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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宇等:人口结构对中国卫生费用影响的再测算——基于改进因素分解法的研究

发布时间:2023-08-03 作者: 李时宇 

人口结构转变对卫生费用变化有重要影响。基于中国卫生支出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改进了卫生费用的影响因素分解法,该改进模型有助于更加全面和准确地分析人口结构对卫生费用的影响,一方面把人口城乡结构转变的影响从其他因素中分解出来,另一方面区分了城镇和农村年龄结构各自的影响,最终把影响卫生费用的人口结构因素细分为人口城乡结构、城镇年龄结构和农村年龄结构三项。

作者李时宇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财税研究所研究员;冯俊新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本文转自8月1日人大财税研究所


内容提要:人口结构转变对卫生费用变化有重要影响。基于中国卫生支出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改进了卫生费用的影响因素分解法,该改进模型有助于更加全面和准确地分析人口结构对卫生费用的影响,一方面把人口城乡结构转变的影响从其他因素中分解出来,另一方面区分了城镇和农村年龄结构各自的影响,最终把影响卫生费用的人口结构因素细分为人口城乡结构、城镇年龄结构和农村年龄结构三项。使用改进后的因素分解法,测算了1990-2020年间人口结构因素对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变化的贡献。测算结果显示,人口结构因素对该比重提高的合计贡献率达到77.8%,其中人口城乡结构、城镇年龄结构和农村年龄结构的贡献率分别为58.3%、14.8%和4.7%。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人口结构因素的影响存在不同特点。首先,城镇化是过去30年卫生费用占GDP比重提高的主导因素,且其作用在不同时期保持稳定。其次,年龄结构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和阶段性差异:分区域来看,尽管农村老龄化程度和速度都远比城镇严重,但农村年龄结构对卫生费用的影响远低于城镇地区;分时期来看,2010年以前,老龄化主要发生在农村,年龄结构的整体影响并不突出,但2010年以后,随着城镇老龄化开始加速,年龄结构的整体影响显著增大,且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主战场从农村转向城镇,预计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将快速增大。最后,测算结果还表明,扣除年龄结构影响后,中国卫生支出的二元结构现象最近10年来有所改善。


一、引言


卫生支出比重的变化是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重要经济后果之一。用于衡量整体经济中卫生支出水平的常用指标是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以下简称为“卫生费用占比”)。近年来,中国的卫生费用占比在波动中上升,其中1995-2020年,该比值从3.5%提高到 7.1%,提高了超过1倍(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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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卫生费用占比和人口结构转变情况


(1978-202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2.


导致卫生费用占比提高的因素可以总结为人口因素和非人口因素两大类。在人口因素方面,主要包括人口年龄结构和城乡结构等。在非人口因素方面,已有研究中提及较多的因素包括医疗保障制度的覆盖率、医药管理政策、环境质量以及医疗技术进步等。


在卫生费用占比波动中提高的同时,中国的人口结构也在同步发生着巨大转变,尤其体现在年龄结构和城乡结构两大方面。从年龄结构来看,老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4.4%缓慢上升到1995年的6.2%,此后开始加速上升,到2020年达到13.5%;从城乡结构来看,城镇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17.9%先以相对较慢的速度增加到1995年的29.0%,此后开始加速上升,到2020年已达到63.9%(见图1)。


如前所述,中国的人口结构和卫生费用占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都出现了巨大变化。虽然从长期来看这两者均呈同向变化,但在整体人口结构呈现线性变化的同时,卫生费用占比的上升则呈现更大的波动性。进一步探讨人口结构转变对中国卫生费用占比提高的影响规律,并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测算,是一个重要问题。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中国国情对因素分解方法进行改进,使其更适用于对社会经济转轨时期的分析。在改进的分解模型下,本文将重新测算人口结构因素对中国卫生费用占比的影响。总体上,本文尝试回答以下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经济转型进程中的国家,在研究人口结构转变对卫生费用占比的影响时,需要关注哪些区别于成熟经济体的特征?在构建因素分解模型时,如何体现这些特征的影响?考虑到这些特征因素后,人口结构因素对中国卫生费用占比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不同的人口结构因素各自扮演了什么角色?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人口结构转变和卫生费用占比变化之间关系的认识。


