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国强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5月5日“政府管理评论”微信公众号。

【摘 要】现代智库为公共决策提供思想和行动方案，传播社会知识影响公众，引导公众舆论和社会走向，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本文围绕中国智库建设创新与治理能力提升，首先描述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智库发展的新特征，界定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内涵，进而提出智库建设在中国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最后提出提升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治理能力的建议。

 

【关 键 词】智库建设；国家治理；现代智库；特色新型智库

 

引论

     

现代智库是以服务公共事务决策、服务社会为宗旨，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地从事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机构，是决策体制的外脑和现代公共决策的重要环节。现代智库为公共决策提供思想和行动方案，传播社会知识影响公众，引导公众舆论和社会走向，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强大作用，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大国崛起、强国纵横始终伴随着智库的角色，各个智库之间在思想市场的竞争和博弈，对国际进程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现代智库已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未来智库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智力支持。

 

当前，加快智库建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智库建设工作与智库具体咨询研究工作有所不同。智库建设有许多问题需要回答，比如，如何全面深刻地理解和认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到底“特”在哪里、“新”在何处？中国智库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体制机制是什么？我国现有智库要不要转型升级，如何转型升级？智库发展的动力源在哪里？怎么才能调动和发挥好各类智库的积极性？民间智库如何建立与决策层的对话交流机制？决策者如何获得民间智库的研究成果？要不要以及如何培育智库市场？与此同时提出的问题是，如何推动政府决策的公开性或者开放性等。对于这些问题，本文围绕中国智库建设创新与治理能力提升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

 

一、中国智库发展进入新阶段

 

当前，中国智库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主要标志有两个：一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高度重视智库建设。2013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做出重要批示，对智库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新定位、新方向。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4·15”重要批示和《决定》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要求，核心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智库改革发展的总方向和总要求，是中国智库发展的新里程碑和重要标志。这标志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列入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议程，进入了顶层设计的框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大战略举措；表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国智库发展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智库发展大事记：

 

1、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表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部分。这是中共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智库”概念。

 

2、2014年3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德国时强调，在中德两国成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中，加大政府、政党、议会、智库交往。把智库建设提上了国家外交层面，“智库外交”将会成为我国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第二轨道”。

 

3、2014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在讲话中他提出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是落实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个决策部署的重要体现，希望广大专家学者不断拿出有真知灼见的成果，为中央科学决策建言献策。

 

二是我国经济社会深刻转型发展，面对更加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公共政策决策更加需要智库、更加依赖智库。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发展阶段的转变，公共政策决策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所面临的矛盾和挑战日益复杂，特别是国内经济发展爬坡过坎、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增长速度换挡期，全面深化改革处于攻坚闯关克难期，社会建设处于深层次矛盾凸显期，决策需要考虑的因素越来越多，对决策的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综合性和长期性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样，大国崛起、强国纵横始终都有智库博弈的影子，我国在世界上的崛起、决策模式也更加依赖智库，决策者需要更多的智力支持和有效的政策建议。由此可见，我国智库也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二、智库—中国国家治理中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需要，我国智库建设不断发展，各类智库不断建立，决策咨询水平不断提高，决策咨询质量明显增强，智库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出现了一批专业研究与决策咨询能力较强、影响力较大的智库。当前，我国党政军、社会科学院和民间这三类智库中，正常运行且对公共政策形成和社会公众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活跃智库大约有212家，主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城市化、生态、国际关系、党建等领域为各级党委政府决策建言献策，这些智库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

 

（一）我国已形成了一批较为活跃的智库

 

据《2013全球智库发展报告》统计，截至2013年底，全球各类比较活跃的智库有6826家，其中美国有1828家，在全球智库排名第一，我国有426家，位居全球第二，英国有268家，排名第三（见图1）。《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显示，我国党政军、社会科学院和民间三类智库比较活跃，其中60%分布在东部沿海（由于服务对象和精确范围难以确定，高校智库未包含在这个报告的统计中）。

 

（二）官方智库在决策咨询中发挥主体作用

 

