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者黄海洲系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转自2022年10月19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全球金融体系——危机、变革、出路”。就相关题目，我在2019年出版过一本书——《全球金融体系：危机与变革》，最近国际上发生的一系列相关变化使我对这些问题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我要讲的内容大概有五个方面：第一，当前全球货币体系面临的挑战；第二，全球储备货币的早期变迁；第三，全球货币体系在20世纪的两次寻锚；第四，全球货币体系再寻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第五，全球货币体系的新锚需要在更根本、更长远的视角上思考。

当前全球货币体系面临的挑战

当前的全球货币体系一般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2.0”。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二战即将结束时，美国主导的44个国家参与谈判（中国也是主要谈判国）的在1944-1945年建立的一套全球货币系统。其主要内容包括：❶ 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❷ 限制资本流动；❸ 汇率不能轻易调整。1971年这个体系开始崩塌，197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这个体系不再运转并开始寻找第二个体系。

第二个体系包含进入浮动汇率、鼓励资本流动且没有任何货币和黄金挂钩。经过痛苦的寻锚之旅以及一些重大的汇率调整和《广场协议》（1985）、《卢浮宫协议》（1987），布雷顿森林体系2.0到1987年才真正建立。该体系在过去30多年里为推进全球化和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1944-1945年之前，全世界不同国家使用的是金本位或者贵金属体系（中国用的是银元或者铜钱），这套体系运行了千年以上。1944-1945年建立的体系是过渡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1987年之后建立的这套体系才是全新的与黄金无关的货币体系。

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2.0自建立以来面临一系列挑战，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触发了新的寻锚之旅。从2008年到现在已有14年时间，我们还在寻锚之旅中。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之后，美国实施了天量的货币宽松和财政赤字政策。从2020年4月到2021年4月，美国M2增速年化同比超过20%，财政赤字达到6万亿美元，是美国GDP的30%。这些天量的货币和财政刺激引发了美国的高通胀，今年4月美国CPI达8.5%以上，对全球货币体系带来了一些冲击和影响。俄乌冲突以来，又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和冲击。俄罗斯中央银行的美元储备被部分冻结，俄罗斯的一些金融机构也被剔除出SWIFT系统。

面对这些新挑战，有人提出依赖于黄金和资源这些更底层的信用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3.0。Zoltan Pozsar是其中代表人物，他认为俄乌冲突带来大宗商品价格巨幅波动，导致非俄罗斯大宗商品价格飙升而俄罗斯大宗商品价格暴跌。暴跌在一定意义上是因为俄罗斯大宗商品以卢布结算，卢布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短时间内贬值40个百分点，后来有所恢复。这就相当于全世界有两个大宗商品价格——非俄罗斯大宗商品和俄罗斯大宗商品价格。

从套利角度出发，他认为中国大有可为，此时加大套利的话有助于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他也认为美国和欧盟国家可能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美元会更加脆弱。但市场数据并不支持这个观点——近期美元对欧元大幅升值，日元汇率也在大幅下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货币以及人民币也面临一定贬值压力。

Pozsar的分析框架存在问题，其结论也值得商榷。

我们认为，大宗商品不应该也不能成为新的全球货币体系锚。

首先，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较大，短期的高波动取决于供求关系和库存情况。而锚的作用是提供稳定性，把锚系在波动性非常大的大宗商品上，不仅不会起到价格锚定的作用，反而可能加大市场对于通胀预期波动性的担忧。

其次，大宗商品资源分布不均，例如原油主要集中在中东地区和俄罗斯，贵金属和有色金属集中在南美、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等地，资源产出容易被部分国家控制，而这也可能加剧价格波动。

对于“大宗商品成为新的全球货币体系锚”更重要的批评，是基于主权货币的观点。国家发行的货币是国家资本结构中的股权，一个国家要维持经济发展，就要在国家层面提供充裕的股权融资，本国发行的货币是其重要的一部分，以本国货币计价的国债也是一部分。

在纸币被发明以后，在国家股权层面可以通过货币发行提供更多的股权融资，而且有必要提供股权融资。一个国家如果把这么重要的股权融资权力让渡于大宗原材料或者黄金，没有必要，也说不通。

