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岳希明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财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玄系安徽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本文转自6月24日人大财税研究所。

内容提要：皮凯蒂、赛斯和祖克曼凭借对收入和财富分配的研究共同被授予2023年度科睿唯安“引文桂冠”经济学奖，预测他们可能问鼎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在经济不平等问题上的开创性研究不仅为该领域提供了海量的数据支持和深刻的理论见解，更对相关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极大地推进了人们对不平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本文旨在概述皮凯蒂、赛斯和祖克曼的主要研究成就，重点归纳他们在不平等研究方面的主要贡献，包括不平等数据库的建立、不平等的长期演变趋势分析、不平等演变的成因及其影响机制，以及不平等问题的研究方法与应对策略等；同时，也将这些贡献与其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对比分析，以明确他们的学术观点和内容，在突出其原创性的同时，讨论其研究的潜在局限性。

一、引言

托马斯·皮凯蒂、伊曼纽尔·赛斯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均是著名的法国学者。皮凯蒂、赛斯和祖克曼在有关不平等问题及税收政策对不平等影响的研究方面进行了长期合作，他们就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历史演变及如何运用税收政策解决不平等问题共同撰写了多篇有影响力的论文和著作，推动了对全球不平等动态的研究。总体来说，皮凯蒂、赛斯和祖克曼在不平等研究领域的主要贡献包括：推动不平等数据库建设和发展；使用税收数据分析多个国家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长期变化趋势，探索不平等演变的驱动因素；提出通过税收政策解决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的具体方案；推广使用国民账户数据分析不平等的方法，强调避税行为对不平等的影响。

二、收入和财富分配数据库的建设和发展

皮凯蒂曾表示，他们的一系列关于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研究旨在通过系统化方法，整合国民账户、住户调查及税收历史数据等多种数据源，以便建立一个在国际上可比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数据集。相较于以往的数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通过系统地整合多个来源的数据提供了时间跨度更长、范围更广、更为可靠的全球收入和财富份额的数据。赛斯曾指出，以往关于不平等的数据存在至少三方面的问题：首先，最大的弱点在于时间跨度较短，而收入与财富的结构变化通常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其次，缺少国际一致性和可比性；最后，早期数据未能区分总收入不平等中的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部分，这两者的分配机制可能截然不同，不能仅通过总收入来分析。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的核心创新性在于它通过系统化的原则使用数据，可以实现国家之间长时间段的收入与财富分布的比较分析，是现有的关于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收入和财富分配历史演变最广泛的数据库，祖克曼还在其中引入了全球亿万富翁排行榜数据以解决跨境资产和离岸财富等问题。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的官网展示了如何综合国民账户数据、家庭调查数据、税务数据、历史行政记录和非官方记录来估算几个世纪以来财富分配的演变及其决定因素，为用户提供指导和帮助。

需要注意的是，鉴于许多国家缺乏恰当的数据来源，在综合利用多种数据来源时会遇到诸多挑战。例如，基于税收数据的收入信息排除了免税收入和不纳税个体的收入，且不同国家对纳税单位的定义（以家庭还是个人作为纳税单位）也存在差异；大部分国家的住户调查是从20世纪70年代或之后开始定期进行的，而这些调查往往是隔一段时间而不是每年进行。此外，住户调查数据可能存在较大的抽样误差。显然，世界不平等数据库还存在一些显著的不足。尽管如此，世界不平等数据库通过使用统一的数据源和估算方法对所有国家或地区进行分析，成功地对不同阶层的收入和财富份额变化进行精确追踪，这为深入了解全球范围内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现象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支持。

