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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卫东:当前中美智库交流中存在的问题与风险

发布时间:2020-01-22 作者: 刘卫东 

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一直以来中美智库交流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型,两国智库交流遇到的阻碍越来越大。我们有必要对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梳理,这将为改善两国智库交流的效果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参考。

2019年12月17日,“新时代的中国思想与世界变局——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论坛2019”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政治室副主任刘卫东出席本次论坛并就相关议题撰写论文,本文刊于12月20日中国网。


智库交流是中美两国增进相互理解、改善民间关系、优化政府决策、减少相互误判的有效手段。自改革开放以来,两国智库交流向机制化、常态化、专业化的方向不断发展,为提升各自国家学者的学术素养、丰富两国相互认知的渠道、扩展学者间的朋友圈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为两国关系的整体改善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一直以来中美智库交流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型,两国智库交流遇到的阻碍越来越大。我们有必要对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梳理,这将为改善两国智库交流的效果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参考。


首先,两国智库交流一直存在机制性不足的问题。从交流频次上来说,中美智库间交流不能不说较为频繁,两国每年都有大量智库的学者相互访问,但其中机制性的合作明显不足,很多时候是依靠学者个人之间的关系来维系这种交流,机构之间缺乏稳定的、周期性的、可持续的交流机制,一旦某位关键学者的岗位发生变动,可能导致整个机构的对外联系都自然中断,平时门庭若市的交流场所可能很快就变得冷冷清清。以本人所在的智库为例,目前仅与美国位于俄亥俄的一家小型智库存在固定联系,基本上每年派遣一位学者去当地进行研究,还可能联合组织一次会议,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活动了,更没有与任何其他美国智库或大学之间存在固定的交流机制。相对于个人零散的交流而言,机制性交流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无论从质量和数量、还是深度和广度来说,机构间的机制性交流都是保证交流效果所必不可少的,但目前的发展显然不够理想。


其次,两国智库“深度”交流不足。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智库数量,中国的智库数量也在不断增长,但两国智库之间的很多交流都浮于浅表,深度交流明显不足。第一,智库交流中的“扎堆”现象严重,一些著名智库往往可以吸引大量对方智库的关注,一些出访的学者也以见到了对方某位著名专家学者为荣;相对而言,不那么知名或者与政府联系不那么密切的智库和学者受到的关注不多,这样就很难全面客观地了解对方整体的认知。第二,典型的智库学者交流往往时间受限、议题分散,常规访问一般是一个小时,以各方出席两名人员的形式来衡量,一个小时内能触及的问题少则两三个多则五六个,不仅难以形成系统观点,而且单靠临场发挥信手拈来的交流方式也注定不会深入;如果是多人对多人的方式,问题更加分散,大部分人在有效时间内都处于“陪同”状态,同时个人在集体场合更容易受到政治正确的心理暗示而变得谨慎保守,不利于充分展示自己的真实观点。第三,智库交流中实际上存在一些“禁忌”话题或表述,由于某种原因或出于某种考虑,轻易触碰这些话题可能导致两国学者从学术探讨迅速转向立场对抗,我们常说的“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在涉及到外国学者、尤其是触碰到敏感议题时,时常会自觉不自觉地从“研究”转向“宣传”,这时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就不存在了。如果此类“禁忌话题”始终存在的话,对弄清各自思路及其起因、学会换位思考、彻底改善相互理解、进而为决策者提供改善两国关系的有效政策建议,都无法发挥积极作用。第四,互派常驻学者的逐步减少也不利于深入交流,每个智库都有自己的文化风格,这会影响到其政治倾向,而这是不可能通过一个小时的交流就能充分理解的。在对方智库常驻半年或一年,有机会每天与其中各个层次的学者进行正式或非正式的交流活动,对于理解其智库文化及知识精英的思维模式至关重要。但当前由于各种顾虑和条件的限制,很少有人能够在对方的智库内与其专业人员连续相处几个月以上,而单从一面之交式交流中获益的空间显然非常有限。


再次,智库合作研究比较罕见,很难取长补短。中美两国智库各有其优势,如果可以联合申请某项课题或共同开展一项研究,相互取长补短,不仅能够使相关研究更为客观全面地反映双方观念,从而为两国的决策者提供更为详尽全面的信息和更贴近现实的政策建议;也能促进智库机制性合作的强化,同时将更多地智库成员吸纳进来,产生更多的头脑风暴。但在现实中的智库合作研究比较罕见,虽然时而可以见到学者个人之间的合作研究成果得以发表,但中美智库联合进行某项研究明显不多,近年来很难找到此类研究成果,如果有的话也多是共同举办的一次会议后编纂的论文集而已,从严格意义上说,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研究。不能说在强化智库合作研究方面的慎重态度是错的,但或许可以通过加强管理来趋利避害。如果能集中两国智库优势,就重大问题开展共同研究,受益的将是两国自己。


第四,两国智库交流的成果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有限。从美国方面来说,很多智库都存在价值倾向和政党属性,一旦白宫轮换了主人,就会有大量智库被边缘化,其学者通过旋转门进入政府的渠道处于闭塞状态,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很难再影响到决策圈的思维。从中国方面来看,智库交流有时可以提供不同寻常但富有启发性的成果,但由于处于智库学者与高层决策者之间的管理部门对政治正确的极端重视,一些客观反映对方认知但与己方主流观念不同的声音很难通过常规渠道传递上去,决策者也就无从知悉对方真实的想法。政策影响力不足是中美两国智库共同面临的问题,而加强交流理论上可以提升这种影响力,但实际上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添加了对方观点的报告却可能会因为更敏感而变得更难以进入决策圈。


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智库交流的难度进一步加大,美方不断渲染的“脱钩”论调,也明显影响到两国智库交流的效果,不仅美方智库来华交流人员的数量大幅减少,很多原本自由表述个人观点的学者也读起了稿子;而且中国智库学者赴美交流也受到重重阻碍,甚至一些美国大学主动取消了与中国大学之间的合作关系,这是否也会扩散到智库合作领域呢?在中美关系变得十分严峻的大背景下,这一变化虽然可以理解,但也确确实实让人担心。如果不太敏感的智库交流都不再顺畅的话,中美相互间的沟通理解还能有多大的改善空间呢?智库交流是政府互动的重要补充,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其作用更为重要,一些政府官员之间无法表达的“非主流”信息,可以通过智库学者之口来令对方知晓。一般来说,智库要比政府本身更为客观中立,更少政治化色彩,因而也能提出更容易为双方共同接受的一些政策建议。因此希望中美两国的智库能够务实求真,扬长避短,为两国间相互理解的改善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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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光明日报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中国网、《智库理论与实践》杂志社联合承办。国内知名智库学者、社会贤达及媒体界500多位人士齐聚一堂,共同讨论新时代的中国思想与世界变局。中国网智库中国对本次论坛进行了专题报道。(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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