实际上，1971年之前全球货币体系都是金本位或者金本位的变种，1987年之后全球货币体系才实现真正的fiat money（法定货币），这套新体系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是空前的，也可以说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才刚刚开始感觉到这个变局，如果重回千年之前的老体系，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在国家主权货币应用之前，国家的资本结构里基本没有股权，都是债权，因为发行多少货币取决于有多少黄金，货币持有者有兑换黄金的权利。如果把货币锚定在大宗商品上，就变相回到金本位。由于央行无法直接控制相关商品的产出，国家层面的股权融资和货币政策实施将重新回到金本位时代。

在宏观层面，不管货币是基于1930年代“大萧条”之前的金本位，还是基于设想的一揽子大宗商品，货币投放回到由国家层面增加债权来实现都意味着成本高、风险大，不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这也是人类历史的倒退。

在微观层面，将货币体系锚定在大宗商品上，等同于将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锚定在传统的资源行业，鼓励资本继续流向这些行业。这也是工业革命的倒退，不符合人类科技进步，尤其是数字化和低碳化的发展方向。

全球储备货币的早期变迁

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要满足一系列条件。国际储备货币带来了收益，当然也有一定风险。

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必要条件包括：

第一，有竞争力，市场对其有信心。

第二，该货币具备兑换便利性和本金确定的性质，即具备高度的交易流动性，易于对其资产价值进行合理的预期。想要实现这一点，需要有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并且对国际市场充分开放、能够完全自由兑换。

第三，该货币能够支撑起一个广泛的交易网络。这意味着货币发行国的经济体量要足够大，并且与世界经济体系高度融合。

满足这些必要条件之后，是否能够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还要从收益和风险两方面进行考量。国际储备货币的收益包括降低交易成本，征收国际铸币税，增加宏观经济弹性，提高政治影响力和国家声誉等。风险则包括货币升值导致外贸部门竞争力下降，外部约束限制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灵活性，以及作为货币发行国的政策责任等。国际储备货币的风险对其形成了一定的制约，因为相关货币政策制定有必要考虑全球一盘棋，不能只考虑国内。

美国跟世界上主要大国之间有一些货币磋商机制，包括与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的中央银行，现在主要是英格兰银行和欧洲央行，也包括与中国人民银行。在2008-2009年由美国触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美之间财经交流相当充分。从这个意义来说，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是有全球政策责任的。

全球政策责任的另外一面是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可以把本国货币作为武器。事实上，在俄乌冲突中，美国就实施了“美元武器化”，包括迫使SWIFT系统对部分俄罗斯金融机构实施制裁，以及对俄罗斯中央银行在海外美元资产的部分冻结等。

综合衡量，如果一国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收益可能大于风险。

根据“国家资本结构”的理论框架，一国发行的主权货币和以本币发行的主权债是国家资本结构中的股票，而以外币发行的主权债是资本结构中的债务。发行本国货币或者以本币计价的主权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增加一国股权非常有利于该国应对金融危机和其他挑战。如果一个国家发行了过多的债权，就容易遇到外部风险冲击。国际金融领域有很多例子，比如拉丁美洲90年代的债务危机。

2012年欧债危机爆发。欧洲五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希腊）都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几率很低，发生这么大规模危机的重要原因是1999年这些国家开始采用欧元，以本币发行的国家主权债转成欧元债。这在本质上是股转债，一旦遇到市场波动，债务风险非常大。如果能够以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发行股票，对一个国家而言，这会大幅度降低其融资成本。目前享受这个特权的主要国家是美国。

再考察一下金本位。如下图所示，蓝色是全世界GDP，棕色是全世界黄金产量。1900年之前，两条线相当，说明当时金本位制度既带来价格稳定性，又没有限制全球经济增长。1940年之后，两条线的差距拉得越来越大，表明基于黄金发行货币无法支撑高速的经济增长。因此，货币制度的创新是非常重要的创新，包括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和布雷顿森林体系2.0设立。

全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发生过三次变迁：

第一，荷兰盾。荷兰在16世纪成为欧洲的霸主，荷兰盾也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储备货币，储备货币的地位也反过来助推阿姆斯特丹成为了欧洲的金融中心。然而，与法国等欧洲国家的战争耗费了荷兰的国力，过度扩张也让荷兰政府背负了巨额债务。随着荷兰综合国力的衰退，荷兰盾逐渐失去了储备地位。

第二，英镑。得益于工业革命，英国的国力迅速增强，“日不落帝国”的国力在1850年左右达到了巅峰。在最辉煌的时候，英国控制了全球20%的土地、25%的人口、40%的贸易与20%的收入。与国力相匹配的是，英镑是全球储备货币的首选。伦敦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和英格兰银行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具备最后贷款人（LOLR）功能的中央银行，也进一步加强了英镑的霸主地位。

