代却出现了两者数据背离的新情况。以美国为例，一方面失业率在逐年下降，2017年11月失业率降到4.1％，达到200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另一方面，2008-2015年劳动参与率持续走低，在2015年底达到最低点，尽管2016年有轻微上升趋势，这一数字依旧徘徊在63％附近，始终未能恢复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见图１）。

随着美国的劳动参与率不断走低，意味着相当一部分人正在永久性地退出劳动力市场。美国劳工部也承认，失业率下降部分归因于一些人离开劳动力大军，且暂不寻找工作。劳动参与率的逐年降低说明美国就业市场复苏真实状况远远没有外界想象中的强劲。

欧盟劳动参与率数据相对平稳，2008-2016 年间在57％—58％之间波动上升。根据欧盟委员会2017年11月发布的公告，欧盟目前超过25％ 的处于工作年龄的成年人属于非经济活动人 口。作为传统的高福利国家，面对沉重的财政负担和举步维艰的福利改革措施，大规模的非经济活动人口无疑给欧洲各国金融危机重挫后的经济复兴带来成本上行的压力。

与此同时，许多欧洲国家的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令人触目惊心。过去８年间欧元区年轻人的失业率一直徘徊在19％—25％之间。西班牙和希腊年轻人的失业率更是在40％左右徘徊（见 图２）。

日本在金融危机后经济持续萎靡，劳动参与率在2008年后大幅波动下降（见图３）。对此安倍倡导“女性经济”，不断让更多的女性加入劳动力市场以挖掘日本经济增长的潜力。2014年 以来，日本女性参与率为66.0％，为15年以来最高水平。

与此同时，日本老年人就业人数逐年增加。 2013年65岁老年人就业人数达到636万人，同比增加7％，占就业人口10％以上。更多老年人和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一定程度上缓冲了人口负增长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利冲击，对于经济的持续发展起到人口平衡的作用，但关于女性工作被忽视的家庭问题和相应缺乏的社会保障等社会问题不容忽略。

（三）人口结构“接替”导致社会总需求降低

人口结构变动和就业人数减少引起社会总需求变化，社会经济需求基础薄弱。全球经济经历金融危机后缓慢复苏，萎靡不振的经济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使人们降低对未来经济的预期，削弱消费能力，并一定程度抑制了人们的消费信心。

近年来，欧洲市场上风险不断，债务危机、银行业危机、英国脱欧和难民危机等政治经济风险连续发酵，经济状况持续走低。一方面，区域一体化的倒退将严重拖累欧洲的生产要素和内生增长动力；另一方面，分裂主义和民粹主义将加剧政治经济风险，激化债务通缩风险和银行业风险，从而全面恶化欧洲经济的复苏环境。由于凝聚力衰退、经济基本疲弱且地缘政治动荡，欧洲市场的吸引力将渐次下降。

从GDP来看，欧盟2016年经济增速从2％ 以上下降到了1.9％，结构上投资和能源类消费偏弱，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是主要原因。在生产端，工业生产边际上有所改善，但总体依然较弱。 制造业生产同比增速尽管从2014年起由负转正， 但2016年整体再下台阶，三季度仅为1％。建筑 业生产在2007-2013年间几乎均保持负增长，2014年以来才逐渐有所好转，总体而言在社会需求方面仍处于弱势。

以日本为例，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2014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显示，感到“生活困苦”的家庭比重上升到了62.4％，比前一年增加2.5个百分点，创下20年来的最高值。2013年家庭平均收 入为528.9万日元（约合26万元人民币），较2012 年减少8.3万日元，创下10年来的最低纪录。 家庭收入不断走低的同时，日本私立大学学费却不断攀升，超过半数的日本大学生背负着学生贷款。

社会生存压力的不断攀升，将进一步导致人口结构的持续恶化。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17年12月22日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数据，2018年日本新出生人口数将仅为94.1万人，创下1899 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值。

人口结构的“接替”持续发酵，正如2015年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著作《低欲望社会》所描述的 “远离时尚、远离名牌、远离买车、远离喝酒、甚至是远离恋爱……日本年轻人在远离看上去和消费主义有关的一切”，日本社会正面临沉重的经济压力。

三、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危机的宏观深层化

 人口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的“接替”效应，带来 的宏观经济影响是造成社会总需求持续走低，经济总需求衰减与发展动能不足形成了相互影响的循环。