二、文献评述


本文目的是定量测算人口结构因素对中国卫生费用的影响。与本研究相关程度较高的有两类文献:第一类文献分析了导致中国卫生费用上涨的人口结构因素,第二类文献对不同人口结构因素的影响大小进行了量化和比较。在分别对这两类文献进行总结后,本文还对现有研究的改进方向进行了讨论。


1.影响卫生费用的人口结构因素的相关分析


一般来说,对一国卫生费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口结构因素是年龄结构。在中国,不少研究还发现人口的城乡结构也对卫生费用有重要影响,且年龄结构和城乡结构两者之间还存在交互作用。


首先是年龄结构的影响。虽然对老龄化引起卫生费用增长的具体作用机制还存在一定争议,但国内外研究均普遍认可老龄化促进了卫生费用的上涨。国外研究在对各种导致卫生费用增长的作用机制进行总结后认为,老龄化可以通过不同变量间接影响卫生费用,因此老龄化依然是卫生费用上升的主导因素。国内研究也得到类似结论,一些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会显著促进人均卫生费用的增长。


其次是城乡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卫生支出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如微观数据分析显示,城乡居民的医疗服务利用情况存在严重不平等现象,其中农村居民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人口的城乡结构转变即城镇化,将使卫生费用面临上升的压力。上述观点也得到了宏观层面实证分析结果的支持。


最后,年龄结构和城乡结构这两个因素对卫生费用还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交叉影响。在对中国卫生支出微观结构的研究中,一个常被提及的典型事实是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卫生费用随年龄增长的趋势并不一致,这意味着城乡结构和年龄结构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如对农村地区的研究发现,农村老年居民反而占用了较少的医疗资源,这个特征和城镇地区存在显著差异;此外,还有学者分别使用宏观和微观数据发现,老龄化对医疗费用的影响也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


2.不同因素定量影响的相关分析


在确定了可能影响卫生费用的人口结构因素后,不少学者尝试对不同因素的影响大小进行定量分析和比较。相关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有两类:因素分解法和回归分析法。


在使用因素分解法进行的研究中,一般先利用人口结构数据和细分人群的卫生支出数据来构建卫生费用的表达式,然后通过对该表达式进行因素分解从而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大小。总体来看,该类研究的主要结论是,人口年龄结构对卫生费用增长具有一定影响,但在中国,这种影响到目前为止并不大。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的因素分解法研究一般都以整体人口的年龄结构作为分解对象,意味着这些研究中都假定了一国全部人口的卫生支出随年龄的变化都服从同一个规律,但这一假定显然并不适用于中国这种存在明显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中经济体。


在使用回归分析法进行的研究中,一般使用省级数据对包括人口结构因素在内的不同宏观变量进行计量回归分析。这一类研究不少都引入年龄结构以外的其他人口结构因素。整体来看,使用回归分析法的研究显示,年龄结构和城乡结构等人口结构因素都对卫生费用存在影响,但因为在模型设定、变量选取和样本时间段选择上的不同,不同研究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难以得到全面和稳健的结论。


3.已有研究的启示


对引起中国卫生费用增长的人口结构因素进行的相关研究发现,一方面跟其他国家类似,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卫生费用增长具有重要影响;但另一方面,中国人口结构和卫生费用之间的关系存在一些不同于成熟经济体的特点:①跟发达国家已完成城镇化且城乡高度一体化不同,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经历了快速城镇化,且一直存在较为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包括城乡之间存在医疗服务不平等现象;②虽然无论在城镇还是农村地区,人均卫生费用都随老龄化程度的增加而有所提高,但年龄结构对卫生费用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村老年居民卫生支出随年龄而提高的程度远低于城镇老年居民。上述两个特点意味着在研究人口结构对中国卫生费用的影响时,必须对已有的成熟模型作相应改进以使其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


