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本文刊于11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五年来，恰好也伴随着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国内全面深化改革的环境与国外复杂大国博弈的状况，都提醒着中国智库水平提升的重要性与紧迫度。对于每一位智库从业者而言，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全面把握决策层与智库界的互动规律，在“时、度、效”上真抓实干，才能真正不辜负这个“最好的时代”。

中国决策层越来越需要智库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刚愎自用、决策圈极小、几乎不需要智库建言的情况完全相反，以笔者近些年来越来越频繁地受邀参加各大部委与相关决策机构的咨询会经验看，中国各个层面决策者极需要智库的帮助与建言。可以说，这种需求度是空前的。这主要缘于几个方面：

一是网络时代纷繁复杂的舆情决定了决策层需要强化与智库的互动。当下，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重大决策话题能够逃出网民关注与网络热议。8亿中国网民，几乎覆盖所有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老百姓，人人拥有智能手机，微信朋友圈、微博、公众号等自媒体工具使得每一个普通民众都有对决策的评论权甚至是干预力。中国不能像政治极化、党争恶化的美国那样，对改革对象久拖不决，而是需要有更多方方面面的智库专家，发挥各自专长，向决策者提供更充分与全面的咨询建议，以便决策者能够站在广大群众的公共利益角度，以最大公约数的办法，推动政策的出台、执行并见效。智库如何了解社会实情，进而向决策层建言；如何直面大众意见，进而引导社会舆论，变得异常重要。此时，智库学者更应该站在中间位置，充当政府与社会的真诚沟通者。

二是日益综合多元的现实难题决定了决策层需要征求智库专业意见。在互联网2.0时代，中国社会已深层互嵌为一体，任何重大问题的决策都有可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决策不再是拍脑瓜就能轻易做成、做好的事情。一个科学决策的过程需要有充分的前期调研、严谨的中期论证、全面的后期检验，此时，不只是学院派学者，优秀企业家、社会活动人士、领衔行业人士、活跃媒体人士实际上都能扮演广义上的智库角色，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专业意见。从笔者实践经验看，越来越多的部委咨询会都愿意邀请方方面面的人士，倾听不同领域就同一个问题的专业意见，尤其是那些不为人知的角度与案例，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尽可能避免决策偏差与不必要的政策失误。此时，智库学者更应该是在某个领域的深度探密者。

三是竞争激烈残酷的大国博弈决定了决策层需要推动智库国际运作。当今世界正处在从未有过之大变局，中国也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到了前所未有的临近时刻，国际变量与中国的互动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态势。这就需要智库的思考维度不只是要统揽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更要立足于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进行全球运作与对话。拙作《伐谋：中国智库影响世界之道》中充分论述过，一个顶级的智库需要有全球组织力、国际话语权、世界人脉库。只有站在全球层面上思考与讲述，才能为中国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为国家深化改革、可持续发展营造有利的国外环境。此时，智库学者更应该像一个在世界行走的公共外交者。

“时、度、效”：影响智库影响力三大因素

很多时候，在真诚沟通者、深度探密者、公共外交者之间选择一者来当，对多数优秀的智库学者来讲或许并非难事。难在三者兼得。因为三种身份扮演能力的优异程度，尤其是能否恰当把握这三个角色的“时、度、效”，直接决定了智库对决策层的影响力大小。

所谓“时”，就是指智库对内建言与对外发声的沟通时间点。一份好的内参，一定是最及时的那份，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太早了，决策层不需要；太晚了，许多人早已建言过了。同样，智库对社会发声也是如此，需要在恰当的时机对社会公众恰当地表达决策者需要的内容。在这方面，智库的敏感性、前瞻性、文字力都是非常重要的。以2018年中国四大主场外交来论，4月博鳌论坛、6月上海合作组织峰会、9月中非合作论坛、11月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都需要智库大量的政策建议与舆论引导，前者一般需要提前一到两个月上报；后者则需要在事件发生当时与之前一周左右。如果错过这些最佳时间点，智库对决策层与社会的影响力都会大大下降。

所谓“度”，就是指智库研究“探密”的深度与广度。在许多时候，智库需要一头扎下去，了解到决策者所看不到的事情本质，还要用脚底板做学问，触及决策者所不能亲历的事件现场。以“一带一路”研究为例，该倡议提出五年来，数以百万计的研究报告、媒体评论与新闻报道，但多数都是浅尝则止或泛泛而谈，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大量深入到“一带一路”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项目本身的调查研究。那些深入到所在国的调研报告，往往会产生最有说服力的决策咨询效果。

所谓“效”，就是指智库要有能让受众接受的叙述效果。无论是决策者，还是社会公众，或者国际友人，都是智库成果（包括内参、公开评论、国际演讲等）的受众。好的效果是检验智库影响力的唯一指标。换句话说，不是得到批示，就是好的内参，批示被执行且促使政策执行效果良好，才算是好的内参；不是在大众传媒上发表文章，就算是引导舆论，只有让公众内心接受且广为传播，才能算是舆论引导；不是能国外去参加论坛或发表外文文章，就是公共外交，只有让国际受众觉得有道理，才能助力中国外交。

做到上佳的“时、度、效”是相当困难的。即便像基辛格那样在国际舞台与美国政界活跃六十多年的资深人士，也未必做到每件重大事情都能发挥重大影响力。但顶级的智库学者，是研究圈金字塔尖的明珠。唯有孜孜以求，才能不断成就优秀智库学者的家国抱负。

中国智库学者如何提升决策影响力

要成为一位有较大决策影响力的智库学者，绝大多数中国智库学者的提升空间还很大。诚如笔者过去曾撰文指出，决策部门善待、善管、善用智库；智库学者本身的知识储备、国际视野、外语能力、智商情商等等，都是急需改善的方向，也是智库研究者常常呼吁过的要点。但笔者认为，从智库学者的角度看，当务之急需要提升的有三点：

一是决策敏感性。这主要是考验智库学者对决策进程的了解与感知。没有决策敏感度，研究很容易陷入自娱自乐的困境中。对此，智库学者要长期跟踪决策动向，频繁在关键时点发声发文，渐渐进入决策层的咨询视野，进而成为决策咨询圈的常客。

二是社会调研力。光从书本与媒体中来的知识肯定难以满足决策层的需求；只有一个学科的知识储备也难以应对决策论证的要求。智库学者要深入社会实践，做一个社会人，而不只是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让知识更多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才能让智库产品学以致用。

三是个人美誉度。智库学者不能是临时工种，而是长期工种。受到几次政府咨询邀请，研究报告得到几次批示不足以支撑智库学者的品牌。长期保持在决策层中的美誉度，成为决策层“信得过，想得起，用得上”的人物，而这也正是智库学者的上佳境界。毕竟，“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事”是数千年来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人生理想，而在当代，智库给了学人实现理想的好时机与好平台。（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