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在媒体圈的境遇，多少有点像中国在国际舆论圈的境况：两者的影响力都很大，发展前景也都不错，内部人员都很勤奋，出去以后大多是精英，但常常被骂，而且仔细推敲后，多数被骂的状况都比较冤。

 

    　●现在，许多批判者往往把属于宗教层面的个人情绪、属于时代层面的个人遭遇，嵌入到了制度的批判中去。

 

    　●两三千年了，自然科学的进步突飞猛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却相当缓慢。但事实却是，文人通常显得傲慢，科学家大多很谦逊。

 

　　●中国目前的症状是慢性病，这要求我们既不能将中国病视为感冒发烧那么简单，服一贴药就好了，也不能将中国现代病视为“癌症”，立即化疗，或者绝望放弃。中国要慢慢调养，要理疗。

 

　　●中国往前走实际上就像心电图，是曲折往前的。不能幻想前进的路变平坦，一旦平了，就意味死了。

 

　　作为前资深媒体人，王文曾是中国传媒舆论旋涡中的人物，现在则在一家新兴智库扮演智囊角色。微博最兴盛的时候，在舆论围攻《环球时报》的每一次事件中，该报除了总编胡锡进会坚持辩论之外，王文每次也展现出有力的反驳姿态。《环球时报》以国际新闻为主，但前些年开始，由王文负责的评论版渐渐参与国内舆论场，观点独树一帜，持续引发争议：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被视为替政府辩护；倡导理性面对中国发展中的复杂问题，常被解读为反对民主。该报有近两百万的发行量，国内首屈一指。当时主管评论的编委王文，可以说是冉冉升起的中国时政舆论风云人物，媒体人前景很被看好。

　　2013年初，王文却出人意料地辞职，参与组建新型智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以下简称“人大重阳”，网址：http://rdcy-sf.ruc.edu.cn），任执行副院长，引起了不少圈内人士的关注。有人认为，这是纸媒衰弱的又一次征兆；也有人认为，这折射了中国金融圈的魅力。那么，王文淡出媒体到底为了什么？他和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这一年又做了什么？完成巨大跨度的职业转型后，王文对中国现状又有哪些新看法？马年春节前夕，观察者网就此采访了王文。

　　关于“资产”的故事

　　观察者网：你从一个成功媒体人转型为一个金融智库运营者，我们就从这里谈起。金融是关于资产的故事。去年曾有媒体人称：在《环球时报》的工作经历注定是一份人生负资产，那么我们就从你的“人生负资产”谈起吧。

　　王文：这话如果不算谣言，至少也应算是错误吧。做这种判断的，肯定不了解事情本身。曾在《环球时报》就职过的，出去大多做得不错，有的成为大学教授，有的成为公司老总，有的自办媒体。基本事实已表明，在报社就职的履历非但不是一个负资产，反而是一个正资产。大家离职后依然给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也给自己创造更大的价值，绝大多数都在发挥着正能量的作用。之所以有人愿意那样去误解，主要源于报社“高调做事，低调做人” 的机构文化。你会发现，《环球时报》发行量和影响力都很大，但其中记者与编辑都不爱出风头图虚名。这不是因为他们不优秀，而是整体上不好张扬个体，不爱自我标榜，而愿意扎扎实实做事，默默地贡献力量。

　　其实，《环球时报》在媒体圈的境遇，多少有点像中国在国际舆论圈的境况：两者的影响力都很大，发展前景也都不错，内部人员都很勤奋，出去以后大多是精英，但常常被骂，而且仔细推敲后，多数被骂的状况都比较冤。不过，话说回来，比起中国被国际舆论骂，《环球时报》被一些同行批判，还是要少得多的。（笑）

 

