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冰洋系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执行所长、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转自7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本文要回答的问题是：以成德之教为特色的中华文化，能否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这与学术史上两个重要问题密切相关：一个是亚当·斯密问题，即以利他为主要特征的道德，能否成为以利己为主要特征的经济的微观基础？另一个是马克思·韦伯问题，即在近代有着悠久文明历史与成熟经济条件的东方社会，为什么没能像西方那样内生地发展出资本主义？

经济伦理决定经济行为动机，而一个民族的经济伦理源自一种具有超越精神的文化价值系统。因此，经济学应该存在“文化—伦理—经济行为”的解释模式。中华文化价值系统以心性之学为根基，它所昭示的自律道德演变为人们日用而不觉的经济伦理，“文化—伦理—经济行为”一般性规律在中华文化这里展开为“中华文化—生命关怀—社会伦理—经济行为”的逻辑进路，即“天—仁—义—利”。它深刻地影响着个体和组织的经济行为，进而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

第一重逻辑，践仁知天。中华文化是成德之教，道德规范源自先天理性且具有普遍必然性。道德价值来源于何处？如何依据价值判断建立人间秩序？这是每个文化都要回答的问题，每个文化都建立起相应的价值体系。道德是关于自由的法则，其法则应具有普遍性、必然性和恒久性，因此它应该先于经验而建立。西方社会通过宗教信仰来建立道德的先验法则，其道德法则并不真正具有普遍必然性，而中华文化以内圣为标准建立成德之教，其道德的超越性更胜于西方宗教社会。韦伯称中华文化因为缺乏超越性信念而无法发展出市场经济发展所需的理性精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相反，中华文化更能开拓出现实世界所需要的合理价值和社会秩序。

第二重逻辑，居仁由义。中华文化影响下的社会是以伦理为本位，而西方文化影响下的社会是以个人为本位。中华文化中“正义”观念的核心是关怀生命、符合仁道，而当代西方文化中的正义是要保障个体的权利和自由。中西方不同价值标准产生不同正义观念，由此所建立的经济和法律规范也大不相同。

第三重逻辑，以义为利。当代经济理论对道德的忽视、对理性人假设的推崇并不符合经济实际，中华文化强调在道义指引下的经济行为更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在个体行为上，中华文化“以义导利”的观念为经济活动提供了价值导向，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人体现出勤俭持家、自强不息、重视教育、同心协力等特点。这正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经济伦理，它是经济帆船下的文化暗流。

第四重逻辑，利用厚生。中华文化以德为体、以利为用，这种精神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持久推动力，并以经济发展来保障民生发展。历史地看，西方社会在探索经济基本运行规律方面曾走在中国前面，如发展市场、重视贸易、鼓励创新等，这也是学术史上热议的“中西大分流”的根本成因。但中华文化具有以生命为本的价值导向，具有积极创造财富、改善民生的文化基因，当中国掌握经济基本运行规律，再与中华文化价值系统结合后，将发挥出更强的比较优势，会大大推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在民族救亡和民族自强的背景下，长期争议的话题是：“内圣能否开出外王？”即以内圣之道、成德之教为特色的中华文化，能否“开出”现代民主与科学？能否适应现代化发展需要？实际上，中华文化是生命文化，是成德之教，它开辟价值之源，挺立道德主体，激发出中国人一系列自律道德，如无我、无私、奉献、奋斗、勤俭，等等。这些美德对推动经济发展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中华文化不但有利于生命觉醒，而且也会推动经济发展，至少在经济领域，内圣可以开出外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