三、不平等的长期变动路径

（一）收入不平等的演变轨迹：U型还是“倒U”型

库兹涅茨基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英国、美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与高收入群体收入份额的数据分析，提出了著名的“倒U”型假说。该假说认为：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不平等程度将先增后减，最终稳定在一个社会可接受的水平。但皮凯蒂认为，库兹涅茨所描述的高收入份额下降趋势在二战后就停止了，收入不平等的减少是在一个特殊且混乱的环境中发生的，进而对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提出了质疑。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通过分析多个国家的18-21世纪的长期历史数据后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不断提高，并且预测未来不平等可能会持续扩大。因此，与库兹涅茨不同，皮凯蒂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不平等不会自发减少。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动态演变，皮凯蒂最先通过对法国所得税和遗产税数据的深入分析，揭示了法国高收入者的收入份额在20世纪整体上遵循U型的变动轨迹。此后，阿特金森、皮凯蒂和赛斯等将类似研究扩展至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就美国而言，皮凯蒂和赛斯发现，前10%的收入份额在20世纪初至1955年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1950-1970年间相对稳定，但自20世纪80年代经济放松和实施私有化政策后，前10%的收入份额急剧上升，整体呈U型。类似地，中国、印度、南非、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哥伦比亚等新兴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的演变轨迹也呈U型。皮凯蒂据此指出，多数国家的最高收入份额在20世纪遵循的是U型而非“倒U”型的变动轨迹。

（二）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对总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阿特金森、皮凯蒂和赛斯对22个国家或地区顶层收入份额的长期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发现，这些国家顶层收入份额在20世纪呈现出不同程度的U型变化趋势。根据最高1%收入份额的历史演变相似程度，这些国家可以被分为四组：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英语国家的最高1%收入份额的变化呈现明显的U型，法国、德国、荷兰、瑞士等中欧大陆国家以及日本为L型，挪威、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和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南欧国家介于U型和L型之间，中国、印度、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显著，但总体呈U/L型。皮凯蒂和赛斯进而指出，不同国家之间收入不平等的演变轨迹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在劳动与资本收入分配的变化上更为突出。库兹涅茨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劳动收入，但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的分配机制截然不同，前者受技术供需、劳动力市场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后者则与资本积累、信贷限制、遗产税制等因素相关。因此，分析劳动和资本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及其在总收入不平等中的作用至关重要。皮凯蒂指出，20世纪许多国家顶层资本收入的下降是不平等下降的主要原因。至于20世纪70-80年代不平等的回升，美国主要由高额工资（尤其是高管薪酬）的显著性增长驱动，印度与美国相似，而欧洲国家则不然，高额资本收入在欧洲国家的顶层收入中仍然占主导地位。

（三）公平的劳动收入和不公平的劳动收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国家（如美国和英国）劳动收入不平等加剧是不平等反弹的关键。但并非所有不平等都是不公平的，辛勤工作的人相对于那些选择更多休闲的同等技能人士而言获得更高收入是公平的，而通过社会上的非生产性活动（例如寻租）获得高收入则是不公平的。皮凯蒂和赛斯等认为，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公平性问题可以从市场机制和制度机制两个视角进行分析：市场机制将劳动视为一种商品，其工资由供需关系决定，反映了生产率的差异，这与精英主义的公平观念相符，只要劳动收入差距反映了生产率的差异，那么这种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而制度机制视角认为，薪酬是通过讨价还价决定的，可能受到包括劳动力市场法规、工会、税收和转移政策以及更普遍的关于薪酬不平等的社会规范等多种制度的影响，与生产率差异可能完全不同，如果薪酬差异源于议价能力，那么某些群体（如高层管理人员）的收益可能以牺牲其他群体（如普通工人）的利益为代价，这种薪酬不平等的公平性难以保证，因此，这部分超高的劳动收入应当受到关注和质疑。皮凯蒂通过分析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薪酬的决定机制发现，大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通过讨价还价机制获得的超高薪酬是美国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通常由与其背景相似的薪酬委员会决定，薪酬委员会有提高薪酬的动机，20世纪70年代末最高边际所得税率的显著下降进一步激励了通过讨价还价获得高额薪酬的动机。