（一）发达经济体社会总需求衰减导致经济低通胀

2011-2016年，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通胀水平和通胀预期普遍下行的局面，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困扰。2009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跌破-2％，2012-2016年间美国先后推行的４轮量化宽松政策，也未能将通胀率调整到2％的理想目标。2012年以来，欧元区通胀率持续下行并于2015年触底，物价增长在欧债危机以来也持续放缓（见图４）。

日本经济自金融危机以来徘徊于衰退的边缘，虽然核心CPI环比在“安倍经济学”刺激下曾于2014年４月达到2.2％，但是受到消费税调整、结 构性改革滞后等因素的影响，日本经济增长放缓， 通胀持续下行。

有效需求不足是造成低通胀的根源。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疲软，居民预期收入减少，投资和消费信心不足。欧元区和日本人口老龄化、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核心劳动力素质下降等问题，导致各国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由此一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中商品供过于求，价格下跌压力增大。

2008年以来，在CPI指数计算中占有较大权重的食品、能源等商品价格持续走低；同时，有效需求不足也导致信贷需求疲软，尽管日本和欧元区出台了量化宽松政策，但是由于经济复苏前景黯淡，企业投资信心不足，银行放贷意愿较低，紧缩的信贷也限制了社会总需求的增长。

低通胀带来的最大危险是通缩，而通缩则可能导致经济衰退。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提出的 “长期性停滞”假说认为：“在通胀率低甚至为负的前提下，由于名义利率面临零利率下限的限制，导致实际利率不能下降至足够程度以刺激投资并实现充分就业，导致经济体的产出缺口持续存在，相应的经济萧条将延续更久。” 日本在“失去的10 年”中的经历也表明，通货紧缩往往伴随着旷日持久的经济负增长。

（二）饮鸩止渴的量化宽松政策难以拯救实体经济

持续多年的低通胀状况迫使各国央行采取宽 松的货币政策。为了在金融危机后重新刺激经济 恢复，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央行相继出台量化宽松政策，下调利率甚至接近于零，以增强金融体系的流动性。2008年以来，美联储为了拯救美国经济，先后进行了4轮“量化宽松”（QE）和１轮 “扭曲操作”（OT），通过买入金融机构手中的金融资产，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但这也导致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急剧扩张，从2008年开始的1.5万亿美元逐渐上升，目前已经突破了4万亿美元（见图5）。

金融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心脏，资金是供给经济发展的血液，实体经济是支撑经济发展的重要器官。量化宽松的逻辑在于，美联储通过购买 “有毒资产”，即实体经济中的不良信贷等，切除经济体中的“毒瘤”，转而向经济实体“输血”以注入流动性，希望借此实现 “市场机制”和“经济周期规律”的“创伤”修复和自我愈合，保障企业的资金 来源，扩大投资，实现经济复苏。

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是否达到增加流动性的效果，还需从M1货币乘数观察。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繁荣”时期，美元 M1乘数保持在2.0以上，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也一直保 持在1.6以上。金融危机爆发时 M1乘数出现 “断崖式”下降，跌破1.0。2015年以来虽有缓慢的增长，但仍长期处于1.0以下的低水平（见图6）。可见，美元M1的增速远远大于基础货币的增速，美联储的大量“输血”实际上并未达到增强市场流动性的预期效果。

日本以及欧盟随后也效仿美国采取量化宽松 政策。日本在2012年12月央行量化宽松总规模 达101万亿日元，但基础货币的扩大规模却未达到预期效果，直到安倍晋三上台后进一步扩大量化宽松规模，才使得日本经济状况回温（见图7）。 央行则通过推行长期再融资计划（LTRO），希望通过向欧洲各大银行发放低息贷款来刺激实体经济发展，但是商业银行大多将欧央行发放的贷款 用于回购和购买债券、留存准备金，并未达到救助实体经济的效果。

量化宽松政策是否刺激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可以从制造业、房地产行业等多个方面反映出来.ISM 美国制造业指数是一个反映美国制造业健 康程度的重要指标，一般认为该数值超过50表明制造业处于扩张之中。2015年以来美国制造业 指数一直高于50，表明美国制造业在数据上呈现复苏的态势。从衡量一国实体经济中建筑行业活 跃程度的房屋开工率来看,2010年以来，美国房屋开工率开始上升并逐渐接近危机前水平，这表明美国的房地产投资回暖。

