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智库仍然是新生事物，智库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历史不算长，频率也不算高。横向比较，智库的跨国交流不会像官方外交那样机制化、高层化，不会像媒体报道那样日常化、大众化，也不会像大学合作那样学术化、理论化。然而，单纯从思想沟通的角度看，尤其是在一些有针对性的现实问题上，智库却是中外思想磨合最好的润滑剂。相比官方辞令与外交沟通，跨国智库交流更方便，更能去敏感化。在智库交流中，参与者可以完全放下不必要的政治顾虑，非常放松、丰富、充足地阐述各方立场与观点。

      2014年2月2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RDCY）、英国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OMFIF）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等三家智库联合撰写的《中国资本账户自由化：来自外国经验的比较分析》研究报告在京发布。这是国内首次由中外智库共同撰写的关于资本账户自由化的研究成果。国内数十家媒体报道了这份报告，不少金融决策者也关注到该报告。

      资本账户自由化的研究相当敏感，涉及民众与投资机构的切身利益。作为主要组织方，笔者在半年多的准备时间里，体会到了中外智库合作的诸多难处，尤其是在思想磨合上，需要克服的问题相当多。幸好，从效果上看，这份报告应该算是成功的。因此，笔者希望能趁热打铁，把一些心得写下来与读者分享。

      为什么跨国智库交流很有必要

      在中国，智库仍然是新生事物，智库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历史不算长，频率也不算高。横向比较，智库的跨国交流不会像官方外交那样机制化、高层化，不会像媒体报道那样日常化、大众化，也不会像大学合作那样学术化、理论化。然而，单纯从思想沟通的角度看，尤其是在一些有针对性的现实问题上，智库却是中外思想磨合最好的润滑剂。

      相比官方辞令与外交沟通，跨国智库交流更方便，更能去敏感化。在智库交流中，参与者可以完全放下不必要的政治顾虑，非常放松、丰富、充足地阐述各方立场与观点。这种智库交流有一些观点可能会有偏差，但是会成为对方思考中国、提供切实客观对华政策智库方案的重要参考，为防范战略误判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相比媒体报道与舆论论战，跨国智库交流更严谨，更能聚焦问题。在智库交流中，参与者可以不必考虑博人眼球、民众接受度等因素，非常专业、厚重、富有耐心地交换各自的看法。这种智库交流对于深入了解中国具体议题，尤其是专业性、行业性很强的问题更具有积极作用。

      相比大学交流与学术切磋，跨国智库交流更务实，更能关注现实。在智库交流中，参与者可以抛开理论束缚与学术窠臼，细致、全面、综合地阐述本方就某个特定议题的思考或顾虑。这种智库交流对思想的跨国传播，尤其是在对方国决策层、精英层的传播极有帮助。

      可惜的是，目前跨国智库交流与合作仍有待加强。以某国内排名相当靠前的大智库为例，据公开资料显示，2013年上半年立项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仅8个，主办或参与主办的涉外会议12个，向国外知名智库派出研修人员仅４名，这个数量对于该拥有数十个下属研究机构、上千雇员的智库而言，数量实在是太小，质量也不太高。

      更令人担忧的是，长期以来，不多的中国智库与国际智库研究合作进程中，中方很容易处在被动、受牵引的地位，很难在研究方法、结果与进程上占有主导权，这使得中国思想的对外传播大大受到限制，有时还遏制、削弱了本应该不断提升的中国软实力。从这些方面看，如何提升跨国智库合作与交流的数量和质量，是中国智库未来发展的重要议题。

      为何中国智库怕跨国交流

      据笔者观察，在中国，国际研究领域（包括外交、世界经济、国际金融等）的学者对中外智库交流最为热衷。这首先是出于研究本身的需要，也因为这批学者大多英语水平高，不少还是“海归”，与海外智库学者的交流自然很多。然而，其他领域的学者，如偏重于国内社会、政治、经济、区域问题等智库交流就少很多，人文科学方面的交流量就更缺少了，在中西部地区的研究机构，类似国际交流更是稀缺。

