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杨福鼎系人大重阳助理研究员，本文刊于2017年11月《祖国》杂志。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使中国智库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好的发展契机，尤其是近几年，中国智库发展步伐明显加快。但另一方面，相比中国遍及全球的国际影响力，中国智库远未形成与国家发展相匹配的决策咨询力和国际影响力。原因在于，大多数智库“重研究，轻行动”，且缺乏全球化传播思维。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简称“人大重阳”）

作为一家建院不到五年的智库，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具备一定的全球影响力，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其一直站在全球化的高度来运营，充分发挥现代智库在全球范围内“伐谋”的功能，其中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对外宣传。

（一）推动国家战略传播，人大重阳“智库 + 外宣”模式的部分案例介绍

智库是国家战略大传播的发动机。美国智库早在 20 世纪初就开始通过设置全球议程、影响国际舆论、广交各国朋友和影响他国政策等方式，助推美国的崛起。经过近几年的探索和尝试，人大重阳诚邀了 40 多位国外政要名流为外籍高级研究员（包括一位前总统、两位前总理），配合执行国家重大战略“智库 + 外宣”的模式已基本具备。

案例一：全面参与 2016 年杭州G20 峰会筹备工作，引导世界舆论

2015 年 12 月起，作为中国官方授权的 2016 年 T20 峰会的三家牵头智库，人大重阳与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先后在深圳、上海、华盛顿、日内瓦、利马、柏林、孟买、浙江和北京举行了十轮 T20 会议，约 1000 位国际政要名流参会，全球主要媒体都做了报道，为 G20 杭州峰会做舆论预热，扭转了被一些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冲淡的 G20 舆论热度，并让民众充分认识到 G20 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参与 G20 的重大意义与进展。

案例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开积极交流，讲好中国故事

“一带一路”作为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在倡议提出初期呈现“外冷内热”现象，沿线国家政府和以智库为代表的精英层对“一带一路”倡议存在诸多不了解甚至产生误判。在此背景下，人大重阳从 2014 年起，共举办了5 场 500 人以上规模的“一带一路”主题国际会议，编写 20 余部“一带一路”系列研究书籍和报告（部分书籍被翻译成英、法、俄、阿拉伯、韩、日等语种），全面投入《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贡献》白皮书写作，在 50 多个国家宣讲“一带一路”，与多个国家智库开展实质性合作研究与对话，尤其是 2016 年 4月 18 日与美国著名智库 CSIS 展开首次“中美智库一带一路对话”，为对美“一带一路”公共外交工作撕开裂口，还为沿线国家智库开展人员交流和培训，参与 2017 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筹备工作，积极推进和引导了各国政府及智库层面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和舆论发展。

案例三：与美智库合办“中美智库南海问题对话会”，影响他国决策

2016 年 7 月 5 日，在各方支持下，“中美智库南海问题对话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成功召开，对话会与媒体会在7 月 12 日“南海仲裁案”即将判决的大背景下进行，引起数百家全球媒体的报道，也引发了美国决策者的良性反应。7月 7 日，美国国会临时举行听证会，讨论戴秉国前国务委员的发言及目前中方智库传递的信息，最终得出三点美方结论：1)维系固有的军事存在，即不扩大态势; 2)降低意外危机升级的风险; 3)目前的紧张无益于任何人。此次对话会是中国智库主动塑造国际话语权的经典案例，取得了对美方释疑解惑，加强中美两国战略沟通、减少误判，并提出务实思路和解决方案的积极作用，也是国家战略“外宣”和智库“行动”配合的一次全方位展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并“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在中国从“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到世界之中国”的伟大飞跃时期，中国智库承担着推广“世界之中国”的历史使命，既要从事社会政策研究，还应广泛介入到全球事务中，如价值传播、结交国外精英等公共外交事务，在全球层面研究、设计与推动本国对外战略，将本国利益链条纵深延展至全球的各个角落。

（二）人大重阳“全球化参与”及“伐

谋”的经验和优势人大重阳建院于 2013 年初，一年后便入选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推出的、国际公认度最高的《全球智库报告》“全球顶级智库 150 强”（仅七家中国智库连续入围）。在短短一年内，人大重阳就得到业内广泛认可，除了坚持研究和传播并重的方针外，还有以下原因：

