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17日，“新时代的中国思想与世界变局——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论坛2019”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林宏宇出席本次论坛并就相关议题撰写论文，本文刊于12月20日中国网。

【摘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对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个动态战略判断，它是指导中国对外政策与对外交往的重要前提与基础，当前的中美关系必须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背景下考察才能看得清楚。而做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判断的重要依据之一，是当前美国及中美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百年不遇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影响当前中美关系的最大变量。受其影响，当前中美贸易关系呈现“抗变”状态。我们要正确认识中美“贸易战”的实质及其复杂性、长期性，同时，要相信中国人的理性与智慧，冷静看待并积极引导当前中美关系。国际社会需要一个行稳致远的中美关系。

【关键词】中美关系 国际关系格局 中美贸易摩擦

一、引言

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经济体，中国被许多美国学者视为新一轮世界权力过渡过程中正在崛起的挑战者。1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来说是机遇还是威胁，美国是应与中国接触还是对撞，这些问题曾一度引起关注中美关系的美国学者的很大争论。2但在今天看来，这场争论似乎已经结束，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更像是一个威胁。例如，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托马斯•克里斯坦森(Thomas Christensen)声称，“中国重返大国地位，或许是21世纪美国外交面临的最关键挑战。”3同样，在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美国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最大挑战。不少人认为，“当前中美关系进入到1972年以来的最困难时期，维持中美关系过去40年来正常交往的政治基础已经荡然无存，中美关系将进入长期的、非常动荡的、充满对抗的不确定时期”。4

但笔者认为，这些中美学者有关当前中美关系的判断不尽全面，个别甚至有些短视与偏激，因为它们缺乏一个战略背景的比衬，这个战略背景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高层对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个动态战略判断，它是指导中国对外政策与对外交往的重要前提与基础。而做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判断的最重要依据之一，是当前美国因素及中美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与以往的中美关系状况相比，出现了很多为我们所不熟悉、很不容易理解的情况。因此，要想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必须了解当前美国及中美关系所发生的诸多变化；同样，当前中美关系也必须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背景下考察，才能看得更清楚。

二、何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层对国际形势的总体判断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8年）：“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和平是有希望的”（邓小平语）5；第二阶段（1989-2000年）：“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但一个也没有解决好”（邓小平语）6；第三阶段（2001-2016年）：中国发展面临着难得的战略机遇期；第四阶段（2017年至今）：“放眼世界，我们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语）7。可以说，前三个判断强调更多的是机遇与希望，而第四个判断更强调挑战与不确定性；前三个是一种相对静态的战略判断，而第四个则是一种相对动态的战略判断。

笔者认为，所谓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点在于“变”字，概括起来主要有3个方面我们未曾遇到的“变数”：一、百年来的全球化进程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与逆流；二、狭隘的民粹主义思潮在不少西方国家中盛行，全球治理面临空前的严峻挑战；三、大国博弈烈度有所加剧，大国权力政治、强国霸凌行径呈凸显趋势。

纵观国际体系的发展演变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全球化的发展状态是不同的，它有时快，有时慢，有时顺利，有时曲折。全球化进程主要受到2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个是世界经济的发展周期，另一个是国际社会“主导国”（指对国际关系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国家）的作用。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来，全球化的发展遭遇空前的挑战。之所以说是空前的挑战，是因为这轮挑战来自上述2个因素的叠加。无论是从世界经济发展周期，还是从国际社会的主导国作用来看，当今全球化进程都处于一个历史的关键点8。持续近百年的全球化进程正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与挑战，同时，全球治理也面临着空前严峻的危机。

随着反全球化逆流的进一步泛滥，部分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思潮开始盛行。受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西方各国纷纷以狭隘的本国利益为优先选项，置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与全球治理问题于不顾（如美国特朗普政府以美国利益优先为原则，不愿多参与国际合作，频频“退群”；英国为了本国的利益，置欧洲一体化进程于不顾，脱离欧盟；法国国内右翼势力活动上升，“黄马甲”运动猖獗；意大利右翼势力大涨，“五星运动”兴盛等）。此外，个别西方大国依然抱有冷战对抗与权力政治思维，动辄以经济制裁、关税武器，甚至武力要挟相威胁，由此导致大国之间的博弈烈度有所加剧，强权政治与大国霸凌行径时有发生。

换言之，笔者认为，中国最高层之所以做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是因为有三个重要变量。变量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家——美国变了，变得让我们很陌生，很无奈，也很失望；变量二：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变了，变得让我们很不适应，很不易理解；变量三：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变了，所出现的反全球化逆流与全球治理赤字变得让我们很震惊，也很揪心。