（四）财富不平等的演变轨迹

在研究不平等时，财富不平等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财富产生的资本收入（包括利息、股息和租金）虽在个人总收入中占比较小，但在收入分配的顶端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相较于劳动收入数据，财富数据往往更难以收集和分析。阿特金森及其合作者创新性地通过资本化方法，利用遗产税、资本收入和住户调查数据对1922-1972年间英国财富分配的演变进行了研究。赛斯和祖克曼估算1913年以来美国财富的分配情况发现，20世纪初美国财富集中度很高，但1929-1978年间逐步降低，1978年后又持续上升，2012年最富有0.1%的财富份额（22%）几乎恢复到了1929年的水平。皮凯蒂最初关注法国私人财富的长期变动，后来，皮凯蒂与祖克曼合作，借鉴阿特金森等的方法和数据将研究拓展到更多国家和时期，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的财富收入比、财富集中度和继承份额的变化发现，1910-2010年间这些国家的财富不平等呈现U型变化趋势，且财富不平等的这种演变主要受外部冲击（如战争）影响。2019年，皮凯蒂及其合作者研究印度的财富不平等时也发现，印度富裕阶层的财富在20世纪90年代末尚不足国民收入的2%，但到21世纪初已升至27%。由此可见，很多国家财富分配的历史动态演变同收入分配类似，遵循U型演变轨迹。

（五）财富收入比、遗产规模与财富不平等

在研究财富分配时，皮凯蒂、赛斯和祖克曼关注财富收入比和遗产规模对财富不平等的作用。财富通常高度集中，因此高财富收入比通常意味着财富分配的不均。近年来，世界各国的财富收入比稳步上升，正在逐渐回归至18-19世纪欧洲国家的高峰水平（600%～700%)）。财富集中和差距的扩大不仅取决于财富是通过继承还是储蓄积累的，还取决于经济增长率和财富净回报率，其中经济增长率由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决定。理论上，财富和遗产的规模及其集中程度与经济增长率成反比，与财富净回报率成正比，当财富净回报率显著高于经济增长率时，继承者只需将少量财产收入用于储蓄和再投资，便能确保财产持续增长，实现财富再生。在此过程中，家庭背景对财富积累起着决定性作用，导致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或家族，财富分配趋向固化。针对这一问题，皮凯蒂、赛斯和祖克曼还提出了引入财富税对财富分配进行调控的政策建议。时间序列数据和跨国比较的证据表明，财富收入比、财富集中度和遗产份额在经济增长率较低或财富净回报率较高时趋于较高的稳态值，且两者差距的扩大会加剧稳态的财富不平等。理论上，遗产规模可能有许多不同的稳态水平，但由于经济增长率较低且正在不断下降，而全球资本回报率较高，财富分化的可能性很大。

遗产规模及其变动在不同国家间存在显著差异，遗产规模及其变动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可能源于养老金制度和财富转移偏好的差异，或是财富调查数据低估了遗产收入等因素导致，也可能源于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因素——财富积累总量在国家间的巨大差异。财富积累总量的差异可以通过长期财富积累公式进行解释，皮凯蒂和祖克曼通过将财富积累分解为储蓄效应（储蓄带来的积累财富）和价格效应（资产价格增长带来的财富积累）进行研究发现，欧洲国家财富收入比战后的回升源于20世纪80年代逐步取消战后实施的一系列反资本政策导致的资产价格的回升，以及生产率和人口增长的放缓，而美国的财富收入比较低，主要是美国的人口增长率较高所致。他们还指出，由于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的减缓以及资本的国际竞争加剧，财富收入比和财富不平等扩大的趋势可能在21世纪持续下去。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结合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又会扩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当资本回报率持续远高于经济增长率时，历史积累和继承的财富对财富积累和终身不平等有显著影响。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财富集中度激增的部分原因就是储蓄率随财富增加大幅上升，而中产阶级储蓄率下降，储蓄不均将初步的收入不均放大为巨大的财富不均，从而增强了财产继承在私人财富积累中的作用。

