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此文刊于《对外传播》2014年6月刊。

　　这些年，笔者走访西方国家数十家智库，发现一个很少被提及的共同特点：欧美一流智库管理层大多有在联邦政府、内阁、大媒体或大公司担任高层管理的履历，尤其是在外交部、国防部等担任过副职的西方前高官，最愿意利用智库平台，为本国利益与社会发展发挥个人余热。这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退休高官如何参与美国智库

　　西方国家高官退休后，除了著书、写回忆录、演讲之外，一般都会有几类去向：一是担任大公司的高级顾问或独立董事等，但这些职位属兼职，不会占用本人的太多时间，只需要在关键场合出席即可。二是设立基金会或其他非盈利机构，在某个领域推动全球事务的发展，或实现自己任职期间未曾实现的理想。这项工作主要以该国退休的总统、副总统、总理级人士居多，尤其是美国几位前总统，如克林顿基金会聚焦于四个重要领域：健康安全；经济权力；领导能力发展和公民服务；种族、民族和宗教的和解。卡特中心则主要致力于促进解决国际冲突，推动民主和人权。第三类比较常见的形式是成立或加盟智库，为国家发展进一步出谋划策。这一类退休高官主要以正副职的国务卿、国防部长居多。

　　最著名的“退而不休”前高官级智库人士当属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生于1923年的基辛格曾先后任尼克松政府时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等职，为1970年代中美破冰及后来的建交做出巨大的贡献。离开政府后，他成立基辛格咨询公司，为各类企业的对外事务、双边关系提供政策咨询与国际分析。2008年他又成立新智库“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首任所长聘请了在1990年代初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的芮效俭（J.StapletonRoy）。该智库在当前的中美关系界发挥着显著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的几次中美摩擦事件上，基辛格及其研究所举办的各类二轨对话均起到很好的双边沟通作用。类似于基辛格智库模式的，还有前美国副国务卿科特·坎贝尔成立的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TheCenterforaNewAmericanSecurity,CNAS)。

　　除了自办智库之外，前高官退休后最为常见的去向，就是成为智库管理者、加入智库理事会、顾问委员会或直接担任高级研究员。前美国国务部副部长何慕理(JohnHamre)在卸任后就任美国顶尖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总裁和首席执行官，该智库理事会50多位成员超过一半在政府中任过副部长级以上的职位，顾问委员会13名成员全部都是前国防部长、国务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首席贸易代表或参议员等前高官。仔细研究美国一流智库管理层，如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兰德公司等等，在理事会、顾问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中均有相当大的前高官比例。布鲁金斯学会对华关系研究的几位高级研究员均有政府任职的重要履历，如李侃如(KennethLieberthal)曾是克林顿政府时期白宫亚洲事务主任，卜睿哲(RichardBush)曾是美国驻台北办事处主任，杰弗里·贝德(JefferyBader)曾是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的白宫亚洲事务主任。可见，智库在美国是前高官最常见的退休去处。

　　退休高官加盟智库，大大提升了美国智库的社会声誉、政策权威性、国际影响力，构筑了该智库与政府之间的强大关系网络，以及政策与建言沟通渠道，为智库提供了最核心、最关键、最有效的智力支持，造就了美国智库领衔于全球思想界的重要地位。尤其在对外传播与公共

　　外交方面，为美国的价值观传播、国际话语权以及各类二轨外交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实力支撑。

　　退休高官适合于做智库

　　长期以来，我们对美国智库的研究，多注重于智库的性质、作用、规模等外部因素，对智库微妙的内部运行机制与细致的官民交流方式的探索还远远不够。前高官加盟智库的意义与作用，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这既是探索欧美发达国家人才资源管理与使用的公共管理学重要课题，也是深究美国政府与社会沟通、推行公共外交等战略方法的政治传播学前沿范畴。

　　笔者曾就前高官与智库关系议题，采访过10多位美国智库学者。他们的共识是，有政府任职尤其是高层次职位的官员，是非常合适的智库从业者。其优势是其他履历者很难获知的，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政策敏感度。前高官都有规划、制定、执行相关政策的经验，也知道政策运行的困难和障碍，更能理解政策推进的路径与最佳时间点。离开政府岗位，从事智库学者后，前高官很容易以“无官一身轻”的心态，以特有的政策敏感性和问题意识，准确选取研究课题，选择推进的最佳时间点等，这是许多没有政府履历的学者所不能具备的素质。

　　二是高层关系网。智库决策影响力的关键，在于能够把高质量的政策研究报告送到最合适的决策者手里。这需要快捷、便利的内参报道渠道，还需要有熟络、可信的政府人脉关系。这些对于曾在政府任职过的前高官而言是再熟悉不过的。

　　三是对外传播力。在欧美发达国家政府中任职的官员，语言表达是一项基本素质。尤其是那些口才好的外交部、国防部前高官，对国家对外军事、外交政策的熟悉表达更是信手沾来。他们通常懂得在合适的场合、以合适的表达方式、讲出最适合于听众懂的话，这是一项对国家公共外交相当重要的能力。

　　四是筹款能力。据不完全统计，欧美发达国家智库的经费一般有20－35%来源于政府项目拨款。前高官的加盟无疑能够帮助智库拿到政府的研究经费，且容易培养出非常良好、持续和有效的政府经费支持惯性。

　　正是这些原因，凡是一流的美国智库均非常重视输送自己的优秀人才到政府任职，也非常欢迎前高官在离开政府后回流到智库中来。几年前，CSIS总裁何慕理博士曾对笔者说：政府换届年通常就是CSIS的人员流动年。每四年CSIS都有超过十位高层研究人员到政府各部门任职，也会有相当数量的前高官回流至CSIS。这是CSIS作为美国一流智库的核心竞争力。

　　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近年来，中国有越来越多的退休高官开始加入智库，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建策建言。比如，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建立了首家超大型民间智库“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建立了首家高校公共外交智库“中国人民大学公共外交研究院”等等。然而，在中国，如何善用退休干部，仍然是值得摸索的复杂课题。一方面，大量退休干部年富力强，完全有能力和实力，为国家和社会继续发挥余热；另一方面，如何将退休干部吸纳进智库的专业知识生产轨道中，高度考验着中国智库的能力。

　　事实上，智库如何善用前高官的问题本质，不仅在于官员退休后的去向，而在于智库本身需要有大量熟悉决策进程的研究者和运营者。与其说如何鼓励前高官到智库去工作，不如更确切地说，目前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急需要人事拓展机制的改革。

　　从长远看，新型智库的建设需要打造中国式“旋转门”，需要不拘一格地在智库平台上培养与运用人才。智库可定期选派一些学者到各级政府挂职锻炼，政府也可选拔一些官员重回各类智库锻造。长期下来，智库与政府之间的相互沟通与理解将大大加强，学有所用的智库学者与有思想底蕴的官员将大量应运而生。

　　在中国式“旋转门”的基础上，智库就能够和善于运用退休且仍精力充沛的老干部。在目前的退休人事机制中，中国完全能涌现大量像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那样年愈90岁仍能为国家利益鞠躬尽瘁的优秀老干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拥有政府关系、品牌打造、报告质量、写作水平等多种能力与经验，需要构建老、中、青综合型的人才队伍，以及一整套激励、淘汰、考核、规划、管理等内部机制。（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