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本文刊于6月8日《环球时报》。

　　两周前，89岁高龄的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去世，引起中国舆论的一阵学术怀念。多数纪念文章不是去评论他作为美国高官的政绩，而是对他的战略思想推崇备至，尤其惊叹于他在退休后任智库学者期间连续出版《大棋局》《大失控与大混乱》等著作。中国人崇敬的美国战略思想家当然还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笔者常想，为什么中国智库就出不了像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这样能传播本国思想、提升本国外交软实力的人物？这些年，笔者走访西方数十家智库，发现欧美一流智库的管理层大多有在政府担任高层管理的履历。尤其是在外交部、国防部等担任过副职的西方前高官，最愿意利用智库平台，为本国利益与社会发展发挥个人余热。这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长期以来，我们对欧美智库的研究，多注重于智库的性质、作用、规模等外部因素，对智库微妙的内部运行机制与细致的官民交流方式的探索还远远不够。笔者接触的欧美前高官的优势是其他从业者很难获得的：

　　一是政策敏感度。前高官都有规划、制定、执行相关政策的经验，也知道政策运行的困难和障碍，更能理解政策推进的路径与最佳时间点。离开政府岗位，从事智库工作后，以特有的政策敏感性和问题意识，准确选取研究课题，选择推进的最佳时间点等。

　　二是高层关系网。智库决策影响力的关键，在于能够把高质量的政策研究报告送到最合适的决策者手里。这需要快捷、便利的内参报道渠道，还需要有熟络、可信的政府人脉关系。这些对于曾在政府任职的前高官而言是再熟悉不过的。

　　三是对外传播力。在欧美发达国家政府中任职的官员，语言表达是一项基本素质。他们通常懂得在合适的场合、以合适的表达方式、讲出最适合听众懂的话，这是一项对国家公共外交相当重要的能力。

　　四是筹款能力。据不完全统计，欧美发达国家智库的经费一般有20%-35%来源于政府项目拨款。前高官的加盟无疑能够帮助智库拿到政府的研究经费。

　　近年来，中国有越来越多的退休高官开始加入智库，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建策建言。但如何善用退休干部，仍是值得摸索的复杂课题。其本质不仅在于官员退休后的去向，更在于智库本身需要有大量熟悉决策进程的研究者和运营者。更确切地说，目前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急需要人事拓展机制的改革。

　　从长远看，新型智库的建设需要打造中国式“旋转门”。智库可定期选派一些学者到各级政府挂职锻炼，政府也可选拔一些官员重回各类智库锻造。长期下来，智库与政府之间的相互沟通与理解将大大加强，学有所用的智库学者与有思想底蕴的官员将大量应运而生。在此基础上，智库就能够且善于运用退休但精力充沛的老干部，让他们像基辛格那样年愈90岁仍能为国家利益服务。（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