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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诗杰:构建新国际秩序的国际正义元素

发布时间:2022-12-02 作者: 翁诗杰 

全球治理日走下坡已是不争的事实。一场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彻底将现有国际秩序的千疮百孔暴露无遗。二战结束后国际新秩序的主要制定者美国,率先背离既定规章;疫情当前,非但没有担当,以履行大国引领国际社会的职责,反而处处甩锅卸责,并极尽自私之能事囤积疫苗。

本文转自2022年12月2日环太国际战略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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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日走下坡已是不争的事实。一场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彻底将现有国际秩序的千疮百孔暴露无遗。二战结束后国际新秩序的主要制定者美国,率先背离既定规章;疫情当前,非但没有担当,以履行大国引领国际社会的职责,反而处处甩锅卸责,并极尽自私之能事囤积疫苗。这林林总总已成为了西谚中的 “房间里的大象” ( Elephant in the room ),即: 众目睽睽下的现象。大家基于自身利益而宁可独善其身,或屈于某方的霸权淫威而不敢点破。这种国际现象正笼罩着整个全球治理机制,对现有国际秩序固然是一种无情的戕害;对联合国来说,这又何尝不是令它情何以堪之事!简言之,当前全球治理普遍感到稀缺的就是国际正义。


所谓“弱国无外交”这句老话,已经完全在21世纪的国际政治现实中获得验证。从美国先后藉故入侵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所引发的人道危机——难民流离失所,四处颠沛流离,到2021年美军仓惶撤离阿富汗后,对入主喀布尔的塔利班政权实施全面的经济封杀制裁,进而引发新一轮人道危机——饿殍遍地,生存难以为继,叠加阿富汗央行在纽约的银行储备金被美方以制裁为由全被冻结,而后复被美国总统托词瓜分,分文无存。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近十年来,中国的国际参与已从早期派员参加国际维和行动,逐步扩展到今天全球治理的多个维度层面。自从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以来, 中方先后贡献给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都未离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愿景的理念主轴。“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即是推动全球互联互通的载体。疫情肆虐期间,“健康丝路”更是体现出公共卫生领域国际多边合作的重要抓手。中方研发的疫苗也成为了当时驰援全球抗击疫情的公共产品。


去年(2021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提议的“全球发展倡议” 和“全球发展共同体”,再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认同。值此全球多处备受疫情、战祸和气候异常冲击的当下,尤其是“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脱贫目标普遍滞后的情况下,这项契合人类追求发展意念的倡议,尤其显得迫切。其所蕴含的“促发展,保和平”信念,折射出中方要为当前全球治理困局寻求出路的内心。尽管“发展”不一定是保障和平的万灵药,可发展水平的过于悬殊,始终还是危及和平的隐患。


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的发展观侧重平等、包容、互惠。在此前提下,发展不是一小撮发达国家的专利;发展援助更不应该是富国藉以剥削穷国、欺压弱小的方便载体。这项中国方案不单给国际社会带来了新的公共产品,同时更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个走向国际正义的替代雏形。因此“全球发展倡议”受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广泛认可,就完全不难理解。


尽管如此,目前还不是革新国际秩序的时机。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号称世界霸主的美国为了力挽其霸权地位,不遗余力地藉故鼓吹意识形态的对立。这已令国际社会原已脆弱的互信度变得更为不堪。信任赤字的不断扩大, 西方掌控的国际媒体见缝插针,从未间歇营造“疑华”“反华”“仇中”氛围。其中一项严重的指责,即所谓“中国意在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这种论调对一些长期受西方舆论影响国家,自然会产生负面的疑惧。因此,放眼当前国际形势,仍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的防务安全承诺存有幻想,尽管在经济发展方面,它们都心知肚明必须依靠中国。这种所谓 “经济靠中国,安全抱美国”的心态,其实正是互信不足所致。


中国既然不能坐实西方国家的无的放矢,就不妨聚焦并深耕目前甚得发展中国家认可的“全球发展倡议”。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旗帜下,那些原先处于中美博弈夹缝中不愿选边站队的国家,大可不必再避嫌迴避,游离于全球发展共同体之外。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发展倡议”,其涵盖面是多维的,非传统理念所能概括。对中方来说,创新科技并不稀缺。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和蓝色经济的相继崛起,带给中国的是产能的优势。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减贫目标,中方更是具备攻坚成功的经验,值得他国借鉴学习。


相对而言,中方亟需急起直追的是涉外的人文互动。公共外交的二轨外交仍有可观的空间可资开拓。尽管中外体制迥异是客观存在事实,而中方凭其战略布局的灵活性,应该不难加以克服。


在实践层面,“全球发展共同体”是中方可以深耕“民心相通”的载体。唯有当彼此的互信度走深走实之余,与“全球发展倡议”搭配的“全球安全倡议”才能在推进过程中事半功倍。后者不一定只局限于境外驻军布防或组成防务联盟。综合当前世界上诸多非传统安全隐患,中方可关注诸如粮食安全、气候变化、跨境犯罪、人口贩卖、毒品氾滥等接踵而至的共同关切问题。这些一概超越地缘政治的选边站队,自然相对地容易入手。


尽管这一切的终极目标攸关国际正义,可当前信任赤字的日益扩大,弱小国家在现有的国际秩序和治理模式下,其处境是被动与无奈的。中式的现代化、治理模式和应对人类挑战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无疑是备受欢迎的。但其所涵盖的国际正义元素必须加以详细解说,才能让国际社会释疑。毕竟值此全球互信日趋萎缩之际,国际关系的经营和布局离不开功利主义的考量。尽管如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在推动国际议程方面,国际正义仍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其面对的真正挑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与弱国的国际合作中,向来采取冷漠以对或口惠而实不至的态度。


中方的公共产品——从“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无一不包含国际正义的考量。从海外视角观之,任何一项倡议的推进,在现阶段都需要从利益方国家的现实利益着手。相对的,植根于中华价值观的国际正义,碍于中西文化的迥异,即便通过翻译,短期内还是不易被外界所理解。


鉴于此,当务之急,国际社会迫切需要的是可行且卓有成效的样版模式。国际正义有待茁壮。只有当国际正义能够常态性令一众弱小国家受惠,一再证明这才是国际多边合作的出路,假以时日,新的国际秩序自然不愁不能成形。这一切要端看合纵连横的巧妙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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