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2025年1月9日腾讯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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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高质量发展在经济上的一个集中体现，就是实现经济发展中的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② 中美作为第二大和第一大经济体之间的竞争，焦点不是GDP的量，而是质的问题，也就是结构。

③ 我们的韧性和抗击打能力比较强，超大规模经济体的特点这一基本面没有变。无论投资还是消费，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具备客观条件。

④ 所谓高水平开放，不是简单跟自己过去相比较，而是在世界范围内我们比别人更先进。更先进就是市场更有效率，环境更公平，竞争更充分，人才、资本、技术更愿意到你这个市场上来。

编者按

刘伟，经济50人论坛成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

刘伟的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等。他的著作有《中国经济增长报告》、《转轨中的经济增长》等。

在长安讲坛第418期，刘伟受邀发表演讲，他的主题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刘伟认为，中国经济当下的目标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本实现现代化。同时，中国经济的供给侧、需求侧和国际环境等约束条件都发生了变化，只有贯彻新发展理念，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才能真正适应现在的一系列变化，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刘伟认为，要以立足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战略方向，以创新驱动作为战略支撑，以高水平开放作为战略前提，从而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现代化的经济体系，进而推动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下面是刘伟的演讲全文。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动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长安讲坛是我们50人论坛坚持了二十多年的经济政策讲坛，有深厚的底蕴和丰富的积累，影响力很大。我曾经多次出席长安讲坛，能够再次受邀在第418期演讲，感到很荣幸，也很亲切。

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因此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今天的主题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围绕这个主题，我们探讨三个方面的问题。

立足新发展阶段，

把握历史性的机遇和挑战

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特别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所谓关键时期，首先是指我国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大的历史进程来说，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目标，在此基础上开始朝着第二个百年目标努力，我国正处于这样一个新的发展过程。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的发展进入新时代。第一个百年目标是在建党一百周年前后，我们要实现全面小康。自改革开放以来，从十四大到十八大，党代会报告的核心命题都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为实现初步小康努力奋斗，十九大报告提出决胜建成全面小康社会。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从那以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或者说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一个新阶段，就是努力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

第二个百年目标分成两步走：第一个阶段，从2021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6年到本世纪中叶（新中国建国100周年前后），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由此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我们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进入新发展阶段之后，我们一方面面临着新的历史机会，另外一方面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历史机会来说，概括成一句话，就是近现代史以来距离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能力有信心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这是一个新的历史性机遇。2023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暨202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经过几代人接续奋斗，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为什么说进入不可逆转的进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个理由，经过长期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新时代以后，我国经济稳健持续增长，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格局性变化。以经济总量为例，改革开放初期中国GDP占全球不足1.8%，2023年我国GDP超过126万亿元（人民币），按照汇率折算成美金大体上是18万亿，占全球的18%左右。从1.8%到18%，这不是简单的量变，而是一个深刻的结构变化。还有很多数据，不一一列举。这些变化归纳到一起，可以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个理由，通过几十年来的改革，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盛赞其为“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系统部署了进入新时代后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这一步一步里程碑式的进程走下来，到现在已经形成更为成熟、更为定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根本制度及各方面的重要制度。这就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备的制度保障。

第三个理由，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了上百年的探索，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又一次历史性飞跃，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在经济思想上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理论探索和不断丰富发展，特别是“两个确立”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因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全面实现小康、摆脱绝对贫困的基础上，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历史机遇，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的到来。有机遇就有挑战，越是接近现代化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这个过程不像敲锣打鼓那样轻轻松松，而是充满惊涛骇浪和各种复杂的矛盾与斗争的过程。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实现这个历史进程，需要我们有斗争的精神，勇敢地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从经济发展角度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目标函数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后，上个世纪末实现初步小康，本世纪在建党一百周年前后实现全面小康，实现初步小康和全面小康实际上是摆脱贫困。二次大战之后，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独立起来了，面临的任务就是经济发展和克服贫困，但是这个过程非常艰难。由于经济中存在恶性循环，使发展中国家陷于贫困落后之中难以摆脱，发展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作“贫困陷阱”，即所谓“马尔萨斯陷阱”。