这些指标虽然能反映美国实体经济发展的数 据结果，但难以反映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正在形成。金融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利润率有所回升，但是金融部门利润率上升的速度更快 且远远高于制造业利润率。相比于利润率低、回报周期长的制造业，在经济前景并不明朗的情况下，资本投资的逐利动机决定了投资者更倾向于购买股票、债券等金融衍生品。自2014年以来， 美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工业生产增速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实际上，量化宽松政策注入的大量流动性并没有实现实体经济的复兴，通过“输血” 创造出的流动性最终仍滞留金融体系中。

（三）高泡沫与高债务风险交织的宏观趋势

表面的经济复苏难以掩盖发达经济体金融化、泡沫化的实质。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实行“去工业化”和“金融化”的经济政策。自90年代起，美国金融业的产值和在经济体中的占比逐渐超过了制造业，并逐渐取代制造业的地位（见图8）。“去工业化”所带来的贸易逆差也加大了美元的贬值压力。金融部门利用宽松的货币供给和高杠杆制造资产泡沫，吸引离岸美元回归，从而保持美国币值稳定。

虽然美国在长期贸易赤字的情况下维持了美元币值的稳定，但美元并未通过生产创造新的购买力。一方面，美国依靠金融部门稳定美元比值，维持美元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核心利益，金融部门的资 产泡沫又通过“财富效应”刺激金融资产所有者消 费，推高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这种经济模式也导致了美国的金融体系的高度膨胀和泡沫化。

人均GDP是衡量经济繁荣的重要指标。自2009年以来，美国实际人均 GDP增速为12％；尽 管2017年美国失业率持续下降，但薪资增速依然疲软。根据2017年12月8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非农就业人口数据，11月平均每小时工资环比增 长0.2％，不及预期值0.3％，10 月0.0％ 修正为-0.1％。11月平均时薪同比增长2.5％，不及预 期值2.7％，前值2.4％修正为2.3％（见图9）。

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劳工平均时薪增速几乎没有变化，但股市的回报率水涨船高。在金 融危机之后短短几年内，美国主要的股票指数就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道琼斯指数、标普指数屡创新高。与此同时，标普500的市销率在2016年7月再次突破2，而上一次突破2是在互联网泡沫时期的2000年，美国房地产评估公司NAR在2016年初警告美国房价涨幅连续４年超过居民 收入涨幅，房地产市场已经重回泡沫状态。

相比于实体经济的低迷，金融市场的大幅上涨表明美国经济泡沫化日益严重。当前股市和房地产的泡沫是建立在极其宽松的信贷条件以及极低利率基础上的，但美联储持续推出的加息政策、不断收紧的信贷条件以及不断上调的利率，将会给虚空的美国股市以及房地产市场带来新的危机（见表１）。

此外，伴随着金融危机而来的，是世界各国的财政危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2009年的欧债危机。10年来，美日欧三方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不断上升。目前，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比金融危机前增长了50％（见图10）。这使 得各国采取财政扩张政策来刺激经济、摆脱经济长期性停止的政策空间越来越狭窄，发达经济体将进一步陷入“高债务”的困境中。

四、全球“大接替”的长期效应

微观层面上，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导致宏观层面上经济金融化的持续深化，这将在长期带来总供给—总需求关系调整，从而使得世界经济的动能发生变化。

（一）社会结构的接替效应

10年过去，金融危机爆发时的青年们逐渐步入中年，昔日社会的中坚力量则逐渐进入退休年龄，人口的接替悄然发生。发达国家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现象，正是全球人口接替的重要体现。

１．人口老龄化导致社会福利硬性支出持续攀 升，社会面临供养能力危机。衡量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影响的重要指标之一是供养比率。根据 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的 10年间，主要发达国家的社会供养能力不断下 降。数据显示，到2020年，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平均每2-3个劳动人员就需要负责 供养１个退休人员，而新兴经济体的人口供养压力目前尚不足以对社会构成负担。

人口老龄化意味着社会对养老服务需求的增加。二战后，欧美发达国家致力于构建“福利国 家”体系，社会办开支庞大。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显著提高，各福利国家政府均面临不同程度 的财政危机，国内在职人口承担的税收负担不断增加，社会福利制度筹资所依靠的代际之间的契约存在崩溃的风险。