萨缪尔森在其编著的《经济学》教材中提出一个问题：自从有人类以来，三项最伟大的发现、发明或创造是什么？他给出的答案是：一是火，二是轮子，三是中央银行制度，包括中央银行制度下的货币发行和LOLR，这些都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才发明的，对当今世界仍然有重要影响。

英镑替代荷兰盾还涉及英国跟西班牙的战争，英国海军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但即使在西班牙的鼎盛时期，西班牙也并没有创造出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或者金融中心。

第三，美元。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破坏了欧洲的经济和市场，但美国却从中得益，是唯一在战争期间维持黄金可兑换的大国。另外，盟国战时的债务也主要是向美国举借，这使得美元更多地被用于全球债务的计价。因此，一战大幅提升了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地位，帮助美元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之一。

然而，真正奠定美元全球头号经济和金融地位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之后，1945年美国GDP占全球50%，美国黄金储备占全球接近70%，美元完成了替代英镑成为全世界最重要储备货币的转型。

全球货币体系在20世纪的两次寻锚

进入20世纪以来，美国为美元成为全球最重要储备货币做了一系列制度上的准备，比如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世界银行。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崩塌，1987年建立布雷顿森林2.0版，但2.0版运行到现在又遇到一系列巨大挑战。

二战将近结束时，美国替代英国成为全球货币和金融体系的领导者，在1944年开始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成为全世界的支付清算货币。

这实际上是固定汇率，美国用的是准金本位，其他国家货币跟美元挂钩，美国支持这些国家增加出口，以此来增加美元储备。全球美元储备越来越多，而全球黄金储备增长速度很慢，这些储备美元的国家把黄金逐渐搬回本国，所以美国的黄金储备逐渐下降，到60年代快速下降，使得美国担心将来可能有黄金支付风险。

1944-1945年美国完成了美元作为全世界储备货币的转型，英镑成为辅助的小角色。第一次寻锚是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解决了战后经济重建的货币体系问题，也是1929-1933年大萧条后第一次全球货币和金融体系的大调整。

1929-1933年的大萧条是对金本位的最后一击。金本位或者贵金属体系持续千年，其崩溃是千年变革。从1929年大萧条开始算起，此次大调整期持续了16年，中间更是经历了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寻锚之旅非常痛苦。二战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全球经济复苏和繁荣做出重要贡献，全球经济复苏和繁荣持续了26年（1945-1971年）。

15-16年的寻锚周期，加上寻锚之后25-26年的繁荣周期，就是40年。全球货币寻锚，每40年一个小周期。在这个单边周期之后，是不是有另外一个单边周期？从全球货币寻锚的角度来说，每80年一个大周期。

1971年，由于美国国内经济增长疲软、对外战争等因素，尼克松政府不得不宣布黄金与美元脱钩。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瓦解。直到1985年《广场协议》和1987年《卢浮宫协议》的签订，新的全球货币秩序才建立起来。

从1971年开始算起，此次大调整期持续了16年。在此期间，没有发生世界大战，发达国家之间总体来说协调得不错，但是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滞胀，资产价格也剧烈波动，应对方法是稳定汇率和治理通胀双管齐下：在汇率方面，1985年五国集团（美、英、法、德、日）经过谈判达成《广场协议》，以日元、马克升值为代价，逐渐使美元与其他主要国家货币的汇率稳定下来；在通胀方面，美联储时任主席沃尔克自1979年开始通过大幅度提高利率，控制了通货膨胀。

此后，全球经济增长步入了黄金的21年（1987-200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得益于这二十余年相对稳定的外部经济和金融环境。

1987年以后，全球货币体系找到第二个锚，为全世界经济稳定和繁荣做出重要贡献。尤其第二个锚的体系里有“三自由”：第一，资本自由流动；第二，汇率自由波动；第三，货币自由发行，不需要盯住美元或者黄金。这个体系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产业链重新布局、外包。

下图是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一个倒V字形。1944-1945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后，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行趋势非常明确。一开始速度比较慢，1945-1955年，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没有超过4%；1957年，达到4%；1965年，不到6%；1971年，美元跟黄金脱钩，美元开始贬值，黄金价格开始大幅度飙升，滞胀风险越来越大；从1972年到1981年，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速度非常快；1981年是美国通胀水平的高点，保罗·沃尔克在1979年就开始把联邦基金利率上调到20%。