一个地方贫困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贫困而贫困，或者说是贫困再造贫困，这是贫困的累积性效应。从需求侧来看，如果一个地方贫困，表现为人均收入水平低，购买力就低，市场需求就小，市场需求规模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就弱。由于没有投资，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缓慢，新增就业机会少，而人口在增长，所以人均收入水平进一步下降，导致更加贫困。从供给侧来看，同样的道理，由于贫困进而人均收入水平低，储蓄能力就弱，金融部门把储蓄转为投资的能力就弱，意味着这个地方的自我积累能力差，经济增长速度慢。经济增长速度慢，就业机会少，而人口在增长，人均收入水平进一步下降。

“马尔萨斯陷阱”理论认为，假设经济增长速度是算术级数，人口增长速度是几何级数，意味着人口增长速度始终快于经济增长速度，因此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越来越少。当经济和人口之间的严重不相称到达极限，就会引发战争或者爆发瘟疫、饥荒，导致人口锐减，使得人口和经济增长水平之间强制的协调。

如何克服这个贫困陷阱？这是二次大战之后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一个难题。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成功跨越了“马尔萨斯陷阱”，实现全面小康，摆脱了困扰我们几千年的绝对贫困。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是经济发展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我们跨越了贫困陷阱，实现了全面小康，在此基础上还要继续向前走，开启现代化的新征程。新征程面临新的挑战，首先就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当代发展中国家在跨越贫困、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变化，这些国家为了实现新的发展目标会遇到新的挑战，如果发展方式不改变的话，往往很难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现阶段世界上有八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进入高收入阶段。高收入阶段是以1987年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作为底线，无论哪一年换算回去相当于1987年的6000美元就是高收入阶段。为防止全球经济波动带来的不稳定形成经济倒退，作为稳健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要求，现在这个标准又向上浮动20-30%，大概是15000美元左右。

我们做过一个分析，这些高收入国家和地区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阶段，所用的时间平均为12年零3个月。在这八十几个国家当中，发展中国家只有13个，其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还处于中等收入或者低收入阶段，另外，世界上的贫困国家还有36个左右。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由于发展方式转变不过来，不能适应新阶段的变化，50%以上的发展中国家30年之久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70%的发展中国家25年之久无法跨越。可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习近平总书记说，对于我们国家而言，中等收入陷阱总归是需要跨越的，问题是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即怎样跨越、何时跨越？时间拖得越长，各种社会矛盾越深，而解决矛盾需要的经济资源却越来越匮乏，就可能导致现代化进程严重停滞甚至中断。稳健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十四五发展目标）之后，要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即基本实现现代化，据相关测算，如果以人均GDP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则从2021年至2035年，我国年均GDP要增长4.8%，以目前的发展方式，其自然增长率达不到。因此，在新的阶段，目标函数发生变化，对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第二个方面，约束函数的变化。

对于约束经济发展各个方面的条件，总书记在十八大之后做过系统阐述，包括供给侧的变化和需求侧的变化。需求侧的变化与过去不同，过去是需求膨胀、经济短缺，现在是产能过剩、需求疲软。过去要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只要快速发展就有市场；现在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所以必须要求高质量，这样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现在和过去相比，最突出的变化是“羊群效应”没有了。

从供给侧来看，各种投入要素条件也发生变化。过去我们的劳动力、自然环境、原材料、土地等资源都比较丰富而且便宜，所以有竞争力，而现在越来越稀缺，成本越来越高。以往通过低要素成本进行竞争的模式很难继续，我们要重塑新优势。从过去主要依靠扩大要素投入量来带动经济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的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来带动增长；从过去的规模迅速扩大来实现高速发展，转变为高质量发展。要实现这种转变，才能适应现在一系列约束条件的变化，使经济发展真正具有可持续性。

第三个方面，国际环境的变化。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全球化加速发展，在国际分工体系当中，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具有竞争力，我们有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了以中国为枢纽和世界的联络，形成像数字“8”一样的上下连接的双环流。

向上是北部发达国家，我们向其出口具有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进口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产品改造我们的国民经济体系，这就形成了与发达国家的一个贸易环流。向下是南部世界和发展中国家，我们进口初级产品和原材料，利用我国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庞大制造业的制造能力，进行加工和再加工形成工业制成品，再出口工业制成品，由此与这些国家又形成一个贸易环流。中国恰恰是这个双环流中间的枢纽。

在改革开放之后很长的一个过程中，我们的经济循环有一个特点，叫做“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指的就是原材料和市场在外。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衰退，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甚至民粹主义迅速抬头，所以总书记当时就说这种“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循环模式走到了尽头，要有新的模式，要锻造新的格局。