２．在人口持续老龄化的情况下，传统产业面临劳动力供不应求难题，社会经济顺理成章地出现脱实向虚趋势，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逐渐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微观基础。经济金融化的本质是虚拟经济的不断扩张。当前各种经济活动越来越货币化，各国证券交易规模快速增长，国际短期资 本交易量猛增，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金融交易规模、金融业利润及持有金融资产的收益急剧上升58。快速扩张的金融市场并未向实体经济注入活力，而是通过虚拟经济巨大的循 环套利空间进行追加投资，大量资金在虚拟经济内部进行循环。随着高流动、高杠杆、高风险的虚 拟经济繁荣发展，世界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较10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３．金融资本的扩张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阶层固化问题凸显，民粹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复苏，具体表现为政治民粹化。作为一种极端的平民主义、大众主义意识形态，民粹主义仇视精英政治，将平民大众的价值和利益作为一切政治活动的落脚点。在西方选举政治框架下，随着民粹主义势力抬头，现行政治体制被迫向情绪化、非理性、短视的民粹主义主张妥协，国家重要战略规划成为牺牲品。随着政治民粹化趋势成为各国政坛主流，发达国家一度竭力鼓吹的熊彼特式民主呈现出极度的治理失灵和混乱无序。

４．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是产业自动化。随 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服务业比重进一步提升， 形成了正向递增的需求效应。同时,老龄化加 强了劳动力供给约束，产业自动化成为新经济增长方向。伴随着互联网和智能终端的发展，人工 智能的数据、计算能力、人才储备都得到极大提 高，应用领域不断拓展，在健康医疗、智能教育、投 资理财等多领域提升了市场份额。

（二）经济动能的接替效应

人工智能产业的变革为世界经济领域新动能 接替旧动能提供了可能。经济新动能内涵广泛， 指通过结构性改革等新举措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 革命培育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需求端和供给 端都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从需求端看， 新动能主要表现为需求结构优化，消费对经济增 长的拉动力在逐步增强，休闲旅游、健康养老、教 育文化等成为新的大众消费热点。从供给端看，新动能主要体现为服务业拉动作用增强，新产业、新业务快速发展，传统产业向创新主导型经济升级换代。

当前，传统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增速均呈现放 缓态势，机器人、无人机、智能家居和虚拟个人助理等智能产品的市场规模激增，物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不同领域融合发展， 催生了更多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中高端制 造业、中高端经济相关服务业，如装备制造业、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等产业快速发展，增加值增长迅速，未来发展前景广阔。从中不难看出，世界经济发展方式正在经历从传统轨道向创新驱动的转换，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从要素投入转向技术进步成为大势所趋。创新显示出对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作用，成为撬动世界经济动能转化的核心力量。

信息化时代，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进步推动了知识经济不断发展，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使传统各行各业自身内部垂直领域内的资源被最大限度地重新整合，信息、资源、商品和服务得以更加自由地流动，经济生态表现出了新的发展前景。新技术、新模式、新市场、新业态、新产品的创造、推 广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全球生产方 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着革命性变化，世界经济进入“大创新”时代。主动拥抱经济转型发展的时代变局，推动新技术的创新、推广和应用，为 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成为各国促进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世界格局的接替效应

在人口和经济增长动能领域的接替效应相继 出现的同时，世界经济格局也呈现出显著变化。 从世界范围来看，传统发达国家在新旧动能接替 之际正面临着动能失效的困境.2009-2015年， 世界经济年均增速仅为3.3％，远低于2001-2008 年的5.3%。

根据美国科学促进协会数据，2015年美国的联邦财政预算中，研发支出占比为3.4％。这一比 例自2008年之后就在持续下降。创新投入下降又导致创新产出下降。根据美国专利及商标局数 据，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受理的新增发明专利申请总数中，来自外国机构或个人的比例已上升并超过半数。低增长、低通胀、高失业和高负债的西方经济体已无力组织和推进创新进程。

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传统国际贸易网络走向萎靡。由于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复苏乏力，加之跨国公司不断寻求更为廉价的生产成本而将制造业转向国外，传统产业生存空间被挤压，从业人员“被剥夺感”严重；经济上的挫败使中产阶层，尤其是年轻人和穷人缺少了机会和希望，民粹主义、反移民、种族主义等大行其道； 经济不振则导致贸易壁垒升级，资产保护、反外资、反移民等现象迭出；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为代表的反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

相较于发达经济体的疲软无力，新兴经济体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提高。由于人口优势以及后发优势，新兴经济体普遍保持了较大 的增长空间。以中国为例，城镇新增就业连续4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 强劲的支撑力量。