（六）全球不平等的发展趋势

全球视角下，尽管多数国家的内部不平等正在恶化，但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大型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有可能缓解全球不平等。为深入理解全球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动态，世界不平等实验室定期发布《世界不平等报告》。2018年的报告揭示了自20世纪80年代起全球经济不平等加剧的趋势，并且指出，无论是2000年以来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还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都未能扭转这一趋势，新兴国家的增长虽然有助于缩小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但不能解决国内不平等加剧的问题。2022年的报告则表明全球财富不平等比收入不平等更为严重，并探讨了不同经济增长分配模式（经济增长成果在不同收入百分位的分配）对全球不平等未来走向的影响：若各国继续按照1980年以来的模式分配经济增长成果，全球不平等将进一步加剧，解决不平等扩大的问题需要更公平的分配方式。

四、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动态演变的决定机制

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提出资本主义第三法则：在经济长期低迷时，资本的收益率超过经济增长率，从而使得“食利者”通过少量再投资就能确保其财富和资本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劳动收入增长速度。这意味着依靠劳动收入的人群在收入增长和财富积累方面难以赶超资本所有者，资本家在财富积累和新增收入分配上占据优势，久而久之，资本所有者不仅将主导财富和收入分配，还可能主导整个社会结构。这是皮凯蒂收入分配思想的核心观点，与库兹涅茨和马克思等人的分配思想有很大差异。

（一）收入和财富分配的趋同和分化力量

皮凯蒂指出，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受到促进平等（趋同）和加剧不平等（分化）力量的交替影响，这些力量在不同国家和时期各不相同，导致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无一定规律的变化趋势。理论上，知识传播和技能训练是趋同的关键因素，但趋同的力量可能被其他的力量阻挠和破坏，从而导致更严重的不平等。例如，如果没有足够的培训机会，经济增长可能会让一部分人受益，同时对另一部分人造成伤害。在经济增长缓慢但资本回报率较高的情况下，导致分化的因素往往比促进平等的因素影响更为显著，这是长期导致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影响不平等的主要因素还包括：税收政策（最高税率与最高税前收入份额常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劳动力市场议价能力（管理层可能通过谈判增加薪酬而牺牲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资本收入的波动（财富收入比随时间推移呈现显著的U型路径，这表明继承财富的重要性似乎正重新上升）、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之间的关联（一方面，劳动收入可以用于积累财富，薪酬较高的人员更有能力积累财富；另一方面，家庭财富可能对劳动收入产生影响，家庭财富可能为获得高薪工作提供机会）等。

（二）资本主义三大基本法则

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提出了资本主义三大基本法则。第一法则：α=r×β，表明国民收入中的资本收益份额等于资本收益率（包括利润、股息、租金和其他资本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与资本收入比（资本存量和该年国民收入的比值）的乘积。第二法则：β=s/g，表明资本收入比在长期中取决于储蓄率（s）和国民收入增长率（g），进一步可以得到α=r×s/g。这两个法则阐明了国民收入在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分配。α=r×β是一个会计恒等式，β=s/g则是一种理论上的均衡状态，不能解释资本收入比可能遭受的短期冲击，但可以表明除去冲击和危机的影响后，资本收入比长期收敛的潜在均衡水平。资本收益份额的变化取决于资本收入比和资本回报率的相对变化，资本回报率受技术进步和资本存量的影响。根据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资本存量增加（资本收入比上升）会导致资本回报率下降，此时的关键问题在于当资本收入比上升时资本回报率减少的程度，如果资本收入比上升对资本收益份额的正面影响未被资本回报率的下降所完全抵消，则资本收益份额最终会增加。资本收入比和资本回报率的相对变化反映的是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如果弹性大于1，则资本收入比上升的幅度将超过资本回报率下降的幅度，资本收益份额将随资本收入比的上升而提高，反之亦然，若弹性等于1，则资本回报率递减的幅度恰好等于资本收入比递增的比例，资本收益份额不变。皮凯蒂根据历史数据估计，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介于1.3～1.6，这表明资本收益份额将随资本收入比的上升而上升，进而导致资本集中度提高和财富差异扩大（Piketty, 2014）。第三法则：r>g，即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这是皮凯蒂分配理论的核心。第三法则是皮凯蒂基于历史数据的估计和推断，从全球来看，在一战前夕的大多数国家都成立，并且21世纪可能依然成立。皮凯蒂预测，21世纪（尤其是后半期）将是经济低速增长的时期，年均经济增长率将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2012-2050年间约为2.5%，2050-2070年间约为1.5%,2070-2100年间约为1.2%。与此相比，资本收益率将维持在4%～4.5%，远远高于同期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值。但资本遭遇的冲击（战争、经济大萧条等）及调控劳资关系的公共政策（最低工资制、累进所得税等）都有可能改变这一情况。