三、特朗普因素：影响当前中美关系的最主要变量

近年来美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中国形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判断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影响当前中美关系的最主要变量。其中，百年不遇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影响最大的美国因素。独特的“特朗普效应”是影响当前中美关系的最主要变量。

特朗普的独特之处可从个人个性、机构特性、执政环境等3个维度来看。

首先，从个人个性维度来看，有4个特点：

1、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目前唯一出身平民商人（Businessman）的美国总统，这不仅创造了美国历史，而且对美国内政外交影响深远。1787年美国宪法生效以来，在特朗普当选之前，美国已先后产生了43位总统。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34人）出身民选“公务员”——副总统（14人）、州长（11人）、参议员（7人）、众议员（2人）；其余9人来自内阁部长或高级将领（3个国务卿、2个战争部长、1个商务部长、3个陆军将军）。这些人都是美国传统政治精英中的精英，他们都谙熟美国政治文化，都有或多或少的公职经历、执政经验与外交经历，是美国总统的正常候选人，他们中的任何人当选美国总统，都不会让人感到奇怪。但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则打破了这个200多年的传统。如果说2008年奥巴马当选是一个历史的突破，那么特朗普的当选则是更大的突破。因为奥巴马的当选仅是突破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种族平等（如果2016年希拉里当选也是一样），而特朗普的当选则是政治学意义上的突破。奥巴马虽然是黑人，但他依然属于美国政治精英的范畴，出身于传统的主流总统候选人——参议员。但特朗普却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主流”的平民商人出身的“三无”总统——无从政经验、无公职经历、无外交经历。

2、特朗普特殊的“三无”背景决定了他独特的执政特点：“既幼稚无知（无畏）、又老谋深算（顽固）”，近年来美国内政外交的很多变数与不确定性都是受此影响的结果。所谓的“幼稚无知”（无畏），是指他不了解美国的政治制度、民主文化，对治国理政的权术缺乏经验。无知自然就无畏，自然就没有太多的政治顾忌，就可能做任何出人意料的决定。例如，违背中美关系基本原则，居然以当选总统身份给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不顾各方争议，坚决发布“禁穆”令；以非正常方式罢免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吉姆•科米与国务卿蒂勒森的职务；不顾国际社会压力，频频退出多个多边国际合作机制（条约）；不顾阿拉伯世界反对，执意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搬迁大使馆；为创造历史，未与其外交安全团队充分沟通，就完全颠覆“以压促变”的一贯立场，主动发起与金正恩的首脑会晤；为了兑现竞选时的“修墙”承诺，不惜贸然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等。这些举措是任何一位“正常”的美国总统不会做的。因此，我们不能以其前任的正常所为来推断特朗普的治国理政之术。而所谓的“老谋深算”（顽固），是指特朗普作为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老龄总统”，其人生观与价值观在上世纪70-80年代就已成形了。入主白宫之前，他就已有很“顽固”的世界观与政绩观。据说，特朗普的行政领导观念形成于他在纽约时作为一个年轻的地产开发商同民主党政客们打交道的经历9。他的很多政治用语与思维方式都是上世纪70、80年代形成的。他对美国内政外交有着自己“独特”的“深度”看法与“明智”判断，对很多政策举措都有自己的顽固执着。

3、个性张扬、好出风头、痴迷自媒体。入主白宫之前，特朗普曾告诉其高级助理，要把当总统的每一天都看作他当年主持综艺节目的每一集，不断碾压对手10。其个性之张扬，从中可见一斑。另外，可以说特朗普是靠自媒体——“推特”（Twitter）赢得2016年大选的，当选后的特朗普依然痴迷“推特”，依赖“推特”来宣扬其执政理念。特朗普对“推特”的痴迷，也使其决策充满变数与不确定性。许多美国学者看到这一点，例如，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道：“特朗普是推特执政，每天靠手机治国，在白宫的一年半时间里，做了2601个错误的决定或者不明智的决定，每天平均超过6.5个”11。

4、作为美国最成功的商人之一，特朗普创造了很多商业神话。在他眼中，什么都是“生意”或“交易”（deal）, 在他的日常用语中，Deal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做交易、做大交易”（Make Deal, make a big deal）是他的基本处事哲学。因此，出于商人的本性，“两面下注”、“极限施压”、“反复无常”、“朝令夕改”等成为特朗普执政的常态。