　　观察者网：你去重阳金融研究院之前有过别的打算吗，之前有没有企业找过你？为什么金融智库让你有兴趣？

　　王文：我觉得偶然的成分更大吧。就是“缘分”。在报社八年，从记者、编辑做起，到第五年开始，就有不少机构甚至是猎头的邀请，但没有在意。2012年秋季，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人民大学捐款两亿人民币，双方采取创新的制度模式，在组建智库上达成共识。我个人有幸得到推荐，被委以重任。中国人民大学近年来不断创新，对新生事物的包容以及敢于改革的锐气有目共睹；重阳投资已经形成了圈内人所共知的一系列成熟金融投资理念；智库对国家崛起的重要性又在不断凸显，两者创办智库的共识，实际上是传统教育机构与社会新锐力量融合的产物，“人大重阳”天生就带着优良的基因，这样的机会相当难得。于是在多位前辈的支持下，我做了现在这样的尝试。

 

　　观察者网：你刚去人大重阳的时候，那里已经有几个人了？

　　王文：我属于最早的创业者吧。人民大学与重阳投资确定了大的框架，比如理事会、来自人大财金学院的智力支持等。至于细节与落实，诸如院址装修、运营团队、内部制度、研究课题、发展步骤、战略规划等等，都是从零起步。但一起步就发展迅猛。2013年5月，研究院建院4个月后召开第二次理事会，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柯伟林教授(William Kirby)专程从波士顿赶到北京开会，惊叹道：“人大重阳4个月做的，在哈佛可能需要几年才能做到。”

 

　　观察者网：当时的想法是想做智库吗？还有别的方案，比如做金融培训机构之类？

　　王文：当时的规划就是做智库。事实证明，人民大学与重阳投资的领导有先见之明。2013年1月研究院建立， 4月底习总书记做了关于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重要批示。

 

　　观察者网：有点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意思？

　　王文：我在2013年4月16日《人民日报》上还发了一篇文章，叫做《知识欠发达，崛起无后劲》，意思是中国经济腾飞，但跟知识相关的话语、电影、书籍、智库等在内的产业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国要有一个长远的未来，需要知识崛起。

 

　　从呐喊到思索——关于国家的故事

　　观察者网：我觉得，你从媒体人到智库人不只是一个职业的变化，其实跟你原来的想法一脉相承，是想为中国话语、中国崛起想做一点事情？

　　王文：从本质上看，我觉得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过去是为国家崛起而呐喊，现在是为国家崛起而思考，都是一种家国情怀的延续。过去那么多年，由于工作关系去了一些国家，无论是欧美，还是中东非洲，或是东亚各国，每次出国后都会强化一种个人意识：一个国家的繁荣和稳定对每个人是多么重要！

　　改革开放35年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相当的不容易。现在很多人一味骂国家，批判社会，骂得一塌糊涂，天天骂。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一万句无益的抱怨，不如一次有益的尝试。社会非常需要批评，但更需要有建设性的批判。运营智库将近一年，介入到一些建言建策的进程中，我真切地感受到，在咱们这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真正要治理好，要推行一些可行的、让大多数人满意的政策，实在是太难了。至少从智库层面看，一个成功政策的出台，必须要有扎实的调研、严肃的态度、深厚的功力以及反复的试错等几个必备条件。

 

　　观察者网：刚才说到天天骂国家批社会的，听起来就是大言不惭。似乎媒体圈这种舆论乱象比较多，你觉得是为什么？
王文：从人生哲学的角度来说，不满，或者说是人生的痛苦，基本上来源于三个层面：一是宗教层面。自人出生，就会有不满、痛苦、烦恼、伤心等情绪；二是现代化层面。比如堵车、工业压力、空气污染、职场竞争等带来的个人不痛快。三是制度层面。比如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经济政策等有可能冲击到个人生活。现在，许多批判者往往把属于宗教层面的个人情绪、属于时代层面的个人遭遇，嵌入到了制度的批判中去。当然，我决不认为，批判者都是生活的“卢瑟(Loser)”。但我主张，需要客观理性地审视当前中国发展的真问题。目前许多批判要么像唐吉诃德那样，空对空；要么就掺杂太多个人情绪，缺乏调研；要么缺乏见识，没有足够的全球视野。国家需要真批判，不是自怨自艾，更不是信口开河。关于批判的重要性，其实在2013年夏季出版的拙著《大国的幻象：行走世界的日记与思考》中曾论述过不少。