对于治理滞胀而言，美国用了三招：第一是货币政策，标志性事件是保罗·沃尔克的强加息；第二是汇率政策，标志性事件是《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的出台；第三是美国国内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即供给侧改革。

从二战结束以来国际货币体系变化和美元走势来看，黄金价格从1945年到1971年基本上是固定的；1971年大幅度飙升，从35美元一盎司飙升到最高接近800美元一盎司。等到1987年这个锚找到以后，黄金价格基本上稳定在300-400美元一盎司的水平。2005年以后黄金价格一直在上升，2008年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金价大幅度升到2000美元一盎司，之后又下降到1300-1400美元一盎司。

简单总结一下布雷顿森林体系和金本位。在金本位下，货币是固定的，有多少黄金发多少货币；汇率也是固定的；但资本是自由流动的，我称之为“两固定，一自由”。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后，美元跟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跟美元挂钩，所以货币是固定的，汇率是固定的。同时，为了防止汇率波动对其他国家（比如战后的德国和日本）的冲击，资本也不轻易流动了。这就从“两固定，一自由”体系转向“三固定”的体系。1987年建立至今的体系，货币可以自由发行，汇率可以自由浮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从“两固定，一自由”到“三固定”，又转到“三自由”。对于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创新而言，“三自由”体系带来的活力是巨大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效果有几个方面：

第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稳定了全球金融体系。金融体系稳定后，经济运行也趋于平稳，不再像之前那样大幅波动。

第二，全球贸易平稳增长。1948年，全球出口金额为514亿美元，而至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1973年金额为5210亿美元，25年间增长了9倍，复合增长率约为9.3%，且增速波动不大。

第三，股票市场也处于相对稳健的上行周期。在此期间，美国、日本等主要工业国股市也处于稳定上涨的上行周期中。

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隐含了一个巨大问题，即“特里芬难题”。美元跟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跟美元挂钩。由于全世界经济增速比较快，美元发行速度也需要支持美国经济增长，同时美国还有越战问题，最后导致美元超发。其他国家对美国出口换取美元，用美元可以固定汇率换黄金，而黄金增长较慢，所以美国的黄金储备越来越少，导致美国没有足够的黄金来支付美元。1960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只相当于其他五个国家对应的储备总和。这时候，伴随着美元的风险，全球经济经历了一系列的痛苦调整。

最早出问题的国家是英国，1967年英镑贬值，进入“双层金价”时期。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系统性崩塌，美国签订《史密斯协定》，美元贬值8%。同年8月13日，美国宣布关闭黄金窗口，金价自由浮动，从35美元一盎司很快飙升到100-200美元，最高时达到800美元。1973年IMF宣布取消固定汇率，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终结。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产生了几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汇率的锚开始动摇，大幅震荡。从美元指数来看，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崩塌之后，美元开始贬值；1980年美国通胀高企，沃尔克推行紧缩政策，此时美元指数一直上升，从80拉升到160；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美元兑日元、兑马克明显贬值；1987年，《卢浮宫协议》签订，美元贬值过程完成，从160下跌到80，之后美元开始企稳。

第二，主要国家经济增长下台阶。从日本和英国的情况来看，二战之后，1971年之前，日本GDP增长速度是8%左右，英国GDP增长速度（红线）是3%左右。1973年之后，日本和英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没有什么差别。可见，货币体系是全世界经济和金融的生态问题。生态问题一旦恶化，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第三，全球通胀大幅攀升，全球通胀预期的锚也开始动摇。从五个国家的CPI来看，1971年之前这五国的CPI相对较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塌以后，英国CPI接近25%，日本是23%。

第四，全球股市陷入长时间的低迷状态。

在此之后，就是汇率的再平衡。《广场协议》要求促进金融自由化和汇率弹性化，金融自由化就是资本流动，汇率弹性化就是浮动汇率，从原来的“三固定”走向“三自由”，推动市场开放、贸易开放，遏制贸易保护主义。这对于90年代经济繁荣的开启是非常重要的。

《广场协议》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开始《卢浮宫协议》的谈判。随着《卢浮宫协议》的签订，1987年之后，全世界汇率基本走向稳定，全球货币体系逐渐实现再平衡。

