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本文刊于12月23日新华日报。

　　自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距今已三周年了；2014年底，中办专门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颁布指导意见，把智库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距今也有二周年了。

　　这两三年智库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大体有三个“变”：第一个变化是，由于官方在顶层设计、中央文件上的大力推动，“智库”逐渐成为公众与官方均认可的一门“显学”；第二个变化是出现了一批智库界的新星和一些重要的智库产品；第三个变化是产生了推进智库发展的重大评价机制。

　　同时，也存在三个“没变”：第一，虽然有了社会与官方的认同，但智库的思想供给仍然跟不上政策需求。中国智库研究了许多问题，但不少是伪问题；中国智库提供了许多方案，但不少是假方案，无法落实的方案。在这点上，决策者是非常焦虑的。

　　第二，虽然有了不少智库新星、智库新秀，但比起全球智库的知名度、公信力、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比如，机场书店是最高效的销售、传播思想的地方，但我从没有见到过一本中国学者写的书。

　　第三，虽然中国智库界有了许多评价体系，各类智库的评估与排名在国内至少有10类，但是我们在全球影响力上仍然没有超过美国宾州版的全球智库排名。换句话说，我们还没有对全球智库的评价权。

　　最后，我有一些发自内心的建议：我们智库界的人士要有紧迫感，要在真正的社会进展中找到真正的问题。张五常先生说：“问题有重要与不重要之分，做学问要找重要的入手。生命那么短暂，而一个人的创作期更短。选上不重要的问题下功夫，很容易转眼间断送学术生涯”。我们智库界的人士要团结，要成为真正的知识、思想共同体，最好成立一个“全国智库联合会”。智库界的人士要面向国际，中国智库的竞争对手应该是布鲁金斯、兰德公司，中国智库之间不应该有竞争，而要互相帮衬、互相团结。毕竟，在全球知识思想体系中，我们不能成为知识思想体系后殖民化时代的倾销地与被主导者。（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