　　从现实环境的角度说，一方面他是对于国外一些重大的事件缺乏这样的经历，缺乏国外的比较，缺乏国际视野的经验。另外也恰恰是国家发达了，国家自由了，国家开放了，才允许这么多人表达，这也是验证了国家的进步。有句话这么讲，国家是个人利益最外部的一道屏障。国家最强的时候，你平时恰恰感受不到，你真的感受到国家重要的时候，国家可能处在忧患中。

 

　　观察者网：所以这里有一个悖论，国家发展整体不错时，反而骂的人会更多？

　　王文：这种悖论永远存在。要放在百年前，无非是祖父辈的少年时代，那时的人们所渴求的，诸如国家强大、丰衣足食、手有余钱，现在几乎都已实现。

 

　　观察者网：观察者网登过一篇文章，民国时《东方》杂志征集中国梦。那个时候中国梦现在已经都实现了，但是好像舆论界没有什么人说好。

　　王文：这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人性的表现。什么东西最好？得不到的时候就是最好的，得到了反而就不珍惜了。当然，我反对抑制骂声，批判永远是国家进步的动力。我的意思是，目前的批判整体上的质量不高，至少不足以支撑国家的长远发展，所以这才更显现出专业知识生产者（智库）的重要性。

 

　　观察者网：我看过你们的年度总结材料，其中提到你们建立的规章制度长达6万字。比宪法还长，我很感兴趣。可见你们很重视制度建设。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舆论是批评体制，强调制度建设。但嚷嚷要改制度和实干建设制度是两件事，请谈谈你对实际建制度和嚷嚷建制度不同的体会。

　　王文：你厘清的这两点区别很重要。我常在院里讲，不能将抱怨当批判，也不要将批评他人变成道德优越感。毕竟，一个手指指人时，至少有三个手指是指向自己的。人人得多想想，骂得这件事换成自己做，会更好吗？所以，我不主张唱高调，而要从自身做起。你不是反对腐败嘛，那请你自己不要去送礼、走后门；你不是反对社会裙带嘛，那请你一定不要任人为亲；你不是反对官僚嘛，那请你有权力时一定对人态度好一些。“己身不正，焉能正人”，现在的一些批判者丝毫不比他们的批判对象更正义。“满嘴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满口民主自由，满腹专制霸道”，这样的伪善与道貌现象不只是在官场，在社会很多角落都存在。制度建设渗透在国家政治、国民经济、社会互动、机构运营甚至个人生活的各个环节，但现在中国的问题是，真正推动制度建设的人还不足够多，而高调嚷嚷制度建设的人太多了。

 

　　关于家国情怀

　　观察者网：我比较关心你的观点是怎么形成的，是与做国际新闻人的经历相关吗？

　　王文：我人生观的形成过程，在《大国的幻象》前言里讲了许多。简单地讲，去的国家多了，就会越来越感受到国家强大的重要性。中国崛起之路充满着与西方的博弈、摩擦甚至冲突，而在舆论场上，像我做过国际新闻评论的人，就像是中国对外话语权竞争甚至“舆论战”中的排头兵。我所感觉与亲历的舆论厮杀甚至绞杀是真实的，我的回应与其说是一种大义凛然的民族道义，不如说是一种求自保、求生存、求尊严的条件反射。这种反应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只有在外交、军事、贸易、知识产权、科技、金融等一线工作的人员才会有最本质的心理共振。

 

　　观察者网：我记得你本科专业是历史。现在学历史的一般比较容易接受自由主义的历史叙述，你当年是什么状况？后来又是怎么观点演变的？

　　王文：大学时候还是比较懵懂的，与许多90年代中后期入学的大学生一样，喜欢读“黑马文丛”里那些作者的书，像余杰、摩罗、孔庆东、许知远、朱学勤、徐友渔，很多书字里行间都有着对国家发展的绝望感。大浪淘沙，那些作者后来的发展轨迹出现了戏剧般的分野。因为职业缘故，我也与其中的许多学者成为好朋友，观点一致的，有惺惺相惜的感觉；观点不一致的，会争得面红耳赤，但也不乏频繁交往。有前辈说，“不管左派右派，能推动国家发展的，就是好派”，这个话很对，其中潜藏的另一种深意是，人们认识的对错，都不是先验性的，而是后验型的。不是自己说对就是对，而是要经过时代与国家发展的检验。