1987年之后，日本经济在泡沫破灭以后一蹶不振，这是不是日本签署《广场协议》造成的？我们认为《广场协议》的签署不是主要原因，不应该把分析的着眼点只放在这上面。

我们可以对比德国马克对美元汇率，以及日元对美元汇率。德国也签了《广场协议》，德国马克的升值幅度跟日元几乎一样，如果说《广场协议》是致命毒药，德国经济也必将一蹶不振。1990年之后，日本经济越来越差，但德国经济越来越好。为什么德国经济没有受到重创？当然，为了应对《广场协议》，德国做对了一些事情，而日本做错了一些事情，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从通胀预期的再平衡来看，美国通胀水平在1980年3月一度攀升至14.8%的高位。为了对抗严重的高通胀，沃尔克从1980年下半年开始，在短短5个月内紧缩货币供给，连续加息使得联邦基金利率从9.5%大幅飙升至20%，进而有效抑制高通胀；到1983年7月时，通胀水平已经大幅回落至2.5%的低点。抑制高通胀的代价是牺牲美国经济增长，之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恢复有赖于里根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改革。

汇率和通胀预期的锚定与再平衡，使得美国经济进入所谓的高增长、低通胀环境，有学者称之为“大缓和”时期（Great Moderation）。

法国人Blanchard曾任IMF首席经济学家，他认为一系列的有效政策包括货币政策，使得通胀稳定且处于低水平，增长相对较好且处于稳健水平，全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都处在Great Moderation。他甚至认为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理论问题都解决了，剩下的只是工程学问题。这种观点是相当短视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大家开始反思为什么宏观经济学家对此没有预见性。宏观经济学对金融问题关注不够，我们需要深刻理解金融的本质。

1987年以后，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震荡下行，德国的国债利率也是这样，一直震荡下行到2020年4月。2020年4月，美国10年期国债最低收益率达到0.7%，但2021年以来尤其是2022年以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度抬升，现在是3%。我们认为2020年4月的0.7%应该是历史低点，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太会重现这个水平。

从资本市场来看，1987年以后，全球股市重新迎来繁荣，这个超级繁荣持续了很长时间。

全球货币体系再寻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全球货币体系需要再寻锚。为什么要再寻锚？必要性和迫切性是什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当前全球货币体系存在增长乏力、政策效用递减、难以提供稳定的通胀预期等问题。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一些国家把自己的政策用到极致，没有充分考虑全球外部性。俄乌冲突以来，一些国家把自己的货币政策变成武器，促使学术界、政策界和市场界人士进一步思考全球货币的体系问题。

第一，全球增长乏力。IMF在今年4月召开的春季年会上，把全球GDP增长速度系统性下调。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世界经济进入一蹶不振的势态；2012年欧元区爆发欧债危机；2015、2018和2019年，部分新兴市场国家都出现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对全球的冲击是深刻而全面的，所有国家都遭受冲击。2020年，在全球的大国中，唯一实现GDP正增长的是中国，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受到的冲击非常大。

第二，政策效用递减。2008年以来实施的量化宽松、财政赤字等政策，对于稳定资本市场、稳定经济起到积极作用，但其反复使用已达到边际效用递减状态。在2019-2020年之前，全世界相当一些国家是负利率，这表明货币政策基本不起作用。下面这张图显示的是2017年10月负利率资产规模，有很多国家从一年期到十年期都是负利率。因此，原来的货币政策难以为继，必须要找到新的锚或者新的政策组合。

第三，难以提供稳定的通胀预期。这包括两方面：第一，2019年之前负利率程度非常高，而负利率危害较大，因为通胀要保持在相对合理的水平，比如有些国家把通胀目标定到2.5%。负利率、零利率对应的CPI也是零或负，这对经济增长不利，因为货币政策工具不起作用，银行受到很大冲击。第二，通胀上升太快、太低、太高都不好，从去年5月开始，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通胀水平快速上升，美国现在的CPI已经超过了8%，问题较大。

全球货币体系的新锚

需要在更根本、更长远的视角上思考

到目前为止，对于寻找全球货币体系新锚的探讨，基本都没有脱离货币汇率的范畴，包括美元与欧元等其他货币的竞争，提升包含人民币在内的新兴国家货币的话语权，以及改革IMF的SDR机制等。这些基于货币汇率范畴的建议和探索都是有益的，但如果要把问题的本质看清楚，还有更深刻的问题值得研究。