从这三个方面来看，目标函数、约束函数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于我们发展方式的转型提出了要求。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从而把握机遇，是现在要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总书记讲，机遇与挑战虽然并存，但是它的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机遇更具战略性和可塑性。所谓战略性，就是方向具有趋势性，但在战术上可能还有很多问题和困难；所谓可塑性就是不确定性，机遇是有弹性的。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是历史性机遇，这种机遇是一种可能性。但有了这种可能性并不代表可以唾手可得，要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从而把握机遇，才能把可能性转变为现实。

挑战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总书记说挑战更具复杂性，同时更具全局性。我们面临的挑战不是碎片式的挑战，而是具有全局性的系统性挑战。机遇与挑战并存，挑战前所未有，如果应对得好，机遇也前所未有。在机遇和挑战的关系上，挑战更具全局性，只有把应对挑战做好，才谈得上机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要处理好现代化新征程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关系。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只有贯彻新发展理念，也就是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才能真正适应现在的一系列变化，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树立新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理念。理念具有战略性、纲领性和引领性，理念就是指导思想，如果指导思想不改变，行动就不可能改变。

新的发展理念是相对于过去旧的发展理念而言的。改革开放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发展理念或者基本指导思想的集中体现实际上就是三句话：

第一句话，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GDP的增长为核心指标。

第二句话，十年翻一番，以快速增长为基本方略。1979年，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提出“小康”概念，以及著名的“三步走”的战略。“三步走”战略，即：第一步，到80年代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当时小平同志讲，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是“小康之家”。大平正芳问，以什么指标来衡量每一步的目标？小平同志认为这是一个好问题，但还没有准确的答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具体就是以GDP为基本指标，然后以十年翻一番为基本方略，十年翻一番意味着每年平均增速要达到7.2%。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年均增长率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也只有大概6%左右，所以保持年均增长7.2%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设定，不仅中国没有过，在世界上也是一个领先高速增长。而且当时提的是连续增长二十年，实现翻二番。

第三句话，以迅速摆脱贫穷为根本目标。当时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不能再这样穷下去了，社会主义不等于贫困，我们要迅速摆脱贫困，这样才能真正让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当时这种指导思想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主义观，还是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生命力的要求，都是完全正确的。也符合中国实际，因为当时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从可能性来看，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的二十年，GDP年均增长9%以上，翻两番目标提前实现。发展是历史的，这种战略思想在当时是正确的，符合中国的客观要求，但是随着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历史变化，这种发展战略不再具备可持续性。目标函数的变化、约束函数的变化和国际环境的变化，都使得高速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

党的十八大之后，顺应社会、历史、经济变化的要求提出新发展理念，努力通过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从过去靠要素投入量扩大为主带动经济高速发展的模式，转变为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度提升为主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模式。提出新发展理念有其历史客观必然性，符合新阶段的要求，而过去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不能把它割裂开，更不能把它对立起来。我们提出新发展理念，不是要否定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而是要适应新时代的新要求，使发展能够更高质量，更具有可持续能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闯过关口的迫切要求，是实现发展的国家战略。为什么提得这么高呢？因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新发展理念能够得以贯彻的机制、途径、桥梁，没有现代化经济体系，新发展理念就只能停留在理念上，传导不到实践中来，发展方式就不可能根本改变，就不能实现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换。所以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非常重要。

什么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它的内涵是什么？2018年1月30日，中央政治局就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对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把现代化经济体系概括为七个方面：

第一是现代化的产业体系，这是基础；第二是现代化的市场体系，这是体制；第三是现代化的分配体系，这是动力；第四是现代化的布局体系，即区域和空间协调；第五是现代化的绿色发展体系，就是经济发展和自然的关系；第六是现代化的开放体系，就是高水平的开放；第七是现代化的经济体制机制，主要指政府、企业、市场三者的关系，要建立微观主体有活力、市场机制有效、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和机制。这七个方面体现了新发展阶段的改革、开放、发展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要求，是一个有机整体，七个方面的建设要统一推进。这就提出了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任务。

通过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把新发展理念贯彻到实践中去，目的是通过新发展理念引领实现高质量发展。什么是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了全面论述，我的体会是主要有六个方面：

第一，从微观意义上，高质量发展是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度提升带动经济发展。

第二，从宏观意义上，高质量发展是指供给和需求在运动当中趋于均衡的一种发展，也就是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供求之间形成双向良性互动的一个动态发展。