第一、拥有一支“一专多能”的复合型团队。人大重阳核心运营团队的履历涵盖党政机关、媒体、智库、外企、公司、银行、海归、金融机构和学术单位等，实践证明，复合型人才的组成，是实现一家智库拥有出众战略传播能力的关键。

第二、坚持机制体制创新。人大重阳是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款 2 亿元设立重阳基金，资助重阳研究院建设和发展。在管理运营、科研组织情况、人才引进与人才培养、智库成果传播与推广、科研人员考核与激励机制等方面不同于体制内单位，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第三、具备国际化思维。建院以来，人大重阳团队已与全球 50 多个国家的主要智库与社会名流有深度合作，开展广泛调研，充分融入全球重大议题的研究和讨论中，在各大国际会议上频频露面，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建议。

第四、聘用外国顶尖人才讲好中国故事。人大重阳在 2015 年聘请斯洛文尼亚前总统达尼洛·图尔克为外籍高研，这是中国智库聘请的首位总统级外籍高研，人大重阳还聘请了埃及前总理伊萨姆·沙拉夫、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卓奥玛尔特·奥托尔巴耶夫为外籍高研。此外，伊朗前外交部长韦拉亚提、伦敦市商业与政策署前署长罗思义、罗马俱乐部前秘书长马丁·李斯等数位前政要也是人大重阳的外籍高级研究员。他们在国际舞台上不断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讲好中国故事。第五、邀请外国智库一起研究敏感议题。近年来，人大重阳展开了数轮与国外智库的合作，相互磨合，逐步前进，取得了不少进展，如在前期与美方多轮交涉后，人大重阳与美国在南海议题、习主席两次访美、中美人文交流、中美一带一路合作上均有深度的智库研究合作。

（三）智库开展外宣工作的突出问题和困难，及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智库外宣工作的建议

中国智库的国际化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开展国家战略外宣工作存在诸多障碍：首先，智库与政府的互动和交流机制较少，大多数学者没有成功送报的路径，很难看到政府运行的第一手数据和文本，也很少有机会进入政府部门体验决策运行的逻辑，在外宣工作中，难免会达不到政府意愿或战略需求。其次，紧张的预算严重抑制了智库对外宣工作的积极性。中国智库机构要么靠行政拨款、要么紧缩拮据，报账结算不易，导致大多数智库和学者在国际舞台上“退避三舍”。另外，开展国际交流还存在出国审批、办国际会议审批、接受国际媒体采访审批等约束。同时，智库在聘请外籍研究人员时存在体制障碍，由于户口、五险一金、编制、职称、外国专家资格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各类限制，严重限制了智库引进外国知识精英。基于以上种种困难，我们建议：

1 、政府应善用智库。在政府办不好、智库办得好的事情上，如对外国的公共外交、结交国际朋友、获取国际智慧等方面，智库是更合适的选择。另外，智库能够为政府培养高等人才和政治精英，政府可以通过“旋转门”的方式，让更多智库人才进入政府工作或者借调，也可以令政府官员到智库挂职，提升智库人才和政府官员对政策和社会的思考深度与理论底蕴。

2、政府应善待智库。政府要做到善待智库，应从两个方面作出激励机制的构建与调整。一是在不泄密、国家安全的基础上，与智库学者进行充分的交流，明确智库在外宣工作上的职责，共享最新信息。另外，对智库及智库学者的物质激励和高薪酬也是需要的，在美国，优秀的智库学者的待遇要远远高于学院派学者。智库人员是直接为国家、为社会效力的知识精英，理应得到来自国家和社会的应有回报。

3、政府应为智库提供“开展国际交流的良好条件”。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第八条标准指出，智库应有“开展国际交流的良好条件”，外事政策保守是长期以来中国智库外宣工作难以取得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4 、政府与智库合作共同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思想交流平台。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年会每年都会在索契召开，俄总统普京历届年会都如约出席。随着“瓦尔代俱乐部”影响力的提升，俄罗斯政府正在把“瓦尔代俱乐部”打造成对全球事务发挥影响力的平台，让俄罗斯在一些重大国际事务上的决策理念形成世界级的影响力。若在中国也有类似平台，将必然会对中国软实力、国际形象产生更加积极的推动与正面影响。（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