（三）政策、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形成不平等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皮凯蒂强调，不平等的加剧并非如大多数经济模型所预设的全球化或技术变革的必然结果。由于政策的不同，技术与生产力发展相近的国家收入不平等的状况亦有所差异。最富有的10%人口所占收入份额的增长与各国的政策调整密切相关，收入与财富的分配受到政治因素的深远影响。以中国为例，中国的不平等程度曾接近北欧国家，但现在逐渐趋近于美国，虽然中美两国最富有10%人口的收入增速均超过宏观经济增速，但中国底层50%的人口也显著受益于经济增长。中国和俄罗斯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转型后两国的收入不平等均有所加剧，但中国的情况相对温和，这反映了两国不同的转型策略。相对于俄罗斯采取的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采取的渐进式改革限制了收入集中度的上升。此外，尽管两国的经济增长均未均等分配，但中国显著提高了最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而俄罗斯1991年后的增长大部分被高收入群体占据，这种显著受到政治体制调整影响的不平等模式表明，不平等的加剧受到政治选择的影响，而非不可避免。

（四）不平等思想的比较

皮凯蒂同库兹涅茨和马克思的分配思想存在显著差异。库兹涅茨认为，在工业化初期，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会加剧不平等，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平等将降至可接受的水平，这可归因于几个因素：政府为缓解公众对不平等的不满而采取的立法和政治干预措施。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论述指出，资本家通过将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从而不断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不断得到积累和集中，同时资本有机构成得以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加剧了对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减少，形成的相对过剩人口又有利于促进资本的进一步积累。相对过剩人口为资本家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使他们能够压低工资，造成大规模失业和剥削程度的加深。对于劳资双方来说，资本积累的结果截然不同：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则是贫困的积累。马克思还提出了利润率下降规律：利润率与剩余价值成正比，与资本有机构成成反比，随着资本积累和生产力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导致剩余价值率下降，进而使得利润率下降，利润率的下降必然引发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皮凯蒂批评库兹涅茨的观点是基于短期历史数据分析所做出的假设，指出不平等的降低主要是由外部冲击和制度因素引起的。对于马克思的观点，皮凯蒂认为尽管缺乏统计数据支持，且未考虑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可能对资本集中的缓解，但仍对资本积累导致的问题有警示意义：资本虽然可能并不会无限制地积累，但促使资本集中和财富差距扩大的力量远强于遏制财富集中的力量，在没有战争和财富税等强烈外来干预的情况下，资本收入比将不断上升，资本集中与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也将不断加剧。