从经济结构角度来看，新兴经济体正在积极 向创新主导型国家转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逐年增加，中高端制造业、中高端经济相关 服务业以及新能源、新材料等前沿技术方向都面 临着重大突破。博鳌亚洲论坛发布的《新兴经 济体发展2017年度报告》指出，2016年以中国、 印度等11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为60％，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份额持续增加。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从过去全球化的被动参与者逐渐转变为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背景下，金砖国家积极寻求国际合作，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打造了一个由发展中国家 主导的新型南南合作平台，推动实现更快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完善全球治理作出贡献。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努力打造治理新理念、合作新平台、发展新动力，为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在不远的未来，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将接替发达国家，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构建新的全球贸易网络的主导力量。

五、世界经济 “新常态”与中国经济新时代

　　金融危机爆发10年来，各国纷纷调整经济内生结构，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世界经济“新常态” 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但是，世界经济仍面临严峻挑战：创新乏力引发经济增长下降。与此同时， 中国经济却在世界经济成为仅有的持续中高速增长亮点，原因在于中国经济从供给侧入手，通过改革出现了功能转换升级的局面。这对于显然需求 侧长期低迷的世界经济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发达经济体货币、财政政策结构性窘境与世界经济“新常态”

尽管传统经济发展动能显示出后继乏力，西方国家整体上并未显示出“调结构”的强烈意愿。 在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刺激性政策边际效应递减的背景下，各国纷纷陷入“高债务”和“低增 长”的两难境地。面对经济的“新常态”，整个世界任重而道远。

为了解决经济增长乏力、企业负债累累等难题，各主要发达国家相继大规模使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其主要手段是推行量化宽松政 策，旨在通过中央银行大量买入公司债务，修复企 业资产负债表进而改善企业运营状况，最终使得 国民经济从危机中全面恢复。这一方式使得央行 资产占国民生产总值（GDP）比重大幅攀升，因而可以称之为经济“央行化”。

过去10年间，美联储接连通过几轮量化宽松 政策，资产负债表从金融危机前不到１万亿美元 膨胀到当前的4.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当前 GDP的24％。2016年6月，欧央行启动欧洲企业 债项目（CSPP），公司债数量持续上升至欧元区GDP的35％。与此同时，日本央行也在扩大企业债收购规模。

显然，美日欧央行均将推行量化宽松政策视作摆脱危机实现经济增长的“强心剂”，但是，无限制的量化宽松绝非长久之计，势必引发资产“泡沫”风险。美联储于2017年10月提出“缩表” 计划，目的之一便是推动资金向实体经济转移，并为今后的货币政策预留空间。鉴于当下美联储庞大的资产负债表规模，“缩表”行动能否取得实效 尚属未知。

在央行采取量化宽松政策的同时，发达国家政府多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希望通过扩大政府投资、减少税收刺激国内经济增长。其后果是各国支付能力不断下降，“债务悬崖”的风险加大。

2017年美国上调债务上限曾一度使得债务 “爆表” 。美联储主席耶伦曾多次表达对高额债务的担忧，预算局（CBO）警告未来公共债务依 旧呈现上行轨道，美国的公共财政将不可持续。 更为糟糕的是，如果国民经济在扩张性财政措施 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双重作用下迟迟不能进入增长周期，政府和央行将不再拥有充足的政策工具 以应对下一次危机的到来，社会经济会面临极高的风险系数。

一语以蔽之，发达国家目前普遍进入经济“新 常态”阶段，即以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和主权债务攀升为代价，通过持续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维系数字上的增长。这种“新常态”既不可持续，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风险。

（二）世界经济“新常态”与中国经济新时代

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同样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中国政府以此为契机，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出台产业政策，培育经济新业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入手，促进经济健康 发展。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为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了良好机遇。城镇化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人力成本，通过改善文化生活环境，为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高端技术性人才，进而实现 创新发展能力的显著提升。近10年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认知计算等信息技术的应用促进了信息消费的发展，从供给端发力，培育了消费新热 点，为中国经济平稳增长和持续发展提供动能。

此外，城镇化有助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民生产和收入水平，通过潜移默化的手段扩大消费、拉动投资、释放更大的内需潜力。目前，中国社会消费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城乡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升级，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正处于由投资主导型经济转向消费主导型经济的历史拐点，消费主导型经济地位的确立，将有利于构建经济的稳定内生性增长机制。