我国智库按照机构属性可划分为党政军、社会科学院、高校和民间四类。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调查研究，毛主席早就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新中国成立以后，党政机关建立了政策研究机构和部门，包括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的国务院参事室。20世纪80年代初期，党中央国务院先后组建了一批智囊团，包括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这三个机构于1985年合并为“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后改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国务院直接领导下的六个政策研究咨询机构。随后，地方省委政府和中央部委相继成立了类似的经济研究中心。这些机构是中国现代意义上智库的开端，它们主要围绕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前瞻性问题以及热点、难点问题开展研究，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了许多影响重大的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意见，对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也造就了一批治国精英。如1984年9月的莫干山会议和1985年9月的巴山轮会议成果，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和启蒙了中国宏观经济管理。

 

（三）党委政府政策研究室、社会科学院和高校智库功能日益强化

 

党委政府政策研究室承担文件、文稿的起草工作，贴近决策层、实时了解决策需求的特性，积极开展决策咨询研究，挖掘和开发了智库功能。为了发挥高校基础研究实力雄厚、学科门类齐全等科研和人才资源的优势，教育部2014年2月10日发布了《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社科院系统按照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和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的要求，努力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加快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较好地发挥了社科院的智库功能。在《2013全球智库发展报告》全球智库排行榜前100名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榜上有名。

 

（四）地方党委政府在决策中重视发挥智库作用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发挥智库作用，地方党委政府亦是如此，在决策中非常重视发挥智库作用，广泛拓展决策咨询机构的种类和范围（包括地方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国内智库和国外智库），建立智库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机制。据不完全统计，近2/3的地方政府组建了专家决策咨询委员会，近年来，在自贸区建设、城乡统筹发展、农民工落户配套、产能过剩治理等方面，地方智库参与地方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的重要力量。

 

（五）民间智库有所发展，已成为我国智库的组成部分

 

民间智库自20世纪80年代就已出现，如北京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等。1986年9月成立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实质是改革和创新新型民间智库的最初尝试。20世纪90年代，所谓民间智库真正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并不多，大量的民间智库是“下海”经商的一种形式，多为商业咨询性质，如给地方政府做发展战略咨询项目。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决策咨询课题的竞投标，经常活跃着民间智库的身影。我国的民间智库，在不同时期的活跃程度不一，但真正以服务公共决策为己任的仍然比较少，还有待发展。

 

（六）传媒智库快速发展是智库创新的一大特色

 

在智库建设热潮中，涌现出了一批传媒智库，表现出了极大的活力和影响力。传媒智库是一种新型智库形态，具有很强大的生命力，将会在智库建设中起到引领和旗帜的作用。因为传媒智库与现代信息社会相结合，与智库的舆论引导功能实现了统一；传媒智库融入社会建设，能把新闻敏感性与决策咨询、深度研究，从现象到本质有机地结合。传媒智库作为一种新型智库形态，需要给予充分重视，发挥好它的作用。

 

（七）我国智库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和我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我国智库国际化趋势明显增强。我国一些主要智库明确提出开放性、国际化发展战略，加强国际智库合作交流机制建设，积极组织和参与全球性、区域性不同类型、不同专业的国际智库论坛、峰会、智库评估等活动，开展“走出去、请进来”的智库人员交流活动，开展国际智库课题合作研究，建立海外专家库，积极探索建立智库海外分支机构等，逐步扩大了我国智库的全球视野和话语权。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的联合研究《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化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得到了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支持。

 

在我国智库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智库的发展还是相对滞后的，主要表现在：我国智库发展水平和在决策咨询中发挥的作用，远未达到决策者的需要和期望；与国际一流及顶尖智库相比，我国智库在影响力、创新能力和全球视野等方面仍有较大差距，突出表现在战略性、综合性、全局性、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少、水平低；我国智库的研究内容碎片化、针对性不强、“管用”性还不够；我国还缺乏国际一流及顶尖智库，我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还比较欠缺；我国智库在公共决策中、在法律制度上还缺乏明确定位；我国智库管理还缺乏有效统筹，尤其是民间智库缺乏与政府直接交流的平台和渠道，智库机构合作与竞争程度还十分有限；我国官方智库的人才引进、激励机制、经费管理等与智库建设需要还存在脱节，公共性还有待提高。

