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本文刊于2016年第1期创刊号《智库理论与实践》。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做出重要批示，将智库发展视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这是迄今为止中央最高领导专门就智库建设做出的最为明确、内涵最为丰富的一次重要批示，也是继 十八大报告里明确提出“发挥思想库作用”后中央对智库建设更深层次的阐释和表态。2015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概念确定与功能描述进一步做了详细的阐述 与规划，将智库的作用与重要性提到了空前的高 度，也将新型智库建设正式定格在国家决策层的执行方案上。 一年来，中国智库发展步伐明显加快，逐渐呈现了产业化的趋势：智库数量越来越多，传统 智库的内部改革不断加强，一些智库的经费支撑 实现良性运作，这些积极迹象值得肯定。但另一方面，许多人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理解还不够完整。相比中国遍及全球的国家影响力，中国智库发展严重滞后，远未形成与国家发展相匹配的决策咨询力和国际影响力。近年来，笔者曾走访 了欧美国家100多家智库与机构，结合日常的智库运营经验，谈谈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切身感受，或许会有助于中央、地方、社会以及知识界推进智库的下一步发展。 

　　1  中国智库 “ 热 ” 到来了吗？

　　《意见》明确定义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即“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这里的关键词在于，“研究对象”“服务主体”与“非营利性”。 目前舆论所谓的“智库热”部分是指，自 2013 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做出重要批示以来，中国智库界发生的诸多明显变化，如一批官方智库推出改革方案，新智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但担心“智库热”的文章所批判的对象，更多指的是对目前以“智库” 之名出现的一些社会躁动性的“智库”变异体。类似躁动主要可分为三类：

　　躁动一：商业化。笔者不只一次看到某猎头公司、咨询机构在自我宣传时都标榜自己是“著名智库”。这是对“智库”名称的盗用。商业咨询机构的研究对象五花八门，服务主体千奇百怪，且必须以营利为主要手段，这与智库“服务于党和政府”“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和“非营利”等三个较为严格和明确的属 性明显不符。这些商业公司以“智库”标榜，可能源于对“智库”的理解不足，也可能是“智库” 这个词看上去“高大上”。对此，目前还无法用政策、法律的手段进行制止，但可以通过舆论的正本清源，最终达到社会对“智库”的集体共识。 在美国，麦肯锡是咨询公司，兰德公司是智库，其 属性差异相当清晰。 

　　躁动二：泛化。一些传统的学术机构担心自 己被政策冷落，纷纷进行“智库”转型，有的甚至是研究历史、考古和纯理论的学术机构。类似这样的泛化趋势，凸显了传统学者对现实关怀与 研究转型的努力。然而，学术需要坐冷板凳，需 要有更多基础性的奠基与材料储备。比如，丝绸之路的研究，一方面涉及各国历史研究、敦煌学、少 数民族学、小语种研究，另一方面涉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政策走向跟踪、对中国影响的评估研 究。前者的研究相对冷门，需要长期积累，与目前国家“一带一路”的政策相关性较远，不必赶时髦，但许多研究结论往往能够给予后者的研究 所不可或缺的启发和铺垫，此时，“学术”与“智 库”就应有分工。 

　　躁动三：娱乐化。笔者曾见过个别民间学者以“大师”自居，有的还装出高冷和深不可测的样子，对外半遮半掩地宣称与某某高层很熟，为其高参云云；有的则以写畅销书、媒体曝光为主 要目标，语不惊人死不休，常以国家危机、某国阴谋等关键词抓人眼球，也会自诩“智库”。两 者的研究工作未必没有价值，但这两类研究工作 娱乐性较强，容易被视为“研究型艺人”。 

　　类似这样的“智库热”未必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完全有害，更不能构成对目前《意 见》内容的批判理由。当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民企的发展多少有一些相似，当年“傻子公司”“皮包公司”“倒爷” 比比皆是，但那是社会发展的支流。历史大潮，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民企在后来30多年的壮大，证 明了当年国家大力发展民企政策的正确性。《意见》 以“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软实力”等三大战略高 度谈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意义，中国智库 的蓬勃发展是必然趋势。至于目前的一些以“智库”之名的社会躁动，不妨“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吧。