其次，从机构特性维度来看，除了上述个性特点外，特朗普的独特之处还表现在他汇聚了20世纪以来美国共和党总统的外交政策特点。20世纪以来，美国共和党总统的外交政策有3个特点：“退出”、“逞强”与“单边”。从目前来看，特朗普同时兼具这3个特点，而且还有所“发扬光大”，并形成其“特式风格”。所谓“特式风格”的退出，是指不仅退出经济贸易协定等务实性的国际合作，而且还退出像《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人权组织等涉及国际政治正确性与大国声誉形象的国际合作，仅从狭隘的“美国优先”出发，只要眼前有利可图的，不要长远有名望和有声誉的。所谓“特式风格”的逞强，是指特朗普非常强调军人的作用。在其内阁成员中大量使用军人或有军方背景的官员。所谓“特式风格”的单边，是指特朗普极端强调以美国利益为重。不论对手国是谁，只要涉及美国利益，特朗普政府一律不顾对方关注与诉求，依靠美国霸权优势，实施单边制裁或行动。12

第三，从执政环境维度来看，特朗普的独特之处还表现在，他突破了近半个多世纪来美国民主党施加在共和党总统身上的“捆脚”魔咒，赢得了相对较好的执政氛围。根据美国国会与总统的关系，我们可以把美国总统的执政环境分为3种形态：一、“快脚期”，即国会两院被同一个政党控制，且与总统同属一个政党，这时总统的执政环境最好，因此在行政议程上可以快步走。二、“跛脚期”，即国会两院分属于2个政党控制，这对总统的行政议程构成钳制，总统只能谨慎小心行走。三、“捆脚期”，即国会两院被同一个政党控制，但与总统不属于一个政党，国会对总统形成强大的反制，总统在行政议程上步履艰难，如有不妥，甚至面临弹劾的危险（例如尼克松、克林顿）。

从1952年以来的现代美国总统选举政治进程来看，可以发现共和党总统是不好当的，往往难逃民主党施加的“捆脚”魔咒。具体来说，58%的共和党总统执政环境处于“捆脚期”，如果加上21%的“跛脚期”，共和党总统就有79%的时间是处于民主党国会的控制或影响下。例如，艾森豪威尔、尼克松都被“捆住”6年，老布什被“捆住”4年，福特、里根、小布什各被“捆住”2年。而特朗普打破了这个魔咒，他至少已有2年的“快脚期”，现在虽处于“跛脚期”，但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美国共和党已出现了明显的“特朗普化”，原先不被共和党精英建制派看好的特朗普，成为了共和党州长和议员赢取选票的“香饽饽”，而且2018年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州长候选人还赢得了过半数的州，这大大加强了特朗普的执政基础与施政影响力。减税法案的顺利通过与美联储10年来的首次降息，都证明了特朗普的强大执政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参见Ronald L. Tammen and Jacek Kugler, “Power Transition and China-US Conflict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 No. 1 (2006), pp. 35–55; Steve Chan, China, the U.S., Power-Transition Theory: A Critique, London: Routledge, 2008; Rosemary Foot, “Power transitions and great power management: three decades of China–Japan–US relation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0, No. 6 (2017), pp. 829-842.

2. 参见Kagan, Robert. “What China Knows That We Don’t: The Case for a New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The Weekly Standard, January 20, 1997, pp. 22-27;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9. David Shambaugh and Karl F. Inderfurth, “China and the US: To Hedge or Engage”, YaleGloabl Online, April 11, 2007, https://yaleglobal.yale.edu/content/china-and-us-hedge-or-engage (访问时间：2019年5月28日); Suisheng Zhao, “Shaping the Regional Context of China’s Rise: How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Brought Back Hedge in Its Engagement with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1, No. 75 (2012), pp. 369-389.

3. Thomas Christensen, The China Challenge: 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Power, New York: W.W. Norton, 2015, p. 1.

4. 林宏宇：“世界需要一个行稳致远的中美关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0月14日。参见http://econ.cssn.cn/jjx/jjx_qqjjzl/201810/t20181014_4703713.html

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第90页。

6. 同上，第107页。

7. 习近平在2017年12月28日会见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参见www.chinanews.com, 访问日期：2019年7月20日。

8. 林宏宇：《金砖国家概览》，时事出版社，2017年4月版，第8页。

9. 《华盛顿时报》2018年6月20日第4版，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topics/donald-trump/，访问时间：2019年7月25日。

10. 同上。

11.《纽约时报》2018年5月12日第一版。https://www.nytimes.com/2018/05/12/us/politics/，访问时间：2019年6月28日 。

12. 以上观点论述参见林宏宇：“试析特朗普‘新政’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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