 

三、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内涵界定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一个新概念。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制度体系建设的“特色”、“新型”基本内涵的理解和认识，事关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方向和定位。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有世界眼光、理论根基和学术自觉，既要遵循智库建设的一般规律，也要从我国实际出发，符合我国政治制度等特点，建设我国特色新型智库，其“特色”是相较于西方智库而言。

 

（一）对于智库的一般理解

 

1、智库的基本含义和特征

 

智库也称为思想库、智囊团、智囊机构等，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兴盛于20世纪中后期，如今已遍布全球，学者对其有不同定义。从词典、百科全书、智库研究专家的专著中了解智库的基本含义和特征：一是“智库是就一些国内外事务开展公共政策研究、分析、提出建议并协助决策者和公众做出明智的公共政策抉择的组织”，“应该是长期存在的实体，而不应该是临时成立的委员会或研究小组”（《2008全球智库发展报告》）；二是“独立的、无利益诉求的非营利组织”（美国政治学家安德鲁·里奇）；三是“通常独立于政府或政党”（维基百科）。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讲，智库拓展了社会多元力量参政议政的渠道，提高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在国外被称为继立法、行政、司法、媒体后的“第五种权力”。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智库的发展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开放水平、知识精英的活跃程度和一国的文化软实力。在社会效用和功能上，智库的作用是多方位的，既能提高国家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又能扩大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渠道，实现协商民主的多样化；还能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储备人才、创新思想、提供信息等，也正是基于此，智库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2、智库建设的特殊性

 

世界各国智库的建设既有共性，又有特殊性，智库的结构及发展模式均是和所在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息息相关的，并没有一定的模式。智库按照不同的属性有不同的分类，在组织属性、隶属关系、规模大小、资金来源、研究专长方面有很大差异。各国智库亦有不同特点，如美国智库强调“非营利性、独立性和非党派性”。美、德、英智库以市场运作为主，美国智库基本是民间的、非营利的、靠基金会资助的，有自己的专门研究人员。法国智库特点是民间智库影响力大于官办智库。巴西智库是通过出版物影响目标受众，并最终通过影响立法实现相关公共政策的诉求。韩国和日本主要以政府为主导，韩国在智库选题上由“国家经济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会”（NRCS）决策层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进行。日本以“官产学研”制度为核心，日本综合开发研究机构历史上曾统筹日本的主要研究机构。

 

（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特在哪里”

 

一般来讲，我国智库具有智库的共同特征：是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机构，是决策体制的外脑，是现代公共决策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公共决策提供思想和行动方案，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评估政府运作型”区别于我国智库现有之不足。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立足于中国国情，其功能定位和体系建设与西方智库相比有所不同，基本特征在于：一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符合我国共产党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制度，符合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的制度，符合合作共赢的政党制度，并不标榜“通常独立于政府或政党”。二是必须以服务决策为导向，坚持求真务实，“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将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综合性、长期性问题研究以及当前热点、难点问题研究有机结合，为党中央、国务院决策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议，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三是官方智库贴近决策层，有明显的体制优势，官方智库是新形势下，党和政府探索执政规律、完善执政方略、提高执政科学化水平的重要智力支持和主力。四是积极发挥民间智库的积极性，引导各类智库有序发展，培育客观、理性的智库群体，扶持和鼓励真正为群众利益服务的智库机构发展壮大。

 

简而言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特色”在于，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智库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多元主体共存共发展，官方智库居于重要地位，同时鼓励智库间竞争，为党、政府和社会提供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政策解读、决策方案评估等服务。

 

（三）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新在何处”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还在于要突破我国智库当前发展相对滞后的状况，从体制和机制上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和推动下，我国智库在决策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加强，为科学决策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出现了一批专业研究与决策咨询能力较强的智库机构。但也要看到，中国智库发展尚处于初期阶段，远未满足决策者的需求、达到决策者的期望，与国际一流智库，尤其是顶尖智库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突出表现在：机构数量众多但实力不强；研究资源分散、低水平重复研究现象严重；研究内容碎片化、针对性不强、“管用”性不够；对外交流不足、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欠缺。