　　 2  中美智库的差距有多大？ 

　　中国古代早有“门客”“军师”“师爷”“幕僚”“谋 士”等与智库相似的职业，但现代智库在中国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1977 年中国社会科学 院成立，1981 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成立，目前 中国两家最大智库的创建史，相当程度上反映了 中国政府决策机制改革的进程。但两家均属于行 政编制内的机构，很难摆脱“官方”印迹，“谋” 与“断”之间未能分离，即参谋体系与决策体系之间未能相对独立，这为民间智库的萌生与发展 提供了政治与历史土壤。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中国社会的“下 海潮”，一批官员和学者毅然走出体制，创办了依靠市场、专注于政策分析和企业咨询的民间智 库，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天则经 济研究所、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等等。 据报道，当时中国智库一度达到2500多家。然而， 由 于苏东剧变对中国持续产生的意识形态压力以及 商业运作模式的不成熟，不少民间智库被注销或夭折，有的则转为商业咨询公司。整体上看，第一代中国智库以官方智库为绝对重心，民间对决策咨询的参与度相当低。 

　　北京奥运后，行政体制改革加快，第二代中 国智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有的效仿国外智库模式，邀请了大量政府前高官为智库管理者，如 成立于 2009 年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有的 靠民营慈善基金投资，如成立于2011 年的新华 都研究院；有的则依赖各地政府或企业，专为地 方决策服务；有的则依托著名高校、知名媒体。 人大重阳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由中国人民大学与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2013 年初联合创办的现代化智库，并取得了显著进展。 第二代中国智库，相较于第一代，呈现了许多新特征：机制相对灵活，不再寻求行政编制；经 费预算大多源于社会捐赠，而非行政拨款；观点与立场更加多元，有的干脆以社会批判为己任，等 等。但第二代中国智库与美国的差距仍然较大。 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

　　 一是产业规模。美国智库大约发端于一战以 后。“智库 (think tank)”这个词组就是起源于一 战中用于大规模使用的“坦克(tank)”，即思想也有像坦克那样的威力。布鲁金斯学会等著名智库均有近百年的历史。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智库已达近2000 家、年均预算达到数百亿美 元、从业人员超过十万的产业规模 [1]。而现代智库在中国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横向比较，中美智库发展阶段大体仍有30-50年的差距，差距的背后是国家与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从这点看，中国智库从业人员还需要兢兢业业、奋勇向前。 

　　二是运营机制。发端于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 智库的发展与壮大，伴随的是美国民主化进程、美 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变迁以及美国在整个国际社 会的崛起进程。尤其是二战前后，美国抓住历史机遇，一跃超过诸多强国，在整个国际体系中一枝独秀，智库在背后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冷战时，美国智库的作用同样明显。美国智库的大崛起，伴随着智库与政府、与媒体、与社会关系的磨合，以及智库内部运行机制(包括筹款、人员管理、项目运营等)的完善和思想市场体制的形成。 相比之下，中国智库业确实还处在初级阶段，且 远远落后于国家发展。不少中国智库还不知道怎样与决策部门沟通共处，一些中国民间智库的生存还存在严重问题，很多中国智库的激励制度还 没有建立，智库在中国整个社会的运营体系中还 处于相对边缘化的位置。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智库仍然需要虚心向美国求教运营之道，借鉴相关 成功经验，并将之与中国本土实际结合起来。 

　　三是机构影响。笔者曾在《“伐谋”，智库必 须有的对外功能》[2] 一文中论述过美国智库是如 何做到对外传播与营造影响力的。换句话说，智库就像是“思想工厂”，影响力与对外传播就像是产品的销售能力。中国智库目前最缺的，还不只是产品质量，更是产品的营销。与美国智库比较，中国智库的研究能力差距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大，中国智库最优秀学者完全有实力PK美国最优秀的智库学者。两国真正的差距在于对智库思想 的整体营销力，包括项目设计、调研、撰写、评 估、报送、传播、社会文化、政治结构等各个环节。 中美智库差距很像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的差距，不 在于单个演员的实力，而在于产业链各个环节的 不足进而导致整体产业的落后。

