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本文刊于1月30日《对外传播》杂志微信客户端。

　　自2015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推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来，全国掀起了建设智库的热潮，大学也不例外。然而，大学智库的建设进程却存在着不少争议，近期还有学者谈到，大学不应该建设智库，也建不好智库。对此，作为大学智库的一名学者，笔者想简要谈一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大学智库建设的三个误区

　　当下中国的大学智库水平的确滞后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大学没有为党和政府提供高水平的政策咨询服务，更不代表着中国大学里不可能产生国际级的著名智库。只要厘清目前大学建设智库的几个误区，规范智库建设的一些规则规范，大学智库的前景是可以预期的。

　　第一个误区，是把大学的学术机构转型为大学智库。以智库水平相对较高的美国为例，智库机构和学术机构的差异性很大。高校智库专注政策研究，具有强烈的问题导向意识，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致力于影响决策。而学术机构进行范式学理研究，讲究系统化、理论化，注重学理创新，偏于基础研究，往往讲究完美不求功用。如果贸然将大学研究机构转型成为智库，除了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等面临痛苦的选择外，还要进行思想的生产、组装、销售和反馈等一系列运营方法转型，这对高校机构及其教研模式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第二个误区，是把学术成果当成是智库成果。智库的主要成果是政策报告，不同于学术机构所注重的学术论文。智库成果面向决策者，主要以内参报告的形式，为决策者提供政策咨询，要求论文务必深入浅出、言简意骇。学术成果则以学科建设为取向，主要面向既定领域的专家学者，以期刊论文的形式发表，致力于探求真理、挖掘具体问题的发展规律。相比之下，智库成果弱化了学术取向和学科划分，以决策者关注的现实问题为导向，以多元知识分析框架为指导，强调协同创新、协同研究，在找到问题成因后为决策者提供综合的解决方案，不拘泥于纯理论和单一学术化的研究。简单地将学术成果等同于智库成果，是很难产生优秀大学智库的。在研究产品导向上，大学智库任重道远。

　　第三个误区，是把高校同行评审标准套用于激烈的智库竞争力。在欧美国家，决策者为有价值的智库政策报告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项目研究经费。智库属于高风险、高回报行业。思想市场存在买方和卖方，决策者需求产生供给，存在残酷激烈的市场竞争机制，市场在思想资源配置中扮演决定作用，这无疑增加了政策研究的活力。在欧美国家，智库不执行大学普遍具有的终身聘用制度，干得好风光无限，干不好就走人。因此，智库行业的残酷市场竞争，使得智库衡量标准超越了学术同行，更使得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成为智库生存和发展的源泉所在。与之相比，高校老师的职位晋升、论文发表都需要进行同行评审，以保证职位晋升的合理性和学术论文的质量，但高校讲求长期效应，缺少相关退出机制，往往与智库发展的节奏与范畴不匹配。

　　高校智库建设面临三个难点

　　上述三个误区并非代表着大学智库无所作为，相反，大学智库目前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期，不少大学智库都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效果正在显现。只要稍微转变一下目前大学长期形成的研究思路和观念传统，克服目前大学智库的功能过于复合、市场化的激励机制不足，以及学者建言献策的动力不够等难点，大学智库一定能够焕发出新的活力。

　　第一，诸多中国大学智库的学术优势事实上相当明显。可惜的是，大学智库功能多元，大学教师同时承担教学、学术和资政等多项职能，陷入了定位不清晰、工作超负荷的困局。目前的大学智库需要解决的是，形成有效的学术科研和智库研究之间的对接机制，实现有力的政策咨询与学科建设的结合，理顺教学、学术和资政之间关系，完善智库成果的科学评价与考核体系。倘若那样做，传统学术研究单打独斗、缺乏跨学科之间交流与协作的困境就能迎刃而解。