第三，从结构意义上，高质量发展是各方面的关系相互协调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失衡、二元性特征比较突出，所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一定要体现结构协调，包括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等，是结构协调的发展。

第四，高质量发展要体现绿色方式，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是一种和谐的发展，使自然资源能够得到更有效的使用，同时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和谐。

第五，高质量发展一定是高水平安全的发展。在发展的风险防控上，大国经济不能置于高风险当中，要有一个稳定的基础要求。

第六，在国际关系上，在国际竞争当中一定是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的发展。

高质量发展在经济上的一个集中体现，就是实现经济发展中的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质的有效提升体现在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壮大。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系统阐述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和主要特征，强调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以创新驱动为根本性特点，以产业变革升级作为一个重要的载体。

生产力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生产力的劳动工具从石器、铁器、铜器、机器到现在的智能；生产力的动力经历了从自然力、热力、电力、网力到算力的提升过程；生产力发展的产业形态经历了从渔猎、游牧、农耕、工商到现在的信息、服务的结构升级。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这个变化的速度更快。从十八世纪下半叶到十九世纪上半叶是工业革命的第一个阶段，人类告别了农耕时代，形成了机械化。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期，第二次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推动了时代的变化，电气化代替了机械化。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本世纪初，这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第三个阶段，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人们实现了信息化对电气化的替代。

现在进入新一轮产业革命，前景和目标还不十分确定，大趋势是由信息化再进展到数字化。目前看到的三大技术领域——数字技术、低碳技术和生物生命科学技术，带来了经济发展方向性的变化，即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和健康经济。这些方面的变化不仅显示出趋势性的变化，而且已经开始了一系列新的通用技术的变革。

新质生产力就是要把体现新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等历史进步的这些变化因素注入到生产函数当中去，从而使我们的生产方式具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新时代的显著特征，形成产业革命在科技革命推动下的结构的质变和升级。当代全球竞争的本质不是简单的量的问题，而是质的问题，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产业渗透和结构变革。量的问题是一个竞争的问题，但是相对于质的竞争、结构升级的竞争，它是次要的问题。

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和西方地中海文明的冲撞，结果我们被打败。在19世纪上半期，按照现在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在单一经济体中，中国GDP总量排在世界第一，超过英国、法国。作为当时的第一大经济体，中国为什么不堪一击呢？原因有很多，包括政治的、文化的、军事的等等。从经济上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是传统的农耕经济，产出的是五谷杂粮、牛马猪羊，由此堆积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体。而在1760-1840年第一次产业革命结束的时候，以英国为首带动地中海西欧国家完成第一个工业化阶段，告别了农耕文明，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农耕文明对工业文明，肯定打不过。还有一个微观的例子，当时中国工业造船厂的船坞，比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造船中心利物浦制造的船坞还要长，还要大，但我们造的是木船，动力靠风帆，英国造的是钢铁结构的船，动力是蒸汽机。无论速度还是抗击打能力，都不是一个等级的，这是质的差距。

前些年大家在讨论一个问题：中国GDP总量什么时候能赶上美国？当时的结论非常乐观。改革开放初期，按照汇率折算，中国GDP相当于美国GDP的6.3%；党的十八大之前，我们相当于美国的54%；十九大前夕，我们相当于它的62%；二十大前夕，我们相当于它的77%。我们是大踏步赶上来的。按照这个趋势，人们做了一个分析，假设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达到5%左右，美国达到前20年的平均速度2.5%左右，大概在2033年前后，中国GDP总量将赶上美国。这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我们从GDP世界第一掉落下来，在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后，在不久的将来重回GDP世界第一的位置。

近年来有一些新的变化，2023年美国经济的反弹强度比较大，2024年上半年尽管有波动，势头仍然很强劲。2023年年底，我国GDP相当于美国的60%，较之前有所下降；2024年上半年，下降到相当于美国的58%。2033年前后中国GDP总量能不能赶上美国，这似乎又成为一个问题。其实更重要的是质，在结构上要缩小差距。

美国前一段时期持续加息，从基准利率为零一路升到5.5%，大量企业无法承受而进入破产程序，资产负债表要进行调整。人们估计美国经济可能会出现衰退，虽然通货膨胀率下降，但经济活跃程度也降下来，失业率可能会提高。但2023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强势反弹，从宏观指标来看，并没有像预料那样出现严重逆转，反而有所改善。经济增长速度是2.9%，接近充分就业，通胀率在4%左右，距离2%的理想区间很近。怎么解释这种现象？有可能的一个原因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过一系列调整，一批新的产业和企业发展起来了，这些产业和企业的竞争效率和盈利能力远远覆盖高利率的成本。