      除了研究领域差异造成的国际交流偏好下降，语言能力不足以支撑国际交流之外，笔者认为，还存在其他一些值得扭转的智库研究倾向。

      第一，国内议题研究不应闭门造车，而应开门做研究。

      一些善于研究国内议题的智库学者以为，老外不可能了解中国，尤其是目前中国发展日益复杂，问老外是没有用的。笔者亲历一位农村研究的智库学者曾在主题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国际研讨会上，对一位欧洲学者的观点嗤之以鼻，认为对方讲的根本就是皮毛。

      事实上，且不说对方讲得对不对，即使是错误或不完整，那不更显得跨国智库交流的重要性吗？目前世界关注中国的热情与日俱增，国内议题研究的智库学者，更应抓住机会，敢于走出去，也善于请进来，把中国国内政治的客观进程、国内经济的事实情况、国内社会的复杂博弈等向海外解释与传授，这样将大大提升国外智库对中国事实情况的掌握，摆脱旧有的西方理论套路来看中国。换句话说，过去中国学者当惯了发达国家的好学生，现在也要学着当好老师。对此，智库学者责无旁贷。

      第二，国内议题研究不应自说自话，而需要国际话语。

      跨国智库合作想要在一些敏感问题上达成共识，至少实现理解双方难处，了解双方观点的程度，通常会受到智库天生具有的意识形态、价值偏好以及国别立场等因素的阻碍。

      以2月份笔者所在单位与英国智库合作的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研究为例，国外的视角通常是处于批判与消极评价的态度，认为中国偏于保守，开放进程太慢，但事实是，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一直都处于循序渐进中，既要不断提升金融效率，又要确保金融稳定，推动中国拥有抵御金融危机的应对能力。这高度考验中国金融决策者的把控力，也是国际上许多大国在开放进程中所不具有的。要把这层意思说清楚，且能让对方听懂，最好还能接受，进而使报告达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结论，就需要充分沟通、交流和解释，且要用国际话语的逻辑。这正是跨国智库合作的重大意义所在。

      第三，国内议题研究不应只靠国人，而应有包容之心态。

      笔者常去上海浦东陆家嘴、北京金融街，常会感慨：为何旨在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中国两大金融重心，外国人的比率却那么少？且不比纽约华尔街、伦敦金融城，就是比起香港、新加坡，国际化程度也还是差很远。智库领域也是如此。
美国智库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能吸纳各国人才来研究各国。比如，在美国，研究中国政治，不少美籍华人学者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中国，几乎没有纯美国学者为中国外交智库工作，提供对美研究的地道咨询。从这点看，缺少足够多的外籍雇员，是中国智库跨国交流的重大障碍。

      如何提升中国智库的跨国交流水平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将智库发展视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这是迄今为止中央最高领导专门就智库建设做出的最为明确、内涵最为丰富的一次重要批示，也是继十八大报告里明确提出“发挥思想库作用”后中央对智库建设更深层次的阐释和表态。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至少有两个重要含义：一是对内，为中央的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与思想支持；二是对外，为扎实推进国家的公共外交和对外传播起到实质性的辅助与补充作用。

      中国智库的国际化水平不足，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知耻后勇。随着中国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智库的国际化水平也水涨船高。比如，中国智库学者的整体外语水平逐年提升，中国人对外心态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愿意到中国“淘金”，此时，提升中国智库的跨国交流水平，就不再是“道”的问题，而是在“术”的层面。

      笔者建议中国智库至少可以在两方面做出“立竿见影”的努力：第一，勇于邀请外国“退休老干部”为中国献计献策。过去一年，人大重阳邀聘了如伦敦市前商业与政策署长（相当于副市长）罗思义、罗马俱乐部前秘书长马丁·李斯等数位前政要担任外籍高级研究员，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他们的智慧与建议是能够为中国发展提供很好借鉴的。

      第二，敢于邀请外国智库一起研究敏感议题，通过项目合作，纠正、补充和完善他们对中国的传统认识。过去一年，人大重阳展开了数轮与国外智库的合作，相互磨合，逐渐前进，取得了不少进展。无论这些合作能够有多少最终转化为决策影响力，仅合作本身，就具有极强的现实与国际意义。

    （来源：观察者网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