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3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承办，观察者网共同主办的中美论坛（2022年春季）“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对华政策进展评估与中国应对”主题研讨暨报告发布会于线上成功举办。会上发布了《大围剿：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进展评估与中国应对》研究报告。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和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双聘教授赵燕菁作主题演讲，以下为演讲全文：

赵燕菁

首先祝贺人大“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对华竞争战略评估”报告的发布。国际关系我是外行，没有资格评论人大的研究。提一点个人意见供大家参考。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是制定外交策略的最首要问题。在传统的国际关系分析范式里，主权国家通常会被视作一个单一的利益主体。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 的“修昔底德陷阱论都是基于这一经典的国际分析的框架。但进入全球化时代后，人类第一次出现了跨国利益组合。按照古典框架，我们很难区分特朗普和拜登所代表的不同的美国。也就无法理解不同美国的内在行为逻辑，无法预测不同美国的行为，也就无法识别中国在世界上的朋友和敌人。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能解释全球化世界的分析框架。

全球化时代起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美元的全球化，使得主权国家内部资本得以避开强话语权的本国劳动，直接同其他主权国家内部低话语权的廉价劳动相结合，通过全球分工获得空前巨大利益。结果就是在美国内部，资本和劳动的利益冲突加剧，前者拥抱全球化，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后者则强烈反对全球化，是全球化的最大受损者。拜登的民主党和特朗普的共和党分别代表了资本和劳动两个不同集团的利益。前者代表是华尔街、硅谷、民主党、拜登、基辛格、CNN......；后者是工会、军工集团、共和党、川普、米尔斯海默、福克斯。

美国的利益分化不可避免地投映到美国的国际关系上。对美国的资本而言，其主要对手是也拥有强大资本的欧洲，中国则是其全球化的合作者；对美国劳动而言，中国劳动抢走了他们的工作，降低了他们相对资本的话语强，因而是他们的主要敌人，欧洲则是次要的威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时代，中国为什么成为美国的主要对手，因为只有拆散美国资本和中国劳动组成的而全球化，工作才可能从中国流回美国，劳工才能重新夺回话语权。也可以解释为何拜登上台后，在欧洲制造动荡和分裂成为外交的优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驱赶欧洲的资本回到美国，确保美元的全球霸权。

两大利益集团的冲突，必定反映到美国主导的国际关系中。反全球化的莫迪、普京、波索纳罗、勒庞都是特朗普的拥趸；支持全球化的马克龙、默克尔则更愿意接手拜登领导的美国。作为全球化另一个最大的受益者，中国也是现有世界秩序的维护者，也自然成为美国制造业集团的头号敌人。在反全球化的冷战框架下的特朗普政府眼中，头号强国美国和二号强国中国早晚必有一战。而在全球化框架下的拜登政府看来，中国虽然是“对国际秩序的最严重的长期挑战”（布林肯），但在近期却是对抗反全球化势力，压制欧洲资本可以利用的同盟者。

识别出全球化下不同利益的差异，就可以理解美国在国际上的策略优先。识别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布林肯5月26日对华政策演讲提出“我们不希望看到（中美）冲突或者一场新冷战，与之相反，我们决心不让它们发生。”（We aren’t looking for conflict or a new Cold War. To the contrary, we are determined to avoid both.）正是体现了布林肯和蓬佩奥完全不同的对华立场。将布林肯和蓬佩奥视作美国“在唱双簧”，不能识别出美国国内不同利益的的差异，就不能理解拜登、布林肯、耶伦和戴琪一系列对华讲话（觉得他们的讲话是“精神分裂”），就有可能错失稍纵即逝的战略机遇。

一旦我们有了全球化的分析框架，就不会认为布林肯说“我们不会试图阻止中国作为大国发挥作用，也不会阻止中国——或任何国家——发展经济或促进其人民的利益，”是“缓兵之计”，就会理解当年佐利克为什么会提出G2。同样是给中国产品加税，特朗普为的是让制造业回归美国，是破坏全球化；而拜登是为了“塑造中国所处的战略环境”——防止中国劳动一家独大，拥有G2的主导权，维护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美国资本集团在全球化方面和中国深层利益勾连，是中国绝不可能对特朗普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和拜登政府可以有一定程度上合作的可能。

中国是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是没错的，长远要约束中国也是其正常的反映。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是美国的慢性病，是“对国际秩序的最严峻的长期挑战”，而欧洲对美国资本而言则是急症。因此，美国近期重点在欧洲，远期重点在中国。这对判断俄乌和台海危机的次序和条件至关重要。

在全球化的框架下，中国外交策略就不应是无差异、孤立的，而是要根据美国的执政者不同而不同。对于拜登政府，中国应当寻求合作，共同维护美元主导的全球化。要利用美国资本面临的危机，交换中国的利益。对于很可能重返白宫的特朗普政府，要做好回到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冷战准备。要准备好“硬拖钩”。届时美国外交的重心一定会再次从欧洲回到中国，台海危机就会取代俄乌危机，在全球化中受损的欧洲和中国周边国家，都可能加入反华的联盟。甚至俄罗斯都可能同特朗普交换中国利益。

为了防止这种最不利的局面，中国要充分利用美国内部的矛盾，识别出美国内部利益矛盾带给中国的机会。同时，利用拜登执政剩余的两年“窗口期”，做好和俄罗斯、金砖国家建立一个平行全球化的准备。在这个平行的全球化中，中国要扮演美国现在在全球化中的角色，成为资本和市场的提供者。在这方面，中国做的远远不够。做好应对危机的准备，才有可能避免危机。以上是我的一点思考，不妥之处，大家批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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