　　第二，大学智库需要来自决策层面的激励。目前，政府决策者缺少与智库打交道的传统，有意愿有能力为政府建言献策的优秀智库学者十分稀少，政府与智库之间还没有形成高度信任的氛围，更远未形成“并肩作战”的革命友谊。相比之下，欧美国家的高层领导很喜欢到本国智库去演讲，邀请著名智库学者成为个人幕僚或顾问。在美国，每届政府都会从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智库中挑选一些优秀的学者入阁，或担任重要的官员，这些激励对大学智库是相当诱人的。近年来，中国式的“旋转门”正在启动，一些大学校长、机构负责人越来越多地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但数量还是相对较少。尤其是高层决策者与大学智库的互动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

　　第三，大学智库学者为政府建言的积极舆论氛围还需要进一步培养。现在的大学中仍然存在着将为政府建言献策等同于“不务正业”的落后观念，部分政府部门有着“用你的智库文章就是看得起你”的错误认识，这些都不利于大学里产生越来越多的优秀智库学者。学术圈、政府、大学领导层在这方面仍然有诸多改进空间。对于普通学者而言，要充分认识到一篇可行性强、质量高的调研报告和内参，需要投入的研究精力、必须具备的研究功底，以及可能产生的社会效应，都大大超过一篇普通的学术论文，应当获得同行、政府和大学领导层的充分尊重。

　　对大学智库发展的三个“额外”建议

　　近年来，一些大学智库的进展还是相当明显的，不少学者也提出过诸多促进大学智库发展的建议。笔者结合上述情况和个人体会，在大学面临历史机遇的同时，提出三点“额外”的建议，希望推进现行高校智库发展模式的深刻变革。

　　一是以“高校+社会”的合作模式引进社会资源。中国高校垄断了大量学术资源，聚集了80%以上的社科研究力量、近半数的两院院士。即便如此，高校智库的发展仍远远滞后于政府决策需求，内部运营能力参差不齐，筹资机制尚未成熟，没有足够的社会资金来源。从美国高校智库来看，大学政策研究离不开雄厚的社会资金支持，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芝加哥大学保尔森研究所，都是“大学+社会”合作模式的典范，通过将引进社会资源做高校智库研究的增量，实现了学术研究、政策研究的功能分工，又通过智库和高校的相互沟通实现了合作交流。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是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裘国根向母校捐款两亿元的主要资助项目，成为中国“高校+社会”合作模式的有益尝试，在享受机构运营自主和学术独立性的同时，对国家很多重大决策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是扶持现有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校智库。目前，中国国家影响力遍及全球，但中国智库的国际化进程却不尽人意。中国智库尤其是高校智库还没有形成享誉全球的智库品牌，不能有效提升本国思想的国际竞争力，这也是中国对外战略失衡的重要原因。因此，建议重点扶持若干家现有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校智库，给予更好的支持，如委托其筹办国际会议，并且在财务预算、官方智库互动机制、财力资金保障等方面也给予支持，从而打造具有全球影响的高校智库。一个好的高校智库，要在全球发挥国际影响力，需要推动中国的国家软实力。

　　三是打破高校人才怪圈，积极引入社会人才。在人才方面，高校智库必须形成一支“一专多能”的复合型团队。不仅拥有专业的智库学者，还需要在公共传播、社会交往、会议筹办等方面的复合型人才。通览美国一流智库界，可以发现智库管理层大多有在政府机构、知名媒体或著名公司担任高管的履历，他们在退休后进入智库工作，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建言献策，贡献思想和智慧。例如，为上世纪70年代中美破冰及建交做出巨大贡献的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2008年创建了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美国的第31任总统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建立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Shalom Bernanke）以常驻杰出学者身份加入布鲁金斯学会。可见智库已成为美国前高官最常见的退休去处，这对于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此外，美国智库拥有一个全球人才选拔与吸纳机制，能够面向全球广纳贤才。以对华政策研究为例，大量华人雇员受聘于美国智库。虽然国内的一些高校智库邀请了来自国外的访问学者，却鲜有全职的外籍雇员。中国高校智库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招贤纳士，吸收鼓励更多外国知识精英为中国智库效力。（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