　　 3  如何看最流行的宾州《全球智库报告》

　　2015年1月22日，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在 全球55个城市同时发布了《全球智库报告2014》 [3]。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球智库排行发布会，有7家中国智库入围了49个分项表单中最 重要的“全球智库150强榜单”。这是该大学第9 次公布这个全球榜单。

　　 中国一些学者对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 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主导的《全球智库报告》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整体来说，无论是否获得中国学术界的集体认可，该报告对中国都有相当 重要意义：它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重视，渐渐触动了中国智库业的同行，进而起到了提升智库这个新兴产业在整个中国社会中的地位的作用。有业内学者曾评价：如果不是这个报告，以及报告内中国智库的排位远远滞后的缘故，智库业也许受重视的程度不会像现在这么早。 

　　该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麦甘博士曾在2014年 秋季再次到中国调研。他谈道，该报告是希望“依据一些具体的指标，由来自各个国家的专家对智 库进行更权威更客观的综合评定”，希望能够得 到越来越多的实地数据。从2007年开始，麦甘博 士开始推出这项工作，最初只能请到千余名专家 参与全球智库的提名，再根据科学系统的标准以及相对客观公正的研究方法，最终形成评定结果。 

　　他透露，自己走遍了全球所有大国，到访了几乎所有的重要智库进行调研，历经8年沉淀，获得了全球3572位各界专家学者的鼎力支持，以及 1950 位专家学者的建议。统计的范本越大，误差越小。这也是该报告被称为是“反映全球智库表 现和综合影响力的国际第一风向标”的重要原因。 

　　报告共有172页，有49个分项表单，内容相当丰富。其中的三点作用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它描述了全球智库的基本状况。报告显示，目前全球共有6681 家智库，其中，美国1830家，中国429家，英国287家，是世界智库数量最大的三大国家。美国作为传统的智库强国，共有6家入选全球十大智库，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分列全球最好智库前三名。报告对目前智库发展趋势及智库运作存在的问题都有所涉及。 比如，报告认为，目前智库的主要发展趋势是全球化和民主化，影响智库的国际力量在不断增强。 此外，对互联网背景下独立信息和分析的需求、大数据的发展，报告也有提及。这些都是全球智库 产业发展面临的全新问题。 

　　第二，它陈列出中国智库的相对差距。在最重要的“全球智库150强榜单”中，有7家中国智库入围，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中国智库最高排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仅列第27 位。在各项领域排名，如最佳管理智库、最佳会议智库、最佳国内经济研究智库、最佳国防安全研究智库等数十项排名中，中国智库均没有位居前列的。由此可见，虽然中国已是数量位列第二的智库大国，但仍然不是智库强国。 

　　第三，它规范着智库的行业标准。该报告采取的衡量标准，不再局限在学术界核心期刊等标准，而是采用了行业影响力，附之以国际传播、媒体影响和社会认同等方式，突出了智库行业面向 社会、面向现实的功能特性。该报告发布后的几 年，上海社科院、零点国际发展研究院、中国网 以及目前仍然在设计智库排名的几家研究机构，都 是在该报告基础上进行改良。从这个意义上看，该 智库报告类似于全球智库“大纲”级的标准制定者。 正如企业界流传很广的那句“一流企业定标准，二 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造产品”，真正要主宰 一个领域，必须往“定标准”的高度上发展。正因为此，这份报告体现出在全球55个城市同时发 布的号召力。 

　　尽管少数学者不屑排名类的研究，但不得不承认，获得广泛认可的“排名”，背后蕴藏着对排名对象的评价权。目前最热衷于排名的，仍然 是欧美国家的媒体或相关智库机构。每种排名的 发布，都是对现实状况的一种价值认定。这背后蕴藏着欧美机构的话语权，代表着欧美国家的某 种思想软实力。因此，对于中国智库来说，首先 不是以排斥的眼光看待仍然不够完美的《全球智 库报告》，而应从思想竞争、软实力博弈的角度 去学习其中的长处。 