我们认为，寻找新锚需要更高的角度和更长的视野，需要跳出货币汇率的狭窄范畴。

寻找全球货币体系的新锚必须基于两个重要原则：

第一个原则，只有深刻理解全球货币锚的本质作用，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本理论解。我们认为其有两方面的本质作用：一是稳定长期通胀预期，二是支持和引导人类社会朝着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迈进。

第二个原则，只有善于利用全球货币锚的积极作用，才能找到问题的实际应用解。全球货币锚如果设计正确，就能够形成全球货币系统的自循环稳定机制，因此必须具有长期对冲通货膨胀的效果。所以，选择大宗原材料和黄金作为锚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是顺周期的，不但不能对冲通胀，而且还会抬高通胀。

我们认为新锚必须是基于数字化和低碳化为主的科技创新和工业革命，这样的科技创新和工业革命本身带来通缩，带来通缩的根本性原因在于摩尔定律。

摩尔定律的核心内容是：集成电路上可以容纳的晶体管数目在大约每经过18个月便会增加一倍，但价格会下降一半。摩尔定律在计算机方面的应用效果非常明显，科技创新本身带来了巨大的通缩作用，为什么在锚的设计过程中不善用科技创新呢？有了科技创新才能长期对冲通胀，才能把通胀数据拉到稳定状态。

我们知道，人类现在和未来用的东西中，电子产品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吃饭所占比例越来越低。如果把消费质量算进去，随着社会进步，会有大量通缩现象存在，而且大量的通缩现象恰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征。应该善用这些通缩现象，以此来对冲通胀，达到自我负反馈机制。

未来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有赖于科技创新，尤其在数字化和低碳化方向。当前及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数字化是科技创新最重要的领域，而数字化已经并将持续给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巨大的变革。

同时，能源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仍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气候变化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全球挑战之一。因此，在我们设想的货币体系中，低碳的绿色能源技术也将占据一席之地。这和将体系构建在传统能源上的提议根本不同，甚至是相反的。

此外，生物医药技术、核能技术、航空航天技术、新材料技术、农业技术等也都与人类的发展方向密切相关，也都可以在新的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

以大宗商品为锚将是历史的倒退。如果以大宗商品为锚，将鼓励人类社会回到老路上，抑制科技创新，支持旧发展模式，使人类社会落入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 Trap），回到使用战争、饥荒、瘟疫等老套路去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在马尔萨斯看来，人口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源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发展水平。通过战争、饥荒和瘟疫等方法虽然可以对抗通胀，但无疑是极其悲惨的。

1970年全世界出现滞胀的时候，全世界重要的智库罗马俱乐部发布了一个关于增长极限的重要报告，就是马尔萨斯理论的1970年代版本。今天回过头看，报告中提出的很多建议是荒唐的，对经济增长和能源价格的判定都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其没有充分考虑科技创新。人类社会进步的过程就是打破马尔萨斯陷阱的过程。

全球货币寻锚的演进过程，我们认为是这样的：

第一锚：一极主导、一币挂金、体系创设、资本控制、汇率固定、货币固定。就是美国主导，美元跟黄金挂钩，创设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资本是控制的，汇率是固定的，货币也是固定的。

第二锚：一极主持、多币无金、体系弱化、资本流动、汇率浮动、货币变动。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2.0版。

如何展望第三锚？我们理解是科技创新、产业进步、通胀对冲、资本流动、汇率浮动、货币股权。货币从固定货币到变动货币再到股权货币，股权货币是国家资本结构里提出的理论，也得到了孙冶方基金会的表彰。真正的货币发多少，应该按照国家股权、国家资本结构来设计，应该为国家发展提供足够融资。如果有足够好的投资项目，货币可以根据融资需要相应多发，但多发不是超发。如果没有好的投资项目，没有融资需要，增发货币就有问题了。当然股权货币包括货币和以本币计价的国债。

2020年前后，市场上有人推崇现代货币理论（MMT）。现代货币理论有很多错误，最主要的错误是认为一个国家发行的国债就是居民或者企业的资产，资产越多越好。这个理论的根本错误在哪里呢？从国家股权角度看，如果新融资本的投资项目不够好，就会产生对原始股权的稀释，股价会跌，对应的就是通胀。美元正在面临巨大的稀释成本，这是今天全球面临的巨大挑战。

以上讲的主要内容，有一部分引用了我写的《全球金融体系——危机与变革》一书中的观点，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

再次感谢中国经济50人论坛，让我有机会在长安讲坛跟大家分享和交流。请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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