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本文刊于10月19日《文汇报》。

“国际活动家”的共同特点是年纪偏大，表现活跃，外语流利，善于交往；对本国忠诚，立场与本国主流政策相当一致，但观点表达方式更灵活；履历资深，人脉很广，很注重受众的感受。更重要的是，他们往往担任过本国政府内的重要职位，相当熟悉本国政策，能很好地阐述与传播本国的观点与主张，对一国的国家形象与对外交流起到了相当正面与积极的促进作用，更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罗德岛，希腊文明的发源之一。每年10月初，这里会召开受世界关注的“罗德岛论坛·文明对话”年会，诸多政要名流悉数出席，在此提升个人影响力，增强本国软实力。

2018年10月初，笔者受邀参加，还被告之在唯一一场闭门、仅少数参会者出席的“领导人俱乐部会议”环节上引导发言，介绍相关中国情况。该闭门会议内容敏感、规格较高，多位政要与国际知名人士均在场，从早餐就开始自由讨论与交流。此间，有一位在国际组织中任过高官的日本老先生显得相当活跃，他英文流利，人脉深厚，几乎每次与相关人士交换名片后，便能脱口说出对方机构有其熟络的朋友。很快，他便与多数嘉宾打成一片，日本的声音由此而受到了更多重视。

很巧，在正式会议上，他与我邻座。笔者随口向他询问有关日本国内政局一事，他立刻回应：你稍等，我马上短信向安倍首相秘书核实一下。很快，他回复了“权威信息”。在两个小时的闭门讨论中，他还时不时在稿纸上手写了多个观点，非常热情地阐述与传播日本看法，帮助我更好地了解日本，也试图以他的看法来影响身边的中国智库学者。

这位日本老先生并不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国际活动家”（International Activist）。 这些年，在达沃斯论坛、瓦尔代俱乐部年会、经合组织 （OECD）年会、莫斯科经济论坛、ASPEN论坛、阿斯塔纳经济论坛、20国智库峰会、联合国目标守望者年会等多个全球级、政要名流云集的论坛上，笔者常常会遇到一些来自韩国、新加坡、瑞士以及传统欧美国家的诸多“国际活动家”。

这些“国际活动家”的共同特点是年纪偏大，表现活跃，外语流利，善于交往；对本国忠诚，立场与本国主流政策相当一致，但观点表达方式更灵活；履历资深，人脉很广，很注重受众的感受。更重要的是，他们往往担任过本国政府内的重要职位，相当熟悉本国政策，能很好地阐述与传播本国的观点与主张，对一国的国家形象与对外交流起到了相当正面与积极的促进作用，更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很遗憾，在笔者曾参加过的诸多全球论坛中，类似的中国“国际活动家”却是相当少，偶尔出现中国身影也是形单影只，与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地位极其不符，极大地抑制了中国对外传播的力量。我们在国际上现在还处于有理说不清、说了传不开的尴尬境地。这除了诸多综合原因外，与在各大国际论坛上中国人相对稀少有直接的关联。换句话说，“国际活动家”的多少，直接关系着中国国家形象的改善以及中国软实力的提升。

对外传播中被忽视的“中间环节”

为争夺国际话语权、提升国家形象与文化软实力，中国近年来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力，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不得不说，国际话语权的争夺过程中，还存在一个巨大的盲区，那就是话语权生成、传播与固化的中间环节。在当前中国对外传播能力的打造中，往往是“重两头、轻中间”，即对高层领导人讲话或各部委发言人表态与发声等“高层环节”相当重视，对大众传媒的国际报道这类 “低层环节”也有越来越多的投入，但却忽视了在高层声音的解读、低层信息的供给中都必不可少的 “中间环节”，即活跃在全球上百个主要城市或乡镇的各大主题论坛。