为了反映这两个特点的影响,已有研究中主要使用回归分析法。虽然回归分析法对于数据的要求相对较低,但该方法的结论易受到模型设定、变量选取和样本选择等问题的影响。


相比之下,因素分解法有可能克服回归分析法所面临的上述问题,但常规的因素分解法因为没有考虑中国的特殊情况,其结果也同样可能存在偏差。跟回归分析法相比,因素分解法更有利于全面测算不同因素的影响,包括能纳入各种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也便于对任意年份之间的变化进行分解而不受样本区间选择的影响,但是因素分解法也存在如下困难:①该方法对基础数据要求较高;如为了能分解出年龄结构因素的影响,不仅需要有分年龄人口数据,还需要有分年龄人口的微观卫生费用结构。②使用因素分解法时,如果某些因素被忽略,则这些因素在分解过程中会因其不能识别而被归为“剩余项”,即归因为其他因素,同时该因素跟已有解释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也会被忽略掉。


由此可以看出,与回归分析法相比,因素分解法更适合分析人口结构因素对卫生费用的影响,但是常规的因素分解法在分析中国这样一个正处于快速城市化且存在显著城乡二元差异的国家时也暴露出其短板。因此,为了更全面地分析人口结构因素对中国卫生费用的影响,我们需要对因素分解法进行改进,以引入城乡二元结构和快速城市化这两个重要特征。


三、改进的因素分解法模型


本文将构建一个改进的因素分解法模型,使其适用于中国的特殊场景,来分析人口结构因素对卫生费用占比的影响。该模型构建的整体思路如下:首先要体现卫生费用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就必须分别构建城镇和农村卫生费用的分解方程;同时,由于城乡差异的存在,城镇化必然会对卫生总费用产生影响,此时在城镇和农村卫生费用加总的过程中引入城镇人口比重这一参数,就可以引入城市化这一影响因素。下面是模型的具体构建过程。(模型具体细节参见原文)


第一步,确定模型的分解对象。


第二步,将不同群体的人均卫生费用标准化。


第三步,分别对城镇和农村卫生费用占全国GDP的比重进行因素分解。


第四步,计算得到卫生费用占比的完整因素分解式。


第五步,对任意两个年份间卫生费用占比的变化进行分解。


四、数据处理过程和对数据基本特征的说明


因素分解过程中需要使用的变量包括:①历年城镇和农村的人口年龄结构;②历年城镇人口比重和人均GDP增速;③历年城镇卫生费用和农村卫生费用各自占GDP的比重;④城镇和农村分年龄段的人均相对卫生费用。


城镇和农村的人口年龄结构。由于普通年份的分年龄人口统计数据与普查或抽查年份存在较大差异,本文仅使用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年份的数据进行分析,因此后面分析中将以每5年作为间隔进行分解。各年城镇和农村的分年龄人口数据分别来自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和《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因为老龄化对卫生费用的影响最大,我们对城乡间不同年份的老龄化程度进行对比(见图2)。可以发现,不管使用60岁还是65岁作为老年人的年龄门槛,城镇和农村的老年人口比重和老龄化速度都在1995年以后发生明显分化:农村居民的老龄化程度在1995年后即高于城镇居民,且两者间差距不断拉大。2010年以前,在乡—城移民的影响下,受益于移入城镇的年轻人口,城镇老龄化问题得到很大缓解,农村老龄化进程则大大快于城镇。2010年以来,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老年人口比重都持续上升,但同期农村老龄化速度依然快于城镇,城乡老龄化程度的差距迅速扩大,如城乡间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的差距已从2010年的2.3%扩大到2020年的6.6%,可见城镇和农村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差异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扩大。城镇老龄化进度在2010年以来有所加速,但其老龄化的程度和速度都依然远低于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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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城镇和农村老龄人口占比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人口年龄结构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和《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城镇人口占比和人均GDP增速。各年城镇人口占比和人均GDP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21》,再计算出相邻年份间的人均GDP增速。


城镇和农村卫生费用各自占GDP比重。从1990年开始,卫生总费用数据开始分成城镇和农村两部门分别统计。基于这一数据约束,后面只对1990年以来的卫生费用占比变化进行分解。历年的城镇和农村卫生费用原始数据来自《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2》,并根据统计口径进行了调整;历年GDP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21》,使用这两部分数据可以分别算出城镇和农村卫生费用各自占GDP的比重。这两个指标的变化见图3。2000年以前,两个指标的变化趋势较为一致;2000年以后,农村卫生费用占GDP比重经历了先下降再缓慢上升的过程;城镇卫生费用占GDP比重虽然一直保持上升趋势,但在不同阶段的增长速度存在明显差异。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从2017年开始城镇和农村卫生费用不再分别统计,因此2020年的数据为估算数据,估算过程将在后面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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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城镇和农村卫生费用占GDP比重变化