这就说明中美作为第二大和第一大经济体之间的竞争，焦点不是GDP的量，而是质的问题，也就是结构。美国真正拉开的是结构上的差距，是质的差距。这是我们要高度关注的问题。美国并不限制中国的量的增长，包括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能源消耗密集的出口扩大，美国打压的是中国在质的方面的改变，包括高科技产业的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等。

第一次和第二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们还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有条件参与；第三次我们开始改革开放，赶上了一个尾巴，就是学习、模仿、跟跑；第四次我们参与了，并且在一些方面具有竞争力，甚至是并跑、领跑。在新一轮产业革命推动国际分工产业链布局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像以往那样被定义在产业链和价值链末端这样一种世界文明进程从属的地位。我们要进入世界产业链的高端，这是真正竞争的白热化。总书记讲，要培育新质生产力，形成科技革命带动下的产业变革、产业升级，这是实现生产力发展的根本路径。高质量发展最终一定要体现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上，体现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上。这是根本出路，也是真正竞争的矛盾焦点。

在质的有效提升的同时，高质量发展还需要量的合理增长，就是宏观经济的均衡。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是定性分析，从量的逻辑看，是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20年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平均是25000多美元，我们是10500美元。总书记说实现这个目标要考虑人口等各方面的条件，要求我们GDP总量在15年的时间增长一倍，人均增长水平翻一番，因为人口会减少。2022年人口负增长85万，2035年比2022年会减少，所以GDP总量按照不变价格翻一番，人均水平会翻一番多，接近或达到25000美元。总书记讲这里主要是讲的定性分析，但是背后有量的增长逻辑。

其中GDP总量在15年翻一番这个指标很好计算，72除以15，就是年均增长4.8%。能不能实现这个增长目标？按照目前的发展方式顺其自然往下走，就是所谓的自然增长率，我们做了很多测算，测算结果是未来15年平均增长4%左右，悲观一点是3.8%，乐观一点也不超过4.3%，达不到4.8%的水平。所以一定要高质量发展，一定要发展新质生产力，结构要升级，只有质的有效提升才能带动量的合理增长，如果质的有效提升没有进步，量的合理增长这个目标就很难达成。 

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

现代化经济体系包含七个方面的内容，我们要采取一系列战略举措来构建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时间表，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再次强调了这个时间表。2035年要形成新发展格局，要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如果没有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没有一系列有效的战略举措的实施，现代化经济体系就建不成；如果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建不成，新发展格局就落实不下去；新发展格局落实不下去，高质量发展就实现不了，现代化目标就难以达成。所以2035年要想基本实现现代化，前提是要形成新发展格局，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

2020年春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出席全国政协跨界别座谈会提出，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所以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目的就是要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包含一系列战略举措，比较重要的是四个方面。

第一，以立足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大国经济大都是基本内向型的，基本内向型并不是封闭，而是国民经济循环的投入和产出大部分通过本国市场实现。从量化标准看，有人提出达到甚至超过80%的投入和产出通过国内市场实现循环就是基本内向型。这是大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因为大国的经济体量大，如果更多依赖国际市场来实现循环，不稳定且风险大。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是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原则和战略举措。

从投资来看，2023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3%，总规模是50.3万亿；2024年1-9月份，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3.4%，总规模达到38万亿左右。按照单一国家来计算，如果换算成美元的话，我们名列世界前茅。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在很多方面都需要投资。另一方面，在经济低迷的时候，我们的政府逆向调节能力比较强，这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投资。

从消费来看，202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7.2%，总规模超过41.2万亿，如果换算成美元，同样名列世界前茅。2024年1-9月份，我们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是3.3%，总规模超过35万亿。同期按照单一国家经济体来说，我们的规模确实是名列世界前茅，这对中国经济增长基本面提供了支撑。

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5.2%，消费贡献大概4个百分点，投资贡献2个百分点（净出口的贡献为负值）；2024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长4.8%，消费贡献大体上是3个百分点，投资需求拉动了超过1个百分点，净出口增长由负转正，贡献了大约0.7个百分点。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有一个特点，叫做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我们的韧性和抗击打能力比较强，超大规模经济体的特点这一基本面没有变。无论投资还是消费，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具备客观条件。