这些论坛是全球政治、经济与社会精英最热衷的公开活动场合。他们解读热点形势，表达前沿思想，传播本国观点，影响全球走向。他们的一言一语往往成为重大信息的主要来源地。正是看中这一点，越来越多国家元首都热衷于到一些重大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而这些论坛上的活跃人士，以及常常受邀出席在这些平台上的一般发言者，久而久之就会成为“国际活动家”，是国际舆论的重要主导者。

相比于一些软实力强大的国家，中国的“国际活动家”实在是太少了。举个例子，OECD号称发达国家俱乐部，每年办数百场论坛与各类研讨会，数以万计的欧美精英每年都在这些论坛上交流合作。为提升本国影响力，韩国专门在该组织设立“大使”岗位，还有数十人长期在OECD专职工作，每有会议，必有韩国人员在场或发声。笔者不只一次在OECD会议上看到活跃的韩国人身影，而相比之下，中国因没有整体加入该组织而缺乏声音，而在OECD总部所在地巴黎的中国驻法大使馆也没有工作人员专职追踪相关动态。一来一往，两相比较，中韩在 OECD这个平台上的影响力就有了巨大差距。

除了不重视国际重大论坛的传统观念原因，政策因素也很关键。出于种种原因，国内前高官或有一定职位的学者出国均受到一定约束。这就造成了一个悖论，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中国人出国难，能够出去的学者往往影响力有限。笔者不只一次听到对方“看似赞美，实则存疑”的夸奖：“王文院长没想到这么年轻啊！”每听到这样的溢美，笔者不禁五味杂陈，感慨颇多。

还有一个行为规范上的原因，也不得不提及。目前在一些重要国际论坛上，每当有中国重要人士发言时，论坛参与者往往会认真倾听。但坦率讲，不是所有中国精英人士的发言都能收到上佳效果。有的用中文沉闷地念稿子，且稿子内容空洞、官话套语连篇、了无生趣，有的出场时前呼后拥，但讲完就走，这些非但无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提升，反而会产生负面影响。可见，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刻，中国急需有更多真正的“国际活动家”。

补人才“短板”非一日之功

中国人并不是天生不擅长国际交往。事实上，从古代苏秦、班超到近现代顾维钧、胡适，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涌现的许多外交家，“国际活动家”的产生在中国有丰厚沃土。问题在于，在当前国内外复杂背景下，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对外的活动能力并没有完全施展开，或说，远远跟不上全球舆论市场的需求。对此，笔者建议要有如下调整：

一是在政策上要给更多善于国际交流的前高官、任过重要职位的学者松绑。像周小川、傅莹、朱光耀、朱民、林毅夫等曾任重要职位，在国际上有大量朋友，且善于讲国际人士听得懂、听得进的中国故事的资深人士，应该有更多绿色的出国通道。笔者大胆提议，应该给善于国际交往的资深人士持因私护照，按照国际惯例，只要受到邀请并承担相关费用，随时都可以出去。一旦能够形成这样的出国政策的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的国际活动“生产力”将得到进一步的解放。事实上，中办、国办与深改组早已通过了相关的文件，急需相关部委强化在这方面的落实与执行力。

二是要有更综合的官员出国培训流程。目前看来，还缺少“国际礼仪”和“演讲能力”的培训。在类似培训中，像“前呼后拥”、“讲完就走”、“官话套话”这样的做法应被视为 “陋习”，禁止带到国外去。

三是培养与鼓励更多外语水平高、国际交往能力强的学者。从 2017年起，中组部、中宣部联合推出的“四个一批”人才中新设了“国际传播”类人才，说明中央已认识到这个问题。但具体如何培养、如何推进，甚至如何用借调、挂职等方式增强相关学者的履历，以提升其在国际场合发言的重要性，这些都是下一步要考虑的要点。

总之，国际传播力的关键还在于人。在全球密切关注中国动向的今天，各大国际论坛与研讨场合应当被视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平台。利用深化改革，落实相关政策，充分让更多中国人在各大国际场合发声，假以时日，中国会产生更多“国际活动家”，也会极大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