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6-11 作者: 蓝虹
近几年,我国美丽中国建设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比如,在绿色低碳方面,节能降碳是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初步测算,扣除原料用能和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后,“十四五”时期前三年,全国能耗强度累计降低约7.3%,在保障高质量发展用能需求的同时,节约化石能源消耗约3.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9亿吨。
本文转自6月6日金融时报。
时间回到50多年前。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及保护全球环境的“行动计划”。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全世界范围内研究保护人类环境的会议。出席会议的113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名代表建议将大会开幕日定为“世界环境日”。
此后50多年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每年6月5日举行“世界环境日”纪念活动,并根据当年的世界主要环境问题及环境热点,有针对性地制定“世界环境日”主题。今年,生态环境部宣布2024年六五环境日主题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什么是美丽中国?金融能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什么样的支持?除快速崛起的绿色信贷之外,其他融资方式如何更好发挥作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有哪些好的经验?在世界环境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金融时报》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蓝虹做客本报直播间,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金融时报》记者:在今年3月,生态环境部正式发布2024年六五环境日主题——“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请问您如何理解这一目标?这方面工作目前有哪些进展?
蓝虹:2023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发布,主要目标是:到2027年,绿色低碳发展深入推进,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得到优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不断增强,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国家生态安全有效保障,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更加健全,形成一批实践样板,美丽中国建设成效显著。到2035年,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全面形成,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国家生态安全更加稳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
近几年,我国美丽中国建设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比如,在绿色低碳方面,节能降碳是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初步测算,扣除原料用能和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后,“十四五”时期前三年,全国能耗强度累计降低约7.3%,在保障高质量发展用能需求的同时,节约化石能源消耗约3.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9亿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另一方面是增加碳汇吸纳。以北京为例,10年来累计增绿219万亩,相当于219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截至2022年底,全市林地绿地生态系统年碳汇能力达到880万吨,相当于中和了北京293万辆私家车1年的碳排放。特别是在2022年,北京市政府向北京冬奥组委捐赠了由新一轮百万亩造林工程所植树木产生的53万吨碳汇量,助力北京冬奥会实现“双碳”目标。
在污染物治理方面,我国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全国重点城市PM2.5的平均浓度相较2013年下降57%,全国地表水Ⅰ—Ⅲ类优良水质断面比例提高23.8个百分点,达到了87.9%,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在生态系统多样性方面,我国首批设立三江源、大熊猫、海南热带雨林等5个国家公园;到2035年,我国将建立49个国家公园,基本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总面积约110万平方公里。
《金融时报》记者:这些巨大的变化来之不易,背后也少不了资金的支持。在您看来,金融对于建设美丽中国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蓝虹:无论是在“双碳”目标实现,还是在污染物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金融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投入和配合,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如果金融支持不到位,就无法形成绿色低碳产业,美丽中国建设就会变成仅仅耗费成本而不能产生经济效益的投入,会导致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尖锐矛盾。
绿色金融的作用表现为:一是金融支持解决绿色项目资金短缺的问题;二是通过绿色金融优惠政策,例如碳减排支持工具等,降低绿色项目的融资成本。很多绿色低碳项目收益较低,如果没有优惠的绿色金融政策支持,很难获得融资,也很难扩展市场。三是绿色金融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例如,现在污水处理厂的建设运营、垃圾焚烧发电、碳汇林等生态环保项目都可以促进GDP增长和就业人数的增加。金融将生态环保行动转化为生态环保产业,才能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将生态保护行动转化为百姓增收就业的来源。
《金融时报》记者:金融支持美丽中国建设目前的成果如何?
蓝虹:金融管理部门对绿色金融一直高度重视。2016年以来,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门,加强和完善绿色金融发展顶层设计,牵头出台《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初步确立了绿色金融发展“五大支柱”,即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环境信息披露、激励约束机制、产品与市场体系和国际合作,发挥绿色金融资源配置、风险防范和价格发现“三大功能”。
绿色金融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截至2023年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30.08万亿元,位列全球第一;境内绿色债券市场余额1.98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绿色保险今年也迎来了风口。今年3月,人民银行联合七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大力发展绿色保险和服务,完善气候变化相关重大风险的保险保障体系”。
但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债权融资占绿色资金比例高达97%,主要是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股权融资占绿色资金比例不到3%。绿色金融存在资金结构上的缺陷,急需加快发展绿色基金来弥补股权资金的不足。
在我看来,绿色基金能够把财政和金融很好地结合,增加股权融资占比。但目前我国绿色基金发展相对滞后,绿色基金占绿色资金比例仅为1%,因此,我们要大力发展绿色基金。此外,一些收益率不高、有些甚至无收益的项目,但对国计民生又很重要,因此除了纯市场的绿色基金,还需要发展政府投资的绿色基金。特别是大型EOD项目,可建立专门为这种大型区域性生态保护项目提供融资平台的区域绿色发展基金,以帮助吸纳更多类型的资金。
《金融时报》记者:您曾在国家第一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贵州工作过多年。在发展绿色金融方面,当地有哪些经验值得推广?
蓝虹:绿色金融的推进需要绿色金融政策和绿色金融技术的互动。美丽中国建设涉及的很多项目外部性比较强,虽然有很好的生态环境收益,但这些生态环境收益转化为经济收益,需要进行项目资金流的设计。
随着绿色金融改革的深入,剩下的绿色项目往往是生态环境外部收益还没有内化为经济收益的项目,对于这些项目需要通过绿色金融优惠政策和绿色金融技术设计相结合,才能实现这些绿色项目与金融的顺利对接。
在贵州,我们做过红枫湖水源地保护项目,旨在实现水源地保护这一公共利益。在具体路径方面,我们通过绿色金融产品设计,鼓励当地种植元宝枫,并通过元宝枫果实榨油、元宝枫树叶烘烤元宝枫茶等方式获得收益,形成收益流,又将贷款提供给74家村集体合作社。这一融资方案设计充分调动了村集体对项目参与的积极性,降低了项目因为气候导致的风险。此外,我们还运用绿色金融优惠政策,通过申请人民银行再贷款和贵州省4321绿色担保基金,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将一个本来无法与金融对接的公共项目,设计成了与金融顺利对接的绿色市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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