　　再说开一些，人类对时代、社会、国家的判断与认知，很多时候显得很渺小。翻开史卷，会发现两三千年前孔子、孟子、柏拉图、亚士斯多德的那些论说，如人性、道德、国家，现在仍然在争论。两三千年了，自然科学的进步突飞猛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却相当缓慢。但事实却是，文人通常显得傲慢，科学家大多很谦逊。我不知道，这种状况的产生，是否是源于科学家必须面对务实的问题，在面对克服真问题时又会面临着无奈、困惑与彷徨，且很容易就能验证真伪？我所主张的是，必须要多谈真问题，少谈假主义。在这点上，金融在人文社科领域是一个典型。金融投资行业很少谈“主义”，而更多谈“问题”。是否高手，对形势判断是否正确，很快就能证伪。类似的精神与特点，值得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借鉴。

 

　　观察者网：你这个说得有意思。你刚才讲的懵懂，我觉得可能不仅是懵懂，可能跟你自己的内心感觉有关系。书上的东西看上去精美，但你也许觉得心里有的东西在不知不觉抗拒。鲁迅讲的那个“回心”就是这个意思（观察者注：参见日本学者竹内好对鲁迅的研究论述，强调鲁迅在面对西方时候不像日本人一样一味接受，而是不断回到自己的中国心灵，在质询中学习），看上去是懵懂，但我觉得或许是有某种心灵上的遗产把那个东西给抗住了。

　　王文：有这方面的因素。信息化时代，人们会面临很多思想的诱惑，跟随哪些思想，或者会萌生哪些思想，最终的判断标准就在于内心。许多时候，一个观点的产生，一段行动的出现，与其说是一种深思熟虑，不如说是一种条件反射。条件反射的根源则来自于实践。为什么2008年奥运期间，有那么多海外华人奋起捍卫这个国家的尊严，站出来为中国说话，就是一种条件反射。爱国相当程度上是本能。真切进入某种状态，比如上世纪30年代，到了亡国灭种的时刻，就会有那么多先烈前赴后继不惜牺牲生命往前冲，也完全是一种本能投入，以及发自于内心的自觉。

　　可能是做国际新闻的缘故，又是在评论编辑的“工种”，我所体验到的思想变迁，很容易“移情”至时代、国家发展的背景下。我在《大国的幻象》里反复讲到一些经历，中西之间这种竞争，那些不流血的战争形式是真实存在。包括学术圈、媒体圈都在话语上受到各种压制，知识上存在巨大逆差，除非你甘愿臣服，只要你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就会很容易地往国家的方向去思考问题。我以为，在金融圈、贸易圈、外交圈都是这样的。我常去一些发达国家，与一些优秀的外国行业领袖交往，发现一个共通的现象是，几乎所有行业领袖，都有强烈的家国情怀。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观察者网：你一毕业为何选择去媒体。这段经历应对你人生价值观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吧？

　　王文：有许多偶然的因素。其实我每一步都像是被一些机缘推着走。不同的，我非常珍惜每一段机缘，如果是时代给你的机会，就不要辜负这个好时代。最近流传一个段子，说五年前如何如何，现在怎样怎样，意思是五年足以改变和创造一个时代。的确，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国度会提供给每一个人意想不到的惊喜，幸福有时候来得会很突然。记得六七年前采访易中天先生，那是他最火的时候，问他为什么会出名？他说，其实自己就像是一个在舞池里跳舞的人，突然之间聚光灯打在他身上，他摆出的一个pose刚好是最漂亮的，于是就出名了。中国当下这个时代，只要你不停努力，不停去做好每一天，迟早有一天时代的聚光灯打在你的身上。至于什么时候打，打得时候你是否表现得最完美，那就是某种机缘，可能有种莫可名状的东西，但“天道酬勤”，不要怪国家，不怪社会。你没有成功，很可能是因为你用功还不够。勤奋不一定成功，但成功者一定是勤奋的。