资料来源:2020年数据为估算数,其他年份的城镇和农村卫生费用原始数据来自《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1)》, GDP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22》。


城镇和农村的分年龄人均相对卫生费用。这里需要用大样本微观调查数据分别构建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卫生费用随年龄变化的曲线。本文使用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数据来构造该曲线。城镇和农村人均相对卫生费用随年龄变化的曲线如图4所示。可以看出,中国的分年龄人均卫生费用结构有如下特征:①不管是城镇还是农村,人均相对卫生费用随年龄的变化趋势都呈现为略有波动的“J”型,并存在三个峰值,依次为0-4岁(婴儿期)、25-34岁(女性生育期)和60岁以上(老年期)。这个特征跟历年《中国卫生服务调查研究》中年龄别住院率的变化趋势相一致,也跟利用其他微观数据得到的变化趋势相一致。②在老年人中,高龄老人的人均相对卫生费用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上述发现也跟已有关于老年人医疗支出趋势的研究相吻合。③分年龄人均卫生费用结构存在非常显著的城乡差异,且这种差异主要反映在老年人部分。在城镇地区,70-79岁老年人的人均卫生费用大约是40-44岁人群的3倍多,而在农村地区,这个数字只是1.5到1.7倍。也就是说,农村老年人的人均相对卫生费用低得多,这也跟已有研究对中国卫生支出现状的描述相符,城镇和农村在分年龄人均卫生费用结构上的这一区别再次说明了把城乡差异纳入分析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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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城镇和农村的分年龄人均卫生费用结构


通过上面的数据收集和处理过程,我们分别获得了如下变量的取值:历年农村和城镇卫生费用占GDP比重、历年城镇和农村分年龄人口比重、城镇和农村分年龄人均相对卫生费用、历年城镇人口比重、历年人均GDP增长率。把上述变量代入分解的式子中,就可以把相邻年份间卫生费用占比的变化分解为人口城乡结构、城镇年龄结构、农村年龄结构、城镇其他因素和农村其他因素五个因素的影响。


五、人口结构因素对卫生费用占比影响的分解结果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受限于数据的统计口径和可得性问题,我们只能对1990-2020年间每5年的变化进行因素分解。表1展示了五个影响因素在不同时期的影响以及长时期内的累计影响。表1中的前五列数据分别代表了五个因素在不同时期导致卫生费用占比变化的幅度,五个因素的影响加总正好等于该时期卫生费用占比的变化,即表1中的第六列数据。从表1可知,1990-2020年,除了1990-1995年间外,卫生费用占比在其余时段都呈上升趋势;1990-2020年间,卫生费用占比一共提高了约3.19个百分点。


表1 各因素对卫生费用占比影响的分解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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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此表中的“卫生费用占比”指的是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2.五个影响因素分别对应式(14)中的五个分解项,详见第三部分说明。3.各因素影响大小的单位为百分点,如表格中最左上角的数字0.126的含义是人口城乡结构因素在1990-1995年间使卫生费用占比提高了0.126个百分点。4.各因素的累计影响为前面六个阶段的影响加总得到。5.各因素的累计贡献率为其“累计影响”占“卫生费用占比合计变化”的比重,如人口城乡结构因素的累计贡献率为1.862/3.193=58.3%。


1.城镇化对卫生费用占比的影响


通过比较五个因素的累计影响可知,人口城乡结构的转变即城镇化是过去30年推动卫生费用占比提高的最主要因素。从1990-2020年整个时期来看,城镇化对卫生费用占比提高的累计贡献率达到58.3%,是最大的单一影响因素,而且和其他四个因素相比,其作用的稳定性也最强。


2.年龄结构对卫生费用占比的影响


(1)城镇年龄结构的影响。从整个时期来看,城镇年龄结构是第二大影响因素,对卫生费用占比提高的累计贡献率达到14.8%。但是,该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很强的阶段性差异,其对卫生费用增长的贡献主要集中在2010年以后。


