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与现代转型的深水区，从改革方法论而言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的有机结合，这必然内生着对科学决策、权力体系与知识体系结合的要求，如此，智库在此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不言而喻。

　　2014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也提出了要广泛听取专家学者意见并将其制度化，从而更好地推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充分体现了中央对决策咨询制度重要性的认知。

　　准确把握“智库”以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之内涵，对于今日之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时代周报采访了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主席韩方明，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文。

　　供求脱节背后是制度对接难题

　　时代周报：在你们看来，在改革的使命与当下的环境中，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智库？

　　韩方明：首先，要有独立的思想。独立性将直接决定智库所提供的思想产品的质量与智库的社会声誉。这就要求智库在发展中既不能依附于权贵，也不能沦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不能被社会舆论所绑架，要为国家与社会提供独立、客观公正的思想产品，自身也要发展成相对稳定但又独立运作的思想机构。

　　其次，要树立创新性的专业研究领域。对于不同的智库而言，要根据自身的研究实力和研究特点确立本智库的研究领域，避免大而全。对于后起的智库尤其是民间智库而言，选择一个创新性的专业化领域非常关键。同时要树立现代管理意识，积极与世界上成熟的智库模式接轨。

　　最后，要实现官民互补。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离不开智慧的推动，智慧并没有官民之分。官方智库在资金支持、研究力量、对外合作、成果效益等多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优势，而非官方的民间智库也在研究领域、研究队伍与运作机制方面有着自身的特点，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两者既存在竞争也有着合作的潜质，全面改革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多元的思想可以为改革注入更蓬勃的活力。

　　王文：第一，政治上，需要一个充分推动目前政策的民主化的智库。社会上，充分倾听社会的民意，但是表现出一种专业化的声音的智库。经济上，要有一个客观中立公允的智库。知识上，需要一个更加有问题导向、现实关怀和家国情怀的智库。但是，我认为需要这样的智库，不代表就会有这样的智库，因为很难。

　　时代周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在“决策咨询制度”方面，你认为还存在哪些问题，制度如何才能“建立”，以及如何“健全”？

　　韩方明：古人云：“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目前，我们国家的决策咨询制度虽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制度化建设相对滞后。虽然很多的政策研究与咨询机构也出了很多积极而高质量的思想产品，但是却难以与相关的政府部门对接，以致在智库与政府之间不能实现有效的默契，出现了政府口渴，但是送水的智库却投报无门的情况，从而造成知识与思想资源的浪费。

　　出现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还在于一个供求脱节的问题。所以，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政府要积极推动相关决策咨询制度的建设，打造政策分析市场，为智库产品提供一个有效的应用平台；另一方面，智库要以社会发展和国家需要为基本的立足点，来提供符合市场需求的思想产品。从而实现供需平衡，完成政府与智库的有效对接。

　　王文：制度很重要，但制度最终还是要靠人。智库本身也有问题，有些学者不够严肃，哗众取宠，干扰整个决策的过程。当然他们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但回过头来讲，很多学者是有很大问题的，有责任的学者、有能力的学者实际上还是少数。

　　从机制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是需要上下结合，从上面讲要有这个意识，现在也有了，从中间的政府操作层面，要有这样的机制。从下面—即思想的产业链下游—来讲，当然是智库层面，要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不是所有的智库都有这样的能力。要说这个决策机制真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这三方都要努力。要有一个战略眼光、敢于推动改革的高层领导，中间还要有奋发有为的官僚团队（“官僚”在这里是中性的意思），下游也要有一批真正有能力的智库，只有这样“决策咨询制度”才可谈得上建立和健全。

　　警惕智库概念泛化

　　时代周报：凡事必有利弊，智库受到中央高层重视，利的方面自不必说了；但是不是可能出现“弊”的方面，比如，会不会出现惯常出现的“智库大跃进”，甚至会进一步把中国智库的名声搞臭？