　　目前的中国社会还远未成型，官二代、富二代的比例还不如美国、欧洲和日本那样多。有人统计，近100年来美国参议员的“官二代”比例一直稳定在17%－43%之间。中国尚未成功者还有很多机会，一定不要与那些社会上的官二代、富二代攀比。要坚信，你持续勤奋下去，就还有N多机会让自己的下一代成为官二代、富二代，并且能塑造下一代的精神。

 

　　关于金融界

　　观察者网：易中天先生的这个聚光灯比喻不错。你现在转到金融行业，与过去比，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王文：对于金融，我更多的是在学习。所以内心我非常感激人民大学和重阳投资给予的机会。目前的感受是，中国金融领域的发展速度、规模和改革力度，应是中国所有领域中最前沿的。过去几年，各种金融产品呈现了核爆炸式的增长态势，比如，1991年上交所成立最初的半年，股票交易总额才不过3亿元，日均交易额不到300万元，短短20多年后，增长了上万倍。银行、保险、私募、期货、租赁、小贷、信托、典当等的增长速度也是如此。2013年互联网金融的增长更是惊人。目前中国金融资产已是GDP的三倍，是名副其实的“产业发动机”，已站在国家发展助推力的最前端。过去中国发展靠实体经济，现在恐怕得要有双车头的作用，一是实体经济，二是金融。这说明金融对中国长远发展的重要性，也说明金融智库大有可为，更说明金融行业的春天还没有来，是社会价值的洼地。

　　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金融业还很年轻，与世界第二的国家地位相比，欠账实在太多，它的潜力和增长空间仍然远远比其它行业。有些行业（比如房地产）已是夕阳产业，但金融业是朝阳产业。国家与金融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理顺，但又不能完全复制美国金融的模式，所以，中国需要有自己的金融学说，比如能否有一门中国特色的“政治金融学”呢？

　　可惜的是，中国金融思想与分析方法受欧美影响非常大。2013年8月人大重阳承办了中国首次20国智库研讨会，讨论G20议题，为9月份G20首脑峰会做准备，研讨会最后一节，我主持各国智库代表通过了《二十国智库共同声明》，但进程非常艰难。比如，我们提出“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的声明条款，就受到了一些国家的强烈反对。从这点看，人民大学黄达老校长在20多年前提出的“大金融”思想，主张国家与金融并重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欧美金融业很发达，却常常周期性地发生金融危机，使社会财富不断缩水。中国过去20多年还未发生像2008年美国那样的金融动荡，背后的经验需要总结与提炼。从这个角度看，中国需要金融自信。

观察者网：具体些，你去年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中国的金融家需要自己的灵魂。当时怎么想起来写那个的？

　　王文：当时是从巴菲特一年一度的午餐拍卖会想到的。我本意是呼吁中国需要有更多有社会声望的金融家。金融最需要时间来考验的行业。写小说、做学术、搞政治、做企业、当明星，多少都有“一招鲜，吃遍天”的幸运与“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豪迈。但金融行业尤其是投资，却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跑，需要“常胜将军”，永远崇拜领跑者。正如裘国根先生的一句话,“做投资的人，在自然生命结束和彻底退出这个行业之前，都不能轻言成功。投资中无时无刻不在面临不确定性，需要时时刻刻有一种如履薄冰的警觉。”从这方面看，中国金融家还需要更长时间的酝酿。另一方面，需要像巴菲特那样有更多家国情怀的金融家。巴菲特的民意支持率持续高涨，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始终在呼吁和践行，最富有的美国人应当缴纳更多所得税，为改善国家的财政状况做出贡献。两年多前，他在《纽约时报》撰写题为《停止宠爱超级富豪》的文章让舆论称道。他说，那些贫穷和中产阶级美国人在阿富汗为国家作战，大多数美国人在窘迫度日，而像他这样的富豪却仍在享受特别减税优惠。