皮凯蒂和库兹涅茨研究结论的不一致主要源于他们使用的数据范围和时期的差异。库兹涅茨依据的是美国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期的短期数据，这一时期的特殊性导致其结论的局限性，相比之下，皮凯蒂等人的研究基于更长时间跨度、更多国家的数据，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还是皮凯蒂的U型趋势都是对经济现象的观察和假设，并非不变的规律。皮凯蒂强调，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及其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可以通过资本管制政策、劳资关系政策等多种政策手段进行调节。此外，皮凯蒂主要使用最高收入10%、1%甚至0.1%的收入份额的变化来描述收入不平等的演变动态，库兹涅茨则综合使用了收入最高20%、5%以及收入较低20%、40%、60%、85%等收入份额指标，由于采用的是不同的计算指标，皮凯蒂和库兹涅茨对不平等动态的解释和预测并不一定完全对立，而且皮凯蒂和赛斯对美国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这一特定时期的数据分析结果与库兹涅茨的发现是一致的。皮凯蒂和马克思观点的差异则源于在分析收入分配的理论基础与方法上的不同，马克思采用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方法，先从商品、价值、货币等抽象的范畴开始分析，逐步深入到资本、剩余价值、利润率等更加具体的范畴，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的不断积累和集中的过程，阐述了利润率必然下降的内在机制。皮凯蒂则通过分析不同国家的长期历史数据来探究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通过数据估计和推断得到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的历史规律。在对资本的定义上，皮凯蒂将资本视为市场上可交易的非人力资产，相比之下，马克思认为资本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资本家用于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结合。

皮凯蒂等人的核心观点之一是：在一定条件下，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意味着国民收入中资本份额上升而劳动份额下降。这看似与索洛模型和卡尔多描述的关于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等传统理论相悖。然而，索洛模型描述的是一种理想化的静态均衡状态，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则是基于大量历史数据对不平等动态变化趋势的分析得到的结果，是对不平等、劳动份额和资本份额动态变化的解释和未来动态变化的预测，两者并不一定矛盾。卡尔多事实描述的是战后黄金三十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主要发达国家的情况，皮凯蒂、赛斯和祖克曼则考察了更长的历史时期，并且对欧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日本等亚洲国家以及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分别进行分析，指出在某些时期和地区的资本份额上升和劳动份额下降，从而对卡尔多事实的普适性提出了挑战，由于考察时间跨度和现实背景不同，他们并不一定相互否定，反而可以将皮凯蒂的理论看作对卡尔多事实的修正和细化。

五、不平等研究方法的创新和推广

在20世纪，不平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顶层以下的不平等而非顶层的不平等，皮凯蒂、赛斯和祖克曼对分析税务数据和对顶层收入份额的深度研究，深刻影响了收入分配研究的方向。他们引入分配式国民账户（DINA）概念，旨在将几乎全部的国民收入分配给不同收入百分比的群体，以便更准确地估算税前和税后的不平等程度，并推动这种方法在不平等研究领域的应用。在探讨逃税和避税对经济影响的研究中，祖克曼还特别强调了逃税和避税因素在准确评估不平等时的重要性。

（一）聚焦最高收入份额的研究

皮凯蒂、赛斯和祖克曼通过研究最高收入和财富份额优化了分析不平等的方法，尽管这可能是由于受到研究目标和数据可用性的限制，但三人的方法仍然提供了对最高收入份额相对合理的估计，有助于更好地了解顶层富裕群体及其收入情况。最高收入群体占比虽小，但在总收入和税收中占比大，经济增长率和不平等指标都对排除或包括最高收入者非常敏感。近几十年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加剧主要由高收入人群的财富和收入增长所驱动。对最高收入份额进行长期研究还为理解20世纪收入不平等的演变提供了独特视角。此外，自20世纪初以来，最富有群体的收入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资本收入曾主导最富有的1%人群，而今主要集中在顶层的0.1%人群中。由此可见，财富不仅在最富有的人群中集中，而且这种集中趋势在加剧，特别是，最顶层0.1%人群的财富集中现象更为明显，这反映了社会的经济结构正在向更加不平等的方向发展的趋势。