 

从深层次看，主要存在四个问题：一是宏观制度环境不完善，智库在公共政策决策中的地位，在法律上、制度上未给予明确定位。二是智库建设缺乏统筹规划，我国智库机构体系多元，管理体制属地化、部门化，各为其主，各自作战，不可避免地造成我国各类智库机构小而多，整体实力不强。三是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不适应智库的发展需要。一些智库机构官本位现象严重，体制内智库的人才引进、激励机制以行政职务为导向，不利于引进高素质智库从业人员；财务制度上，经费来源和使用与智库活动需要脱节，智库投入相对不足。四是长期以来，数量众多的官方智库还存在着面向社会服务的公共性不足的问题。

 

智库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揭示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新在何处”的方向。智库有针对性地破旧立新，转型发展，“新型”便展现在眼前。主要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一是从智囊走向智库，在公共决策中将智库纳入其体系之中，使其成为不可缺少的一环；二是从传统智库向现代智库转型；三是从“思想库”理念走向智库规范化、法治化建设；四是从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五是从主要以经济政策研究为主的较为单一的领域转向经济、政治、社会、外交、军事全方位多领域发展；六是从单一政策研究功能向智库多功能转变；七是推动体制内和体制外共同发展；八是从一般重视向加强重视转变；九是从封闭向建设国际化智库转变，从国内研究向国际化研究、“二轨外交”转变，争夺国际话语权；十是组织形式从碎片化向智库间协同化发展转变等。

 

坚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方向，特别要处理好所谓的“独立性”问题。智库研究独立性本是一个如何提高智库决策咨询质量和水平的问题，是指智库研究必须遵循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研究成果要立场相对公允、站得住、预测得准。然而，一些讨论中所说的智库“独立性”，其含义已偏离本义，一些人提出智库要“独立”于党的领导之外，否定我国现行宪法。这里的“独立性”已变成一个伪问题，涉及智库建设的方向，这种偏离毫无疑问会损害智库的健康发展。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国际顶尖智库所称的“独立性”，也是具体研究上的独立性，而非政治上的独立性，不是“非政党化”。美国传统基金会是共和党的大本营，这些人在共和党执政时即进入白宫，卸职了就成为智库顾问。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库”布鲁金斯学会宣称，独立性是智库必须坚守的核心价值，是外界判定其能否成为高水平智库的关键所在。但布鲁金斯学会与民主党关系密切，许多重要成员是民主党人，他们为政府出谋划策、储备和提供人才。现实中，智库研究不论是涉及重大国际性议题，还是国内议题，其研究成果必然具有鲜明的国家立场和政治价值取向。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在国家主导下，实现国家、政府、社会以及智库的多元共治，而不是搞智库与国家、政府、社会的对立，更不是对抗。智库如果改变了为公共决策服务的性质，其“独立性”就没有意义。因此，谈智库独立性要把握好国家、政府、社会和智库的关系，要引导智库朝着健康方向发展，而不应抽象地强调所谓的“独立性”。

 

四、提升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治理能力的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要求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各类智库加强自身建设，是从宏观上而言的，绝非仅是智库微观组织形式的改进问题。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体现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顶层设计，需要处理好多方面的关系，包括官办性与民间性、政治性与独立性、单一性与多元性等关系。

 

（一）把公共政策咨询作为必要一环，纳入公共决策体制之中

 

“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公共决策是一门科学，随着现代决策科学性、专业性、系统性的增强，需要将“谋”与“断”分离开来，在法律上、制度上正式将智库引入公共决策过程之中，把智库作为公共决策体系必不可少的一环纳入其中，建立起科学的、制度化的公共决策体制。

 

（二）要建立专门的国家智库管理协调机构，以统筹发挥全国各类各级智库的功能和作用

 