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 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坚克难期，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将成为今后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报告同时指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两个重要方面。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结构深化改革、创新发展的态势不断增强，中高端产业和新兴产业代替中低端和传统产业，由工业主导型的经济转向服务业主导型的经济、由传统产业主导型经济转向创新主导型经济、由投资主导型的经济转向消费主导型的经济，成为当前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重要特点。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过程中，科技创新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会促进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全 体人民。“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进步推动了经济关系形态的转变，人们通过互联网连接到同一个信息平台之中，共同参与和创造，表现 出“去中心化”的特点。

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通过网络平台直接提供或 享受商品和服务，滴滴打车、共享单车、共享雨伞 等共享商品层出不穷，人民在共建共享中享有更 多获得感。“去中心化”发展，促进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扩大生活圈和商务圈的活动范围，有利于进一步缩小城乡、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一 体化和开放式发展。

随着第三方支付的蓬勃发展，支付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以计算机与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动力，深刻地改变了现代经济与社会的组织模式，使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通过P2P模式进行重构。新的交易方式、货币形态和认证技术进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新的支付平台融合了支付、理财、保险、生活服务等多种场景和行业，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将真正实现人民幸福作为 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 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中国经济建设的重心向民生领域进一步转移将有利于加快这一矛盾的解决。快速城镇化与产业创新推动了中国经济体系转型升级，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反过来又将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民为中心”是相 互统一的，新发展理念把发展与逐渐实现人民的 共同富裕统一为整体。贯穿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将推动把握时代机遇，是决胜小康的重要关键。在世界各国经济复苏乏力的基本格局下，中国经济显示了强大的再生能力和创新潜能，成为金融危机后引领世界经济实现“新增 长”的“新动能”。

结论

从总供给—总需求关系来看，国际金融危机10周年来，由于老龄化、高债务等结构性问题，世界经济始终处在需求侧低迷状况中，而这就意味着世界经济需要的“药方”，是从供给侧入手的改革方案。

（一）重塑世界经济的创新动能

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创新一直是推动人类 历史前进的第一动力。要解决当今世界经济面临的“发展赤字”问题，应对传统发达国家经济 发展动能失效的问题，也应该通过倡导创新，为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增添新的动力，打造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

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到来，为世界经济提供了新的生产技术、商业模 式、全球市场和消费业态，“大创新”的时代精神将会引领全球经济的变革。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为世界经济带来新的希望。 新兴经济体通过人口优势、后发优势以及创新优 势推动经济实现“跃迁式”发展，成为世界发展的 主导力量。

将目光聚集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也正在经 历新旧动能转换。“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 力。中国所倡导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为全球性创新发展的行动计划和合作方案的制订以及 加强各国在科学技术、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领域的全方位创新合作提供宝贵的发展经 验，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增长动力。同时，中国创 新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将有效盘活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两大市场，进一步推动中国参与到全球产品的创造、设计、销售当中，使中国成为全球价 值链的设计者和规划者，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 球经济合作新网络。

（二）组建全球经济合作新网络

欧美发达国家正在步入经济“新常态”，乏力 的增长使得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相对上升，传统的“中心—边缘”的世界经济体系逐渐弱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 经济增长新的“驱动器”，并在全球经济网络中发 挥“服务器” 的作用。

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了以产业分工、贸易、投资和间接的资本流动为载体的经贸关系，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贸易和直接投资为载体的循环体系。作为发展中国家 和发达国家经济往来的价值枢纽，中国正努力推 动世界经济发展“去中心化” 组网。

借助“一带一路”、G20、金砖等国际多边合作机制，中国“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将发挥更大的外溢效应，有效地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嵌入全球价值链，为实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共同发展提供抓手，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创造新的增长点，促进全球经贸结构的再平衡，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合作网络。

（三）构建互利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世界经济合作网络的逐步形成，将在帮助 世界经济走出低增长的泥潭的同时，传播中国长期坚持的包容协调、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和全球治理观。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空前加强，跨国合作、全球合作成为必然。面对全球治理的失灵，中国所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将为全球治理提供更为完善的发展方案。

新时期，发展中国家不再是简单的规则接受者和“被治理者”，而将成为更重要的规则制定者 和全球治理的共同参与者。世界各国将在经济、 安全、气候、网络等各个领域密切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共赢中共生，逐步形成休戚与共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构造紧密相连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