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春天，当时还是《环球时报》评论编辑的笔者，受邀参加了由美国著名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Studies，CSIS)在北京发起的一场小型内部研讨会，主讲者是CSIS的国际战略学者，仅有的10多位参会者均是中国媒体人。研讨会的核心内容是听取中国媒体人对一个新词的看法，以及这个新词在媒体传播中的适用度可能性。

      或许当年对智库行业还不够了解，对类似的讨论也不太在意，印象中笔者还批判了这个词。但2008年底，奥巴马成功当选美国总统，民主党重新上台执政。希拉里被任命为国务卿后，立刻就提出了“巧实力（Smart Power）”外交的概念。我一下子反应过来，这不正是两年前那场内部研讨会讨论的新词吗？主讲者当时透露，他们从2004年开始酝酿这个词，用了两三年时间进行战略评估与传播测试。原来都是为了新一届政府外交大战略服务啊。

      这段亲历对笔者个人来讲是相当震撼的。看似一个简单的词，却蕴含着重大的对外战略意义与国家发展转型，背后还有一大批美国智库学者长达数年的琢磨、推敲、调研与评估。此间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如何在媒体中推广与传播，进而让大众舆论与国际社会更容易接受。这可以算是美国智库重视战略传播的一个典型例证。

      中国学者通常以为，美国智库的研究能力超凡，事实上，美国智库的传播能力也非常强。在大多数美国智库看来，研究能力与传播能力同等重要。正如传统基金会副总裁菲利普·特鲁拉克所说：“我们在推销思想上花的钱，绝对和研究上花的一样多。”换句话说，美国一流智库是通过“研究”与“传播”两条腿，共同服务于美国对外大战略。

      过去20多年，诸如“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金砖国家”、“G2”、“民主优越论”、“G20”等流行于国际舆论界的政治概念，都有一个共同特点：由美国智库或通过智库的路径发明，进行全球传播，引领各国思想大讨论，主导国际话语尤其是政治话语的议程设置，推动国际交往的发展进程，最终服务于美国的大战略。透过这些现象，中国人对智库的理解，恐怕还要深入到全球化传播层面上来。换句话说，大多数智库虽以“研究院”、“研究所”、“研究中心”为后缀，但智库不只是“研究”，也在做“传播”，且更多是全球化传播。

      一流美国智库“战略化传播”能力是令人惊叹的。在美国智库，大多都有副总裁级别的人物主管传播与媒体事务，将构建智库影响力与社会形象作为重头来抓。传统基金会创始人埃德温·福伊尔纳说过：“我们的职责就是影响华盛顿的公共政策共同体，尤其是国会，第二是行政部门，第三是国家新闻媒体。”这种传播首先是服从服务于国家的战略目标，即对内吸纳民意，影响舆论；对外联系各国，传播美国价值。

      更重要的是，美国智库的传播是基于“全球化参与”的偏好。美国智库在各方面研究中都倾向于注重全球视野，从全球各地招揽精英，在全球设立分支机构，协同创新的能力非常明显。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就在北京、莫斯科等地设点，在全球层面研究、设计与推动美国的全球战略，并将每一个利益链条纵深延展至全球各个角落，保持其经营能力。布鲁金斯学会、卡特中心等也在北京等世界主要城市设分支机构。

      很明显，一流的美国智库除了要吸纳高水平的研究人才之外，还要囊括高水平的政策公关精英、媒体传播人才、行政管理能人甚至还有会务高手。后者除了协助公共政策的研究与构建之外，还要广泛介入到全球事务中，如美国价值观的传播、国外精英的拉拢、国际公关联络等国家公共外交事务。这些都构成了美国智库的战略传播力量。

      中国智库要真正屹立于世界之林，须从国家战略传播的高度去经营本机构的各类事务，在国内影响舆论的走向，设置社会的理性议程，在国际则抢夺话语权，推动中华文化与思想走向世界。这至少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理念创新：

      第一，从人才方面看，中国智库必须拥有一支“一专多能”的复合型团队。换句话说，除了专业研究之外，还需要其他在社会交往、公共传播上的统合型人才。这类人才一方面负责建立所在智库与决策层、媒体舆论有效的沟通渠道，增强智库公共话语权，拓展社会服务功能，最终发挥咨政启民的作用。另一方面，还能够通过收集社会公众与中央决策的关注点，捕捉真正值得讨论与深化的议题，协助研究人员进行智库化的研究议题，最终推动研究产品的社会影响力与决策咨询力的转化。

      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为例，作为一家新建不久的智库，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一定的成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核心运营团队的履历涵盖党政机关、媒体、智库、外企、公司、银行、海归、网站、证券公司和学术单位等。实践证明，复合型的人才组成，是实现一家智库拥有出众战略传播能力的关键。

      第二，从视野上看，中国智库需要站在全球化的高度来运营。思想无国界，交流出真知。要建一流的中国智库，必须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甚至在世界各国设立分支机构，举办高端的国际学术会议或论坛，进行跨学科比较研究，获得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真实信息，推动决策咨询国际化发展，提升本国思想的国际竞争力。同时，需要建立全球化的专家学者网络和跨国团队，智库专家学者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城市、不同领域、不同学科，能从不同角度提供全方位观点，并通过研究项目来连接。通过项目的广延性，中国智库能够渐渐具有整合资源、汇聚国际智力、拓展研究领域的能力，将厚实的研究基础用于政策的改善与国家的发展。

      对于外事审批部门来讲，要推动中国智库的国际交往，就应当升级“外交无小事”的固有认识，不能在外事上抓得太紧，而是应该营造宽松的政策环境，鼓励智库就各个“小事”灵活进行国际交流，并建立中国整个外事部门与各级智库之间的广泛联络、沟通机制，形成“政府关切——智库反馈——政府再咨询——智库再深究”的良性互动机制。

      在这方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邀聘了来自14个国家的前政要、智库学者、社会活跃人士担任“外籍高级研究员”，通过讲座、研讨会、共同研究等方式进行了实质的合作，最终的目标是通过真心实意的合作，为“中国梦”的实现广交国际朋友。

      总之，目前中国广泛融入世界，逐渐升级为全球大国。中国智库要想争创一流，也应具备与其全球大国身份相匹配的运作能力。开拓国际化的视野，吸纳最优秀的人才，将智库建设纳入到国家外交大战略的体系中来运作，中国智库一定能为国家大发展添砖加瓦。（本文刊登于《对外传播》杂志2014年第二期 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