创新智库管理方式，不仅是某一家智库的自身管理，应更重视全国智库管理方式的创新。国家智库管理统筹机构功能和定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智库的“全功能”上考虑和统筹智库建设的各项工作，包括政策研究、决策咨询、政策评估、理论引导、启迪民智、影响社会舆论、社会服务、“二轨外交”等智库功能。韩国在智库发展上把其中央各部委原23家智库全部整合起来，成立韩国“国家经济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会”，其国家主导智库的经验有可资借鉴之处。二是组建智库协调体系，建立国家智库数据库，全面了解智库机构情况、智库各类研究人员情况、各类研究人员专长和领域以及当前研究领域和课题，把各方面各类研究者、研究内容集中起来，方便调动资源、排兵布阵。三是统筹、协调、推动中国智库的研究任务、研究方向、研究选题、研究资金。统筹机构要善于出题目，以重大题目组织全国范围智库机构和人员开展智库相关工作。四是建立智库发展基金体制机制，创新专业化智库基金机构，研究购买智库服务的管理办法。五是组织开展全国各类智库评估，培育权威的智库评估体系，积极推动智库机构评估工作科学化发展，认真研究智库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决策影响力的评估标准。智库机构评估十分重要，要把智库机构评估打造成为一个指挥棒。在这一方面，德国莱布尼兹学会经验亦有可资借鉴之处。六是要全面理解智库功能和探讨发挥作用的方式，妥善处理和全面理解保密和透明性问题，打破智库工作的神秘性。

 

（三）重视和强调官方智库平台功能建设

 

传统智库的改造提升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是现有各类智库尤其是党政智库、高端智库必须全面理解特色新型智库并做好转型工作，目前许多智库和研究人员还不适应和不理解智库建设的多功能特征，有许多关系还没有理顺。二是加强现有智库组织方式、管理方式的改革，在现有的旧框架里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使命的。有些智库内部组织结构多年都未改变，为适应智库的新形势、新要求，这些机构必须加强自身转型。一方面，从人员编制上来看，官方智库不可能把天下各领域的专家全都吸纳在编制之内；另一方面，从官方智库担负的使命和职能来看，其承担着无比纷繁的政策咨询、解读、评估任务。官方智库面对需求和供给这一对矛盾，再多的编制也无法完成当代这些需求。因此，官方智库在组织形式上，必须办成“小实体、大网络”，既要做好自身的研究，更要做好组织社会力量研究，办成集聚各种政策研究力量的平台，吸收社会各界有关政策的研究成果，集中天下智慧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

 

为此，一是要把组织协调社会力量参与政策研究列为官方智库的一项重要职能和职责。吸纳社会智慧进行决策，官方智库发挥组织协调功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组织形式上，官方智库可与各部门、各地区、各行业、各领域合作，主导共建合作研究，此举属合作共赢，以此解决各自不足，如“通天渠道”问题、人力资源不足问题。二是需要处理好开放与保密的关系，过度保密就会限于封闭，外部不知晓研究议题、研究观点，便无从参与和评判。要努力去掉官方智库的“神秘光环”，多一些透明性，此举有益无害，还可在此过程中广泛动员群众、消弭冲突。三是搞好组织协调平台，必须建立长效机制，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包括建立动态简报制度，建立评优激励奖励荣誉制度、必要的经费赞助和购买服务制度、政策研究咨询竞争制度等。

 

（四）强化党委政府政策研究室、社科院和高校政策咨询功能，扩大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队伍

 

一是目前党委政府大多建立了政策研究室性质的机构，在机构职能配置和机构分工上，大多承担文件、文稿起草工作，主要居于参谋助手的地位，不具有智库功能。当前，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新形势下，有必要加强、改进和完善、提高这些机构的职能，强化其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功能，甚至有必要从组织机构建设上对其予以保障。二是在智库发展新阶段，全国高校（包括党校在内）以协同创新为抓手，加强高校新型智库建设，要从体制上、机制上搞好高校教学科研与智库建设的关系，发挥其智库功能。三是社科院机构以繁荣社会科学为己任，以学术研究、基础研究为主，虽然智库研究与一般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有别，但通过加强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研究问题，以影响决策为目标，一定能探索出社科院机构智库建设的路径。