　　韩方明：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思考。我们历史上有“上有所好，下必效之”的传统，所以我们也有着深刻的教训。如今智库的发展得到了中央高层的充分重视，对于智库发展来说是重要的推动力，不仅使智库发展和智库研究迈入了快车道，同时智库这个概念也正在深入人心，普通公众都在谈论智库。不过，我认为这并不会出现所谓的大跃进。一方面，当前中国的大环境与几十年前乃至更久远的历史上已经有所不同，当前国家的发展更加务实求真，更加强调实事求是，同时国家的法制建设与其他相关的制度建设更加完善，社会发展有了更明确的发展方向与制度规约，从而不会轻易出现以往那种知识语境；另一方面，虽然智库自身的发展尚处在初级阶段，但是已经具备了更加宽广的国际视野与天下情怀，不会夜郎自大与闭门造车，加之国外智库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发展经验，所以对于智库自身来说还是有着较理性的发展思维的。当然，事物的发展总是双面向的，大跃进的趋向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所以要有积极的应对措施，做好防范。

　　王文：这一点说得很对，不是所有的研究机构都可以称之为智库，在中国，名称带研究的研究院至少要20万家。目前，中国许多学术研究机构都试图建智库，这种心愿与决心是值得鼓励的，但从我们的美国调研的情况看，学术研究机构与智库有明显不同的分工，前者注重学术创新，偏于基础性研究，后者注重影响决策，长于应用性研究。目前中国许多研究机构想两者兼得，到头来可能都无法兼顾，出现“两不像”、“双荒废”的结果。经验表明，一个成功的智库要立足于现实议题，依托理论基础，发掘政策缺陷，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进而通过种种渠道与传播方法，构建社会影响力和政策完善力。中国目前许多研究机构（尤其在高校）都不具备智库的功能、架构，片面泛化“智库”概念，反而有可能出现教育与研究资源浪费、离谱观点贻笑大方、高校与学者形象均受损等风险。“为了学术”与“为了政策”是美国知识界相对清晰的两类功能，中国切不可混为一谈。什么热，做什么，这是中国社会一贯传统，当然会有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但也不能用“大跃进”来讲，这其实也很正常，应以平常心待之。

　　时代周报：不管怎样，“智库”这个概念，势必会越来越热。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这一提法中，“特”在何处，“新”在哪里？

　　韩方明：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是强调“中国特色”，这是横向的发展要求，意味着我们的智库发展是要符合我国的社会发展与国家战略需求的，而不能一味照抄照搬西方的智库发展思路，这样便脱离了我国的实际。要以中国的全面改革与社会发展作为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推动知识深化体制和思想产品的创新，努力打造中国学派，传播好中国声音。再就是“新型智库”，这是纵向的发展要求，即与人类历史上的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出现的思想产品提供者相比，我们要有所创新，不仅在研究内容上要创新，研究方法和发展思路都要有创新。新型智库不同于智囊团，智库一方面是为政府或者相关服务对象提供政策咨询与智力支持，另一方面还要坚持产品的独立性与客观性，而不是一味迎合服务对象的偏好。

　　王文：强国须强智，现代大国的崛起需要由智库来引航。20世纪美国的崛起基本与美国智库的发展同步。政治制度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的智库必须贴近本国国情发展，避免美国智库当下广为诟病的政治游说化、极端立场化等倾向，但美国智库的一些成功经验，可以转化为中国自身发展的借鉴，我认为，与难以摆脱“官方”印迹、“谋”与“断”之间未能分离的传统中国智库相比，如果用四个词来概括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具备的功能，那就是“咨政”、“启民”、“伐谋”和“孕才”。从发达国家经验看，智库是现代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在美国智库被称为政府、国会、法院和媒体之后的“第五权力”。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除了提升自身的政策研究能力之外，更要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全球思想竞争的高度，在谋断互动机制、思想市场机制、内部管理机制、融资运营机制与全球传播机制等五个方面，深化改革现行智库运营模式。 （来源：时代周报 原标题为《新型智库不会成为权力寻租的工具》 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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