第二，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战略方向或者战略主线。这是十八大以后提出来的，总书记讲宏观调控可以从需求侧入手，也可以从供给侧入手，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根据宏观经济失衡矛盾的不同情况可以有不同选择。

十八大以后，我们分析认为，中国最突出的问题还是供给侧结构性矛盾。我们的规模大，但竞争力不足，技术水平、产业素质和企业竞争力较弱，属于“大而不强”，因此我们党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九大之后，开始提的是“三去一降一补”，后来提的是“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即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经济循环。

需求侧的政策和改革影响的是消费者行为，供给侧的政策和改革影响的是生产者行为，这是二者最大的不同。要解决深层次的长期性问题，关键在生产侧，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战略主线。

第三，以创新驱动作为战略支撑。二十大报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第四，以高水平开放作为战略前提。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式现代化不可能是封闭条件下的现代化，一定是融入全球化的现代化。历史上发达国家是通过殖民方式融入全球化，而我们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一定是以高水平开放融入全球化，现代化不是简单的和自己过去比较有没有进步，而是看我们在全世界范围是不是领先，这是现代化的进步意义所在。

以立足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战略方向，以创新驱动作为战略支撑，以高水平开放作为战略前提，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重要的四个战略原则。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的是形成现代化的经济体系，2022年总书记在中央党校春季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指出，新发展格局提出来两年多了，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形成了一些新的气象，但是现在看来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当时总书记概括为五大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两大战略性举措不能割裂开，一定要联系起来。如果供给侧改革脱离了需求的牵引，实际上就脱离了市场，脱离市场的供给侧改革一定是行政性的改革，最后一定没有效率，会导致产能过剩。从需求侧来看，造成内需不足有很多原因，其中非常重要的是供给侧的问题。如果供给水平低，结构不好，价高质次，人们有钱也不愿意消费，所以提高供给水平是刺激高质量需求的基础。供给创造需求，需求牵引供给，要形成这两方面的良性互动。

第二，要解决好发展壮大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系。现代化经济体系有七个方面，其中包含一定的逻辑关系。最基础的首先是现代化的产业体系，要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新型工业化就是工业化、数字化、信息化和绿色化的深度融合，要用现代科技革命的技术去改造、推动、牵引工业化，传统工业化的高消费、高污染道路不可持续。近些年来出现“脱实向虚”的现象，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都是实践当中存在的一些矛盾。

第三，要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解决国际社会特别是美西方“卡脖子”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要自立自强；另一方面，要想尽办法扩大开放，突破美西方对我们的围堵。举个例子，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上世纪60年代中国的乒乓球水平在世界上是最高的，打败日本，横扫欧洲，蝉联三届世乒赛单打冠军。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封闭起来，缺席两届世乒赛，等后来重新组队去欧洲交流，连他们十六七岁的选手都打不过。这说明，即使你原来居先进水平，只要封闭就是落后。

现代文明进步的趋势一定是开放。所谓高水平开放，不是简单跟自己过去相比较，而是在世界范围内我们比别人更先进。什么叫做更先进？你的市场更有效率，环境更公平，竞争更充分，人才、资本、技术更愿意到你这个市场上来。

第四，要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绝对贫困解决了，无缝衔接的是乡村振兴。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有两条路径，一个是城市化，特别大城市和中心城市，把边缘农业落后地区的人口吸引到城市里；另一个是改造农村，使其现代化，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现代化。与这两条路径相对应的，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两个模型，一个是刘易斯模型，另一个是托达罗模型。如何处理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这两方面的关系，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是一个难题。

农村的公共服务落后，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加强，但更重要的是农村人口流失。原来老人和儿童留守，现在也都进城了，乡村很多地方是空的。我有一个学生来自山区农村，我去他家乡做客，他的母亲和兄弟姐妹都来了，还来了很多邻居，大家坐在一起吃饭，很是热闹。吃完之后我们准备返回，结果他的家人和老乡也要回县城，我很奇怪的问他们。他们说，因为有客人来了他们才回到农村，客人走了他们也回城里。我听完很有感触，如果连人都没有了，乡村怎么振兴呢？随着城镇化的发展，那些有能力的人就被吸引到城市去了。

第五，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如何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们党的中心任务。二十大报告提出实现高质量发展，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实现中心任务的首要任务，因为经济是基础。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一系列的逻辑关系。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特别是高质量经济发展提供体制机制的保障，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体制机制和制度创新方面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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