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巍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本文转自4月3日人民大学国政评论。

2017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了任内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正式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又宣布将对来自中国的价值5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这两起事件标志着美国对华接触政策被彻底抛弃，中美关系正式进入一个以竞争为核心主题的全新时代。

一、中美战略竞争的历史逻辑

从2010年开始，奥巴马政府在时任国务卿希拉里的主导下，实施了美国国际战略重心从中东向亚太的转移，其应对中国挑战的企图不言自明。2015年，针对中国在内政外交上的一系列新变化，美国战略界掀起了一场关于中国政策的大辩论，三年之后美国战略界精英一致认为，持续了四十年之久的对华接触政策是一项失败的战略，美国政府未能通过经济合作改变中国的发展方向，因此美国需要新的对华战略方针。这在后来被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总结为“新华盛顿共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年来，美国连续两届政府先后在多个“战场”对中国发动猛烈“攻势”。在“国家安全战场”，美国在南海等问题上不断制造事端，破坏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地缘环境；在“意识形态战场”，美国在乌克兰危机、政治制度上给中国施加国际舆论压力，削弱中国在国际社会的精神感召力和思想引领力；而在“经济战场”，美国的攻势更加直接和猛烈，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先后发动“三大战役”，在市场、技术和资本三方面削弱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试图全面遏制中国经济发展。这“三大战役”具体表现为：一是关税战，即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高额关税，提高两国贸易壁垒，全面挤压“中国制造”的国际市场空间；二是技术战，即对美国高科技领域的部分技术、设备和产品的对华出口实施管制，以及对中国企业赴美进行技术并购设置障碍；三是金融战，即为美国金融机构对中资企业的投资和中资企业在美国资本市场的融资施加阻力。

与此同时，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摒弃特朗普政府蛮横粗暴的做法，而采取“聪明竞争”（Smart Competition）政策，即在国际上极力编织由其主导的经济联盟网络，通过强化七国集团，构建新的“印太经济框架”、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等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并在双边层面打造英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产业与科技合作的战略支点国家，试图在全球形成对华经济竞争的“协同作战”态势。而在国内层面，拜登政府先后通过了在基建、芯片和通胀削减等方面具有浓厚产业政策性质的立法，公然利用国家力量全面助推国内产业复兴。美国所坚持的经济意识形态其实具有很强的虚伪性，一旦竞争压力增大，美国在政策和战略选择上便高度务实。

中国的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在美国的极限施压之下，表现出了极强的韧性。相反，美国却因此承受着各种高昂的代价。尤其是在遭遇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这两场地缘政治危机之后，美国的全球霸权控制力更加显得捉襟见肘。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将“短期战败中国”的战略目标调整为“长期竞赢中国”，未来十年中美将展开战略竞争的决胜局。

二、科技创新是决定中美战略竞争

走向的关键因素

在未来十年的中美关系中，科技竞争是这一决胜局的关键因素。美国的全球性霸权地位高度依赖其在科技方面的领先能力。军事霸权和金融霸权是美国霸权的两大关键性根基，但都仰仗美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支撑，否则这两大霸权都将难以为继。中美在技术领域的竞争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技术创新的竞争，另一个是技术应用的竞争。目前，以硅谷为代表的美国创新体系整体仍然呈现比较活跃的状态，美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引领技术创新的能力仍然非常强大。然而，由于大量产业转移和国内产业衰落，导致美国的技术创新缺乏足够产业转化的动力支撑，缺乏足够的应用场景。因此，美国的技术创新可谓“缺乏产业依托的创新”。这也是拜登政府要推行以“友岸外包”和“本土回流”为核心的现代产业战略的主要原因。

同时，为了弥补本土应用场景不足的缺点，美国正大力推动科技外交，通过国际技术合作来改善美国的创新环境、增强美国的创新动力。当前，拜登政府在半导体、人工智能、航天等领域大力开展科技外交，构建跨国科技合作网络，以提升自身在科技领域的引领能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美国构建的芯片联盟以及旨在推进新一轮探月工程和开发利用太空资源的《阿尔忒弥斯协定》（Artemis Accords）。前者旨在通过建立多国协同技术出口管制，阻止中国在半导体产业中实现技术突围；后者旨在通过多国合作、资源共享，在与中国的登月竞赛中赢得先机。

相比之下，中国具有强大的产业基础和完善的产业生态，以华为、大疆、比亚迪、宁德时代等为代表的中国超级企业在推动产业发展中不断谋求渐进式技术创新，同时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给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然而，中国在基础科学、人才引进、开放程度、社会氛围等多个方面还存在各种不足，不利于中国进行颠覆性的技术创新。而且，一旦美国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形成排华的科技联盟，中国依靠一国之力进行系统性科技创新将面临极其高昂的成本。因此，如何在美国的战略竞争压力下继续保持中国的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检验着中国大国崛起的成色。

未来十年，中国要全面提升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需要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第一，要处理好政府主导的创新和市场主导的创新之间的关系，尤其要处理好国有企业主导的创新和民营企业主导的创新之间的关系。第二，要处理好渐进式创新和颠覆性创新之间的关系。既要在技术进步上稳扎稳打，鼓励技术积累，又要鼓励颠覆性技术创新，实现技术领域的“弯道超车”。第三，要处理好自主创新和开放创新的关系。中美竞争越激烈，中国越是要增强科技创新的开放意识，大力开展科技外交，吸纳全球创新人才，千万不能“闭门造车”。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国门关闭之日，就是国家衰颓之时。

总之，中美的技术竞争将是一场关系两国未来的长期拉锯战。美国正在集中全政府、全社会乃至全盟伴的力量与中国进行技术竞争，中国则在技术发展上面临很大的压力。这需要中国在应对过程中保持高度的耐心、韧性和审慎，切忌出现颠覆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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