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2023年4月1日南方产业智库。

制度能焕发人们内心的积极性，制度比政策更重要；确定了发展方向，再制定与之匹配的政策，而不要把重点放在政策的调整上。”4月1日，第二届湾商大会暨湾区产业高质量助力行动在广州举行，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吴晓求作《中国经济的问题与出路》主题分享。

南方+ 郜小平 拍摄

“这次感受到了广东的活力，广东就是广东，颇具朝气、生命力和创造力。”吴晓求首先说。

在此次论坛上，吴晓求重点提到民营经济。他说，如何让民营经济安心、有积极性，消除心中的忧虑，是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深切关注到，应该完善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律和制度建设，在我的理解中，方向比政策重要，必须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政策才会更有效。”吴晓求说。

在他看来，如果说国有经济是骨骼，撑起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那么，民营经济则是中国经济体系中健康的肌肉和丰富的毛细血管。没有后者，中国经济很难有竞争力。

最近一个时期，各地出台很多政策，要发展民营经济，而在吴晓求看来，事实上，民营经济发展，不需要特殊的优惠政策，只需要平等地位、完善的法治、正常的营商环境以及国民待遇，而不是超国民待遇——它是不稳定的。只要所有的市场主体都是平等的，民营企业就可以创造奇迹。

“各地都在拼经济，反映出中国经济的确有些困难了，所以要拼了，但是，制度的设计非常重要。我们有时候会把目标和手段搞混淆，以为手段很重要，需要指出的是，拼是一种决心，但不是工作的重点，根据新时期的目标，要完善我们的制度。”吴晓求说。

他指出，一些行业发展之所以波动比较大，是因为政策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对此，要尊重市场的规律，厘清市场和政府的边界，优化制度并改善营商环境，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民营经济会有很好的发展。

对监管部门来说，不要过分乃至过度关心；而对民营企业来说，合法经营、依法纳税，但如果寻求政府特殊支持，这样的企业一般做不长，因为他们的精力放在了政府寻租上。

他举例说，华为从来没有把心思放在寻求政府特别待遇，一个成功的企业绝对不是在获取政府的优惠上。

谈完民营经济，以硅谷银行危机与瑞信事件为代表，吴晓求重点谈了最近的全球金融形势。“我经常会被问到两个问题，硅谷银行和瑞信事件，是否会引发2008年来的再一次危机？他们对中国的国际化与风险管控有怎样的影响？我们应该从中学到什么？”

对此，吴晓求说，首先，硅谷银行危机与瑞信事件引发的金融风险与波动没有结束，但他不认为会出现2008年以来的又一次大规模危机。与2008年导火索的雷曼兄弟不一样，两者的风险外部性与传递机制完全不一样。

他说，美国是单一银行制的国家，在2008年最高峰的时候，美国有12000家银行，现在只剩下5000家，银行经营不下去的情况经常有，但是它对经济的“感染”比较低。相比2008年，由于资产证券化，杠杆效应最终引发金融海啸，而硅谷银行则是挤兑性危机，也就是流动性危机。

因为美联储加息，加剧了很多银行的危机，但在吴晓求来说，这只是导火线，而不是根源。政策具有周期性，银行要预判到加息，就要相应调整。

那么，可以从硅谷银行事件学习到什么？吴晓求提了三点，首先，一旦出现了银行危机，把如何保护储户的利益放在首位。目前，我国一些村镇银行出现了危机，这背后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虽然有存款保险制度，但并不能给储户带来安心。相比之下，美国没有恪守25万美元的上限。理论上，储户把钱放在银行，拿着很低的利息，这不是风险溢价，当然就没有义务承担倒闭的风险。出现危机时，就应该保障储户的利益，而债权类和股东利益则是放在后面，“我不是非常同意救股东的，因为这会引发巨大的道德危机”。

其实，救助一定是市场化的，一定不能拿财政的钱，必须通过市场化机制消除风险，不要大包大揽，否则就会引发道德危机。

再次，遇到重大危机时候，要排除教条主义，要有责任担当意识。相比之下，国内一些银行遇到重大事件就会束手无策，就会等待上级的指示。改革开放正是因为有大量的人在一线处理棘手与敏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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