　　在笔者看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球 智库报告》拥有的全球视野与号召力，是目前中国智库所极度缺乏的。中国的智库以及各类研究机构、媒体目前还没有一家有能力像欧美国家许多机构那样，常推出“全球城市安全排名”“全球各国清廉指数”等排行榜，以线性逻辑的方式，定义各类对象的好坏、优劣、等级，进而传播其背后所体现的文化价值。这其中的方法论暂且不说，关键在于，全球性的报告立足于全球，具有国际影响力。从这点看，不只是《全球智库报告》，中国智库在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民族、军事等各个领域，或许都应发布更多具有全球话语权、评价权的行业报告。 

　　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麦甘博 士的《全球智库报告》敢为人先，且持续性跟踪 研究，囊括越来越多的全球学者与他一起努力，最终获得了相当大范围的支持。这需要有毅力与韧劲。相比之下，中国智库的一些年度报告，缺乏足够统一的研究标准，缺乏持续的坚持努力，这 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除此之外，《全球智库报告》体现出的同行业者的国际干预力与号召力，也值得中国智库关注。目前，《全球智库报告》所体现的国际影响力，就 像全球金融信用评价体系、经济衡量指数均掌握 在欧美国家手里一样，“一本万利”式地决定着全球智库的排位，折射了美国研究界的软实力。

　　４ 中国智库发展的几点不足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智库正迎来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机遇，但也面临着巨大挑战，且存在着不少发展缺失与认识不足。 

　　从属性定位上看，智库对咨询公司、学术机构与自身的概念差异仍然认识不清。咨询公司受雇于委任方，绝对为后者效力，运作模式完全商业化，而智库则应是社会公器，为决策者提供咨询，但未必与决策者想要的结果一致；学术机构注重学理创新，偏于基础研究，而智库注重政策研判，长于应用研究。在中国，名称带“研究” 字样如“研究院”“研究中心”等至少有20万家 以上，大多属于由财政拨款、有人事编制、以学 术特质运营的学术研究机构，但智库本质上是“思想工厂”，需要有基于现实议题的思想生产、组装、销售与反馈的复合功能以及相关架构。在这个架构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增加政策研究的 活力，显得非常重要。在思想生产机制相对发达 的国家，“为了商业”“为了学术”与“为了政策” 是咨询公司、学术机构、现代智库相对清晰的三类功能，切不可混为一谈。

　　从价值立场上看，智库对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国家忠诚度仍然不够。国内研究通常认为，智库必须独立。这有一定道理。但一些人将“独 立”引申为，智库必须批判，甚至反对目前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当下政府。那就误解了“智库” 本意。欧美智库提倡的“独立性”，指的是基本立场相对于民主党或共和党的“独立”，学理逻辑与论证的客观，以及他们在出台政策报告过程中保持 一定的独到观点。欧美智库不会刻意与政府保持 距离，反而时刻展示自己与政府具有如何紧密的关系，甚至“炫耀”其成员通过“旋转门”进入或来自 政府，有的资金大量来自政府，如知名美国智库战略 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 2012年度预算中21%来自政府。实际上，美国智库的研究产品最终指向是希望 影响政府与改变政策。可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既要防止“独立性”的误解而出现与政府“对立化” 趋势，也要避免仅为政策出台做注脚的“迎合化” 倾向。 

　　从跨国互动上看，智库国际化的进程还远远不够，无法为中国参与更多的全球事务提供足够 的思想支撑。中国智库尚未形成走出国门的全球组织力，对各国情况的了解相当有限，对一些中等强国的了解与跟踪严重稀缺，如对乌克兰、土耳其、尼日利亚、委内瑞拉等区域大国的把握相当不足，以致于中国对上述国家变局的把握与政策应对常常显得捉襟见肘；中国智库也还没形成主导他国的国际感召力，缺乏构建全球对话领衔平台的必要实力。当下全球最著名的论坛，如达沃斯论坛、香格里拉论坛、全球财富论坛等，背 后都是美欧一流智库和相关机构在主导；中国智库尚未形成干预全球的话语塑造力，无法主动构建国际主流舆论与设置重大国际议程，还无法创造出令各国争相讨论的重大战略名词或学术理念。 欧美一流智库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抛出一些新 词汇或新议题，诸如“历史终结”“金砖国家”“利 益攸关方”“G2”“巧实力”“财政悬崖”“笨猪五 国”“中国威胁论”等，中国智库往往只能跟随讨论，或被动反驳，穷于应付。 