（二）分配式国民账户研究框架的推广

在分析宏观经济增长时常用的国民账户数据与研究收入不平等时常用的数据存在显著差异。前者专注于宏观经济的总体规模，而后者关注的是个人或家庭层面的数据分布，两者往往不一致。家庭调查和税收申报等传统数据集记录的收入与国民账户中记录的国民收入存在明显且持续增加的差异，这种差距使得分析国民收入中不同收入群体的占比等问题变得复杂，也使得分析经济增长成果在不同群体间的分配情况以及进行国际比较变得更加困难，增加了在一个统一框架内分析不平等、经济增长和政府作用的难度。皮凯蒂、赛斯和祖克曼认为，国民收入（即个人或家庭获得的所有类型收入之和）为研究收入分配提供了必要的数据。住户部门的估计数以不完整的方式反映了汇总统计中的收入，仅研究住户部门的收入分配而忽略了其他部门（如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收入分配情况，因此是不完整和有缺陷的，而国民核算始终包含了汇总数据中的所有国民收入。国民核算中的收入和财富总量使得根据官方宏观经济增长率计算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增长率成为可能，并可用于计算税前收入和税后收入以及特定子群体（如劳动年龄人口或男性与女性）的不平等和增长情况。库兹涅茨曾对国民收入及其分配的研究表现出极大兴趣，并在此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然而随着战后微观调查数据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收入不平等分析与国民核算及经济增长的联系被削弱。

另外，皮凯蒂、赛斯和祖克曼提出了分配式国民账户的概念，分析经济增长成果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分配情况，从而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细致的视角，来审视当代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问题。

（三）逃税对准确衡量不平等的影响

逃税问题在收入和财富分布的顶端尤为普遍，因为这些群体面临较高的边际税率，从而有更大的动机通过各种手段减少税负。这些手段包括利用复杂的法律手段和金融中介来隐藏非劳动收入，使得传统的税务审计方法难以发现这些避税行为。通过离岸金融机构泄露的微观数据，祖克曼和赛斯估计了避税天堂隐藏的财富规模，祖克曼及其合作者进而强调了将逃税因素考虑在内对于准确衡量不平等的重要性。

六、税收政策与不平等

（一）最高边际所得税率与最高收入份额

皮凯蒂和阿特金森均发现，最高边际所得税率与最高收入份额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而长期维持较高的所得税税率，并对遗产和赠与的财富转移征收重税，能有效遏制不平等。此外，税率下调还可能与高收入者行使议价能力相互作用：当最高边际税率极高时，高薪高管的薪酬净收益较低，议价动机减弱；但随着最高边际税率降低，高薪高管获得的净收益增加，他们开始更加积极地谈判以提高薪酬；在这种情况下，降低最高税率可能会以牺牲剩余99%群体的利益为代价来提高最高1%的收入份额。赛斯和祖克曼指出，为确保富人承担相应的税收份额，应实行更具累进性的所得税制，对高收入者征收更高税率，提升资本收益税率，减少劳动与资本的税收差异，压缩富人避税空间。

（二）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

皮凯蒂在研究法国的不平等时就强调了累进所得税的作用。累进所得税和累进遗产税作为20世纪财政制度的两大创新，针对超高收入和财产征收累进税，是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控制收入和财富集中度的关键因素。皮凯蒂主张提高最高收入者的边际所得税率，认为对高收入者实施超高甚至罚没边际税率是控制高收入增长的必要措施。遗产税在减少不平等方面也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对较高遗产征收更高税率，可以防止财富在几代人中无限累积和传递。财富转移（继承、赠与等）的决定性因素是内部积累与经济增长率的差异，通过对财富征税可以缩小两者的差异，削弱财富和资本在分配中的优势，从而提高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皮凯蒂和赛斯在最优税收理论框架下指出，如果遗产高度集中，则遗产税的最优税率较高，通过对富裕家庭征收高税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财富不平等。