(2)农村年龄结构的影响。从整个时期来看,农村年龄结构只导致卫生费用占比提高了0.15个百分点,对卫生费用占比变化的整体贡献率只有4.7%,不到城镇年龄结构影响的1/3。但是受到农村人口年龄结构持续老化的推动,该因素在不同时期的表现相对平稳。


(3)人口年龄结构的整体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对中国卫生费用占比的影响由城镇部门主导。虽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就不断提高,但由于2010年以前老龄化现象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对整体卫生费用占比的影响尚不明显,甚至在某些阶段因为城镇地区的老龄化减弱而呈现出降低卫生费用占比的效果。直到2010年以后,随着城镇地区老龄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年龄结构对卫生费用的影响才大大加强。可以预计,今后随着城镇老龄化的加速,以及后续乡城人口转移对城镇人口年龄结构的优化作用不断减退,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提高卫生费用占比的促进作用将会不断增大。


3.其他因素对卫生费用占比的影响


在本文构建的模型中,以基准年龄组人均卫生费用相对于人均GDP的增速来代表人口结构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当该相对增速为正时,即表示其他因素促进了卫生费用占比的提高。其他因素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和城乡差异。


4.人口结构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影响程度对比


从表1的分解结果对比人口结构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可以发现,虽然短期内非人口结构因素可能会对卫生费用占比变化起到很大的作用,但长期来看人口结构因素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六、主要贡献


本文关于人口结构因素对卫生费用占比影响的分解结果,跟已有相关研究的结果存在差异,本文将对造成结果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就本文对已有研究的补充意义进行讨论。


1.更全面地测算了人口结构对中国卫生费用的整体影响


本文利用改进后的因素分解法得到的人口结构因素对中国卫生费用的影响远高于其他已有研究的测算结果,主要原因是本文模型把城镇化这一人口结构因素的影响从因素分解的剩余项(即“其他因素”)中分离出来。已有因素分解研究中分解出来的人口结构因素主要指年龄结构,且研究所分析的时间段也跟本文有所不同。为了更好地跟已有研究的结论进行对比,我们需要对表1结果做进一步梳理。首先,我们把前述的五个影响因素合并为人口城乡结构、人口年龄结构和其他因素三大类;然后,分别按照1990-2000、2000-2010、2010-2020三个时期来汇总其影响(汇总结果见表2)。可以发现,如果只考虑年龄结构,其对卫生费用占比的影响在2000年以前并不大,对卫生费用占比上涨的贡献率为6.8%,这个数字跟只对年龄结构进行分解的其他因素分解法研究的结论相仿;虽然到了2000-2010年间其影响有所提升,但绝对值依然较小,直到2010年以后其影响才有所增大,上述结果也跟其他相似研究中的结果比较接近。


表2 分时期三大类因素对卫生费用占比影响的分解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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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年龄结构”即表1中的城镇年龄结构和农村年龄结构两个因素影响之和;“其他因素”即表1中的城镇其他因素和农村其他因素两个因素影响之和。2.某一时期的影响是其涵盖的各子时期影响之和,如城乡结构对卫生费用占比在1990-2000时期的总影响是两个子时期(1990-1995和1995-2000)影响之和,即0.420=0.126+0.294(其中0.126和0.294两个数字来自表1)。3.括号内为贡献率。


2.深化了年龄结构对中国卫生费用影响的认识


本文通过分别测算城镇和农村两个区域年龄结构转变所带来的影响,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整体年龄结构转变和卫生费用占比变化之间关系的认识。年龄结构对卫生费用的影响是相关研究的核心关注点,且已有研究主要以整体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作为分析对象。但是,中国城乡之间在卫生支出结构和人口结构演变上存在两个重要差异:①农村地区老年人相对年轻人的卫生支出倍数低于城镇地区;②农村地区的老龄化水平和速度都高于城镇地区。因为存在上述差异,从全国层面来看,老龄化速度对卫生费用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阶段性差异。表3比较了不同时期全国老年人口比重变化对卫生费用占比的影响。可以发现,在人口老龄化的初期(1990-2000年间),由于老龄化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城镇地区基本没有出现老龄化现象,使得从全国层面来看,人口老龄化对整体卫生费用增长的影响较小;在人口老龄化开始加速的时期(2010-2020年间),伴随着城镇人口开始稳步老龄化,人口老龄化对卫生费用占比的影响开始显著变大展望未来,随着城镇人口开始步入加速老龄化时期,全国人口老龄化对卫生费用占比的影响将持续增大,未来老龄化程度加深带来卫生费用占比的提高速度将远高于过去。