　　从人员培养上看，中国智库尚未形成完整的人才培养土壤，既未能为政府孕育足够多的后备精英，也没有形成对国际组织的人才输送力。相 比之下，欧美国家智库的荐才聚贤即“旋转门” 机制已相当成熟，欧美国家多数资深智库学者都有政府高官的经历，深谙决策进程与政治规则，相比之下，中国智库学者的履历往往逊色很多。更重要的是，欧美国家还善于往重要国际组织输送人才，欧美人目前仍然是主要国际组织领导人的绝对垄断者，且那些欧美精英几乎都有在一流智库或相关机构工作学习经历，出任要职后仍与曾 工作的智库之间有良好互动，相互烘托。这些都是欧美国家依然主导国际体系运行的重要原因。

　　 5  何为新型智库？

　　强国须强智，现代大国的崛起需要大智库引航。20 世纪美国崛起的进程，基本与美国智库的发展同步。政治制度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智库的 发展必须贴近本国国情发展，避免美国智库当下广为诟病的政治游说化、极端立场化等倾向，但美国智库的一些成功经验，可供中国借鉴。笔者用“咨政”“启民”“伐谋”“孕才”四词来概括中 国特色新型智库具备的功能。 咨政。利益分化严重时期，任何政策的出台都显得异常艰难，稍有不慎，就会广受争议。因此，新型智库与国家决策者之间关系，不能只是简单的咨询与顾问，而应存在复杂的互动。好的新型智库，需要充分介入政策制定的前端程序（如调研、意见征 集、方案设计等）、中期建言（通过内参、研究报 告等形式设计政策框架）、后期完善（包括评估、完善及应对社会舆论）等所有过程。智库介入像是打 “决策实验室”，以专业、客观和独立的方式，帮助决策者对政策进行充分的论证与评估，进而体现政治决策机制的公开化、社会化、民主化和科学化。 启民。在诉求多元化的舆论环境下，新型智库在中国功能定位不能只满足于内部建言，而应起 到政府决策层与社会舆论之间矛盾化解与协商沟通 渠道的作用。智库学者应善于以通俗易懂的文字语 言，贴近大众的沟通技巧，通过出版论著、发表评论、接受采访等各种方式，对社会公众进行政策的解读、普及，也可以从社会公众的角度向决策者反映下一步诉求。从这个角度讲，智库学者应被视 为“责任学者”“建言学者”，不应采用情绪化的批判或者毫无调查根据的妄言，而需要以责任感与使命感，将最中肯的见解传递给大众与决策者，为培养社会理性与思想解放做出贡献。 

　　伐谋。《孙子兵法·谋攻篇》言：“上兵伐谋，其 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国际竞争日益 激烈，一流智库既要从事社会政策研究，还应广 泛介入到全球事务中，如价值传播、结交国外精 英等，在全球层面研究、设计与推动本国对外战 略，将本国利益链条纵深延展至全球各个角落。 美国智库大多具有强大的战略传播能力，服务于 国家的战略目标，对内影响决策与舆论，对外传播美国价值。中国智库要屹立于世界之林，也须 多通过举办高端的国际论坛，发布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研究报告，抢夺国际话语权，提升本国思想 的国际干预力，推动中华文化与思想走向世界。 

　　孕才。学校“育人”，智库“孕才”。中国 特色新型智库不能重复过去将退休干部或边缘化官 员安置到研究部门的惯性，相反，应当担负起培训 各级政府官员和国企高管的重任。广为人知的美国“旋转门”机制，不只是简单的因党派执政更迭而产生智库与政府之间的职位互换，更重要的是，智库工作往往会促进人才的全面社会交往与思考能力 的提升，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大量的高端人才储备以 及政府职位的选择空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 出“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由此，可以适当鼓励和安排干部到智库 工作，或从智库挑选精英。毕竟，智库是非常好的 才干再锻炼、知识再充电、社会再接触的“人才储备库”，理应为现代治理体系的良性运作培养足够 多的后备精英。

　　6  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改革建议

　　从发达国家经验看，智库已是现代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在美国，智库被称为政府、国会、法院、媒体之后的“第五权”。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除了提升自身的政策研究能力之外，更要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全球思想竞争的高度，在谋断互动机制、思想市场机制、人事拓展机制、融资运营机制与全球传播机制等五方面，深化改革现行智库运作模式。 