（三）累进财富税

财富税是累进税制的关键要素，对于那些拥有巨额财富却缺乏应纳税收入的超级富豪尤为关键。对于极富之人，其收入往往难以明确界定，而直接对资本征税是基于准确评估其纳税能力征税的有效手段。皮凯蒂指出，全球累进资本税作为累进所得税和累进遗产税的补充，主要目标不是为国家筹资，也不是为了取代现有税制，而在于遏制财富不平等的持续加剧。赛斯和祖克曼认为，激进的财富税将抑制财富的集中程度，减少超级富豪（亿万富翁）的数量。

反对者提出了三个反对财富税的观点：财富税在欧洲失败、财富税可能引发严重的逃税和避税问题、财富税可能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赛斯和祖克曼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反驳：首先，欧洲国家废除财富税是因为政策选择不当，应采取更高的免税门槛以避免对现金较少但拥有大量非流动性资产的家庭征税。其次，虽然欧洲国家在防止逃税方面表现不佳，但《外国账户税收合规法案》的通过使美国能够更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并建议开征财富税的国家要求金融机构向税务机关报告资产余额。最后，一个设计得当的财富税，特别是只针对最富有的人群（大约前10%）征收的财富税，对整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可能非常有限，即使财富税可能让一部分目标人群减少投资或储蓄，影响资本的累积，这种影响也可能会被其他因素平衡掉。比如，其他群体和政府储蓄的增加可以抵消资本存量的减少（Saez&Zucman,2019a）。

（四）国民所得税

祖克曼和赛斯还提出了国民所得税的概念。与诸如增值税等其他单一税种相比，国民所得税因不区分收入来源及用途而显得更为公平。它对劳动和资本收入均征税，而非仅限于对消费征税，有助于税负更累进地分配，从而有助于减少社会不平等（Saez & Zucman, 2019b）。通过提出国民所得税的概念，赛斯和祖克曼旨在探索并推进对现行税制的改革，以通过税收政策促进收入和财富的公平有效分配。

（五）国际合作和打击避税

皮凯蒂、赛斯和祖克曼还一致认为，有效的税收政策需要依赖国际合作来抵制避税行为。避税和逃税会使得任何提升税收公平性的尝试徒劳无功。因此，必须简化税制，减少税收减免和漏洞，让税收体系更加简洁明了，降低税收遵从成本，强化税收征管力度，赋予税务机构更多资源，以打击避税和逃税。

七、总结与启示

皮凯蒂、赛斯和祖克曼通过二十多年的学术探索，深入研究了长期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发展。皮凯蒂和祖克曼对我国收入和财富分配的研究亦引人深思。我国在近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收入和财富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尽管底层人口在经济增长中也获益颇多，但与顶层富有群体相比，增长的分配显然依旧不平等。要遏制不平等的恶化，仅靠经济增长是不够的，需要采取有效的政策介入。皮凯蒂、赛斯和祖克曼建议提高税制的累进性，而在我国的税收体系中，真正具有累进性的主要是个人所得税，且个人所得税规模较小，不足以应对不平等的恶化。此外，我国关于不平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基于住户调查数据的收入不平等研究，对财富分配的研究因数据限制而明显不足，未来可探索借鉴分配式国民账户等方法进一步完善此方面的研究。

不可否认，皮凯蒂、赛斯和祖克曼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他们主要关注最高收入和财富份额的变化，因而对整体的收入和财富分布分析不够全面，这导致他们对社会保障等政策在缓解不平等问题上的作用讨论不足。他们提出的全球累进资本税或累进财富税等方案虽然引发了广泛讨论，但真正实施这些政策需要克服政治、经济和技术方面的重重障碍。皮凯蒂、赛斯和祖克曼也意识到了自身研究的局限，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坦承全球资本税的实施难度，认为这是一个理想化的提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的官网也承认数据的不完整性。尽管如此，通过不断的研究和探索，他们持续优化数据库，鼓励其他研究者为数据库的改进做出贡献，通过与各方的讨论不断验证累进财富税的有效性和实用性。总体而言，他们在不平等研究领域的工作不仅为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提供了新视角和方法，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实用的建议，对未来的研究和实践有着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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