表3 不同时期全国老龄化速度和年龄结构对卫生费用占比的影响对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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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年龄结构对卫生费用占比的影响”来自表 2;2.“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数据来自历年人口普查数据;3.第3列计算结果表示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城镇和农村年龄结构转变合计带来的卫生费用占比的变化。


3.更准确地测算城乡卫生费用的真实差距变化


因为城镇和农村人口在年龄结构上的巨大差异,直接对比两者的人均卫生费用并不能完全体现城乡卫生差距的真实水平。更好的衡量方法是对城乡同一个可比群体的人均卫生费用进行对比。利用第四部分收集的数据可计算得到历年城镇和农村基准年龄组(40-44岁群体)的人均卫生费用。图5展示了这两个群体的人均卫生费用之比随时间的演变。该结果显示,在剔除年龄结构影响后,当前城乡之间的卫生支出差距处于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1995-2000年以及2010-2015年这两个时期则是城乡卫生差距缩小的主要时期。对于40-44岁群体来说,城乡之间的人均卫生费用之比已经从2.5倍以上降低为不到2倍。当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城乡之间人均卫生费用随年龄变化的趋势存在显著差异(见图4),城乡老年人的人均卫生费用之比要远大于该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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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城镇和农村基准年龄组(40-44 岁群体)的人均卫生费用之比


说明:城镇和农村基准年龄组的人均卫生费用分别根据式(9)和式(11)计算得到。


七、结论


本文根据中国的社会经济情况,对卫生费用的影响因素分解方法进行改进,并重新测算了1990-2020年间人口结构因素对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变化的影响。


首先,基于中国卫生支出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本文对卫生费用的影响因素分解方法进行改进。该改进模型既能把人口城乡结构转变的影响单独分离出来,又能区分城镇和农村年龄结构的各自影响,并最终把卫生费用占比的变化分解为人口城乡结构、城镇年龄结构、农村年龄结构、城镇其他因素和农村其他因素五个因素的影响,其中前三个为人口结构因素。


其次,利用改进后的因素分解方法,本文重新测算了1990-2020年间不同因素对中国卫生费用占比的影响。测算结果显示,1990-2020年间,三个人口结构因素合计对卫生费用占比变化的贡献率达到77.8%。其中,人口城乡结构的转变即城镇化在整个时期对卫生费用占比的累计贡献率达到58.3%,是最大的单一影响因素,且其作用在不同时期都非常稳定。年龄结构对卫生费用占比的影响呈现出很强的城乡差异和阶段性差异。城镇年龄结构转变虽然在1990-2020年整个时期的累计贡献率只有14.8%,远低于城镇化因素,但在2010年以后其作用显著提高,已逐步成为推动卫生费用占比上升的主导因素之一。相比之下,尽管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程度和速度都远比城镇严重,但农村年龄结构转变的累计贡献率却只有4.7%,不足城镇的1/3。


最后,本研究深化了对人口结构和中国卫生费用之间关系的认识,包括:①本文测算的人口结构因素对卫生费用的影响大大高于其他类似研究的测算结果,主要原因是本文使用的改进模型可以把城镇化这一重要的人口结构因素从因素分解的剩余项(即“其他因素”)中分离出来,这对正在经历快速城镇化的中国经济的分析非常重要。②本研究深化了年龄结构对中国卫生费用影响的认识,揭示了人口老龄化对卫生费用影响的非线性特征。由于过去老龄化加速现象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而农村老年人口的卫生支出较低,因此整体来看,老龄化对整体卫生费用占比的影响尚不突出;未来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主战场从农村转向城镇,人口老龄化对卫生费用的影响将大大增强。③本研究测算了剔除年龄结构影响后城乡卫生支出差距的变化,结果显示,城乡卫生支出的二元结构从2010年以后有了一定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