　　谋断互动机制的改革。政府部门虽频繁出公示、听证会或征求意见稿等办法，但决策体 系(“断”)仍相对封闭，不足以最大范围内吸收 社会最优秀、最睿智、最出彩的思想与策略建议 （“谋”），更难以打造出某种开放式的智库文化。 所谓的“开放式智库文化”，就是以互联网思维 构建政策开放讨论和决策制定社会化的网络，促 进决策者、研究者和公众多方频繁而有效的积极 互动，强化一流智库在公共政策制定层面的角色，尤其是获得有智之士主动性、先见性的智 力支持。 

　　思想市场机制的改革。当前，政府与智库地位是不对等的。面对决策者，智库对自身的思 想贡献与工作价值几乎没有议价能力。新型智 的建设，必须打造良性运行的思想市场，发挥市 场在思想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为有价值的究报告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研究经费，进而全与此相关的激励机制，否则，很难吸引到最优 秀研究者为国家效力。思想市场机制的改革，验决策者的气度与勇气。建议主动积极抬升智库的权威，参照欧美领导人的经验多到智库走，在中国智库的大背板下发表各类重要演讲，国际媒体的曝光率，提升中国智库的社会地位与 国际地位。 人事拓展机制的改革。新型智库需要打造国式“旋转门”，不拘一格在智库平台上培养运用人才。智库可定期选派一些学者到各级挂职锻炼，选拔一些官员重回各类智库锻造。期下来，智库与政府之间的相互沟通与理解将大 大加强，学有所用的智库学者与有思想底蕴的员将大量应运而生。与此同时，智库需要充分运 用退休却仍精力充沛的老干部。在目前的退休事机制中，中国完全能涌现大量像美国前国务卿 基辛格那样年愈90岁仍能为国家利益鞠躬尽瘁的 优秀智库人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拥有关系、品牌打造、报告写作等多种能力与经验，需要构建老、中、青综合型的人才队伍，以及一整 套激励、淘汰、考核、规划、管理等内部机制。 

　　融资运营机制的改革。美国智库大多具有复合化融资能力。虽然智库是非营利组织，但像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等老牌智 库，都拥有庞大的“金融蓄水池”，通过金融运 作进行保值、增值，保证智库成为“百年老店”。 类似融资能力是中国目前靠行政拨款的官办智 库、经费捉襟见肘的民间智库所望尘莫及的。因 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也必须建立中国式“金融 蓄水池”。仅靠行政拨款的方式不能全面推动和 衡量智库知识生产的有效性与真实水准。研究任 务和经费预算的市场化转型、为有志于投入智库 建设的基金给予政策扶植与鼓励，将大大激发新 型智库的活力和公信力，并有助于塑造智库生产 者的高效、务实与责任。 

　　全球传播机制的改革。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开拓国际化的视野，将智库建设纳入国家外交大战略的体系中来运作。从智库的国际交往看，应营造宽松的政策环境，鼓励智库灵活进行国际交 流，建立中国外事部门与各级智库之间的广泛联络和沟通机制。还可以利用中国先进智库培训国 外官员等方式，促进国家外交大战略的实施与推 广，广交国际朋友。新型智库可以加大与欧美著 名高校及相关机构合作，设立欧美分部，在思想 领域上广泛与当地交流，与此同时，主导欧美智 库界对华研究议程，购买当地最上乘、最助于中 国发展的思想产品，并向当地推广本国的理念与 思想。 

　　总之，我国正处于经济持续增长的转型期与 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智库业大有可为，智库发展的春天刚开始。“一年之计在于春”，决策者、社会与智库紧密配合，把握历史机遇，推进各项 库机制改革，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一定能成为推动 国家崛起的关键力量。

　　参考文献 :

　　[1] 王文 . 中美智库比较：差距？差异？[J]. 对外传播 , 2014 (11): 37-38.

　　[2] 王文. “伐谋”，智库必须有的对外功能[J]. 对外传播, 2014 (9): 36-37.

　　[3] James G. McGann. 2014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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