 

（五）大力鼓励和支持民间智库健康发展

 

我国民间智库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它的发展将使公共政策决策在更大程度上获得更广泛的智慧。要采取措施引导各类智库加强自身建设的批示意见，其中应该包括打造一批有公信力和影响力的民间智库在内。为此，要为民间智库发展提供相关环境，提倡与官办智库形成竞争，进而在竞争中提高我国智库的整体水平。要努力建立民间智库成果向决策者提交和交流的畅通渠道，建立它们参与政府决策和研究成果采纳的常规机制；打造民间智库获得政府信息、数据和研究课题的公平机会，政府研究项目可让民间智库参与竞争，靠项目竞争获得经费；对于民间智库要明确其按非营利性组织定位，不按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注册，在财税政策上给予支持。

 

（六）建立全国性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协会或者联盟等平台组织

 

赋予该平台组织如下主要功能：一是作为沟通智库与决策者的渠道和平台，尤其是民间智库机构与党和政府决策者的桥梁，汇集各类智库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及时畅通地提交到公共政策决策者手中，不断加大对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的传播力度，促使公共政策决策者必须制度化地为其提交决策咨询成果提供渠道。二是成为所有智库开展国内外交流和合作的平台，为国内外智库交流提供服务，积极参与国际智库对话，扩大中国智库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三是建立全国性智库评估体制，制定科学的评估标准和完善的评估程序，对智库运行开展评估，建立智库的公共竞争机制。尤其资金来源于国家的智库机构，必须接受评估和监督，促进国内智库发展，推动和增强智库间的竞争性，提升智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加强智库联盟和市县智库建设，对媒体智库给予大力支持，决策者必须重视应用智库和出好题目，才能发挥好智库咨政辅民的功能，二者相辅相成。要认真考虑智库的联盟问题、智库的组织协同的形式问题。联盟把各类智库组织起来，联盟可以有不同层级，可以是市级的、省级的，甚至是中央级的。要重视市县智库建设，以往市县都只负责执行，其实，地方智库建设非常重要。

 

（七）创新智库管理体制机制，促进和提高智库现代化水平和能力

 

一是借鉴现代专业智库的经验，建立智库与决策、行政部门之间交流机制。二是建立科学的选题机制、科研组织和管理制度，形成适应决策需求的专业能力，探索解决国内智库资源分散、低水平重复研究等问题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三是建立智库人员流动制度，推动和加强官方智库人员的流动性，不断把有思想活力、有实践经验、有政策研究能力的专业人士，根据需要吸纳到智库队伍中来，重视跨学科或复合型人才，改专家一元导向为多元结构导向。四是建立国际交流合作体系，加强智库国际交往，解决当前智库单一的国内问题研究状况，要参与到重大国际问题研究中去。五是建立有利于保持智库独立性的资助政策。智库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智库独立性与经费关系密切。智库经费来源不同，对于独立性具有较大影响，往往拿了谁的钱就会替谁说话。因此，要支持智库发展和保持研究的独立性，需要建立国内相关的智库发展基金，包括各种支持智库研究的私营基金和信托基金，以对智库研究项目和计划给予支持，在财税政策上，对捐赠智库的资金给予税收减免优惠支持。

 

（八）重视推动智库研究成果的公共传播

 

随着互联网时代和公民社会的快速发展，民意能极大地影响以至于决定和改变政府决策的内容和方式。智库的贡献不仅是为政府直接出谋划策，重要的还在于向社会和政府贡献思想，从思想上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这不是一种直接的政策干预，但是对于提升政策讨论质量具有深远意义。因此，智库要加强与公众的沟通，要有能力影响和教育公众，随着我国智库的快速发展，这在我国也应是智库参与决策的一种形式，是智库竞争的重要内容。

 

（九）注重培育和建设综合性智库和世界一流智库

 

我国智库发展进入新阶段，必须培育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大型综合性、职业性智库，这类智库的研究领域绝不仅限于单一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以及我国在世界上的崛起，必将对智库产生更大的需求，我国必须着力于培育和建设若干世界一流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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