 

　　观察者网：所以你是反对达沃斯人，就是没有祖国的金融家，是么？

　　王文：金融无国界，但金融家有祖国。像1997年索罗斯狙击香港的时候，要是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香港肯定倒下。大框架意义上的金融战争是存在的，这不是阴谋论层面上的含义，而是以国家为背景的金融竞争。金融的强大是国家实力的重要体现。

 

　　关于金融智库

 

　　观察者网：人大重阳作为新型智库，用人标准与和别的商学院或智库有什么不同？

　　王文：我在研究院里讲过“五个多一点”：多一点家国情怀，多一点创新精神，多一点相互理解，多一点关注细节，多一点职场素养。作为智库人，要为国家献计献策；又是金融智库，更要有创新。我们过去一年出品了各类研究报告100多份，举办了各类活动与研讨会近100场，还邀聘了40位国内外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在重要议题上报送中央内参14件，如果这算是一些进展的话，一个重要的内部因素就源于这五点。

 

　　观察者网：人大重阳的研究产品，我也见过。你们找的研究员有几位我们也了解，也都是有家国情怀的，这很难得。
王文：我们核心运营团队，人员来自党政机关、银行、媒体、智库、外企、海归、商业网站、证券公司。我觉得过去一年走得很顺利，过两天我们要发一篇《马年将至，人大重阳致朋友们的一封公开信》，里面有不少感谢的话，要感谢这个时代，还要感谢很多人，也要感谢我们自己。

 

　　观察者网：我听出来了：先谢国家。

　　王文：我知道你这句话的深意。李娜刚夺了澳网冠军，许多人批评她没有感谢国家。我的观点是，怎么感谢首先取决于内心。作为智库学者，天生应有某种家国情结，这个不需要讳言。

 

　　观察者网：人大重阳在政策咨询方面已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教授出的新书《大金融论纲》里也有许多对国家金融改革的建议。但以前有人说你是“五毛党”，现在面临着改革建议，会不会有着矛盾？

　　王文：我本人从来都主张改革，但改革的基本出发点是建设性的、渐进式的，反对的是盲目西化的、激进的改革。过去很多文章，即便是参与写作的社评，主导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认识复杂现状，推动渐进改革。“大金融”理念的重要价值，也是在国家的主导下，推动金融改革与创新，提升中国金融的现代治理能力。

 

　　观察者网：你的观点我感觉接近“国家治理派”。

　　王文：十八届三中全会提“现代治理”这个概念很好。八年前，我曾翻译过一本非常晦涩的书，叫《世界治理：一种观念史的研究》，其中谈及从中世纪但丁时代到当前的世界治理观念发展史。国家治理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大难题。中国目前的症状是慢性病，这要求我们既不能将中国病视为感冒发烧那么简单，服一贴药就好了，也不能将中国现代病视为“癌症”，立即化疗，或者绝望放弃。中国要慢慢调养，要理疗。这就需要领导人有高超的掌控力。中国往前走实际上就像心电图，是曲折往前的。不能幻想前进的路变平坦，一旦平了，就意味死了。

 

　　观察者网：心电图这个比喻好。

　　王文：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都是这样，往左一点，之后又接着往右，一会儿全面开放，一会闭关排外，大约30多年一个大周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也很明显。从邓开始，从过去的经验中开始学会了掌控力，不论左与右，走偏了又扳回来，而不是只讲求简单的线性发展。

 

　　观察者网：你觉得这种掌控是靠领导人的政治智慧，还是群众智慧？

　　王文：我更倾向于是集体智慧，不应只靠一两个人。领导人掌握大方向，社会给予必要提醒与建议。成功不能奢望一两个英明神武的君主。如果这个国家失败了，从领导人到社会都应有责任，而社会的建言建策，就是智库的作用。智库则需要有问题取向。哪里有问题，智库就应当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子，哪怕是理疗、调养的方子。过去一年看，人大重阳得到相关部门的不少反馈。当然，我们还需要更加努力。（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