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明昊系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本文刊于1月8日澎湃新闻网。

　　近期，一些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消极事件和负面情绪似乎在增多。随着中国日益自信地拥抱“新时代”，西方世界新一波的“中国威胁论”也在露出苗头。

　　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和“对手”，在经济关系、地区角色、意识形态等方面对中国大加指摘。澳大利亚国内则出现清查“中国政治渗透”的乱象，澳总理特恩布尔甚至用蹩脚中文公开喊话，面对中国的影响力，“澳大利亚人民（要）站起来”。德国驻华大使也公开发表不友好的涉华言论，称德中关系面临新的困难。

　　焦虑的西方

　　毫无疑问，随着中国崛起进程的加快，中国和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之间需要新的“相互适应”。

　　2017年，中国经济总量迈上80万亿人民币关口（约为美国GDP总量的65%），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稳步推进，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越发积极主动，军事实力也在大幅提升。特别是，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未来30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中国开启了从“强起来”到“全面强大”，从“国之强”到“民之强”的新征程。

　　世界历史，既见证着强国崛起，也充斥着强国相争。人类社会，从未有过一个13多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先例。外部世界对“强起来”的中国将会扮演何种角色难免抱有这样那样的疑虑。正因此，中国鲜明地提出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避免对抗、推动合作；倡导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然而，面对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和自信的中国，不少西方国家人士却越发地感到不适。英国《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称，中共十九大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中国人相信自己正在崛起，而西方正在衰落；随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中国对西方的挑战正变得更加明显，而这种挑战正在意识形态、经济和地缘政治三条战线同时发生。法国人、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中国问题资深专家顾德明（François Godement）认为，如果说1978年以来中国是在慢慢融入国际秩序并接受相关规则，那么现在中国正在朝着和西方发生制度性冲突的方向转变。

　　当然，对中国最担忧的还是美国人。实际上，早在2015年前后，美国国内战略界就开启了过去60多年来最激烈的中国政策辩论。不少美国人认为，上世纪70年代以来通过与中国接触、合作进而促使中国“民主化”的对华战略已经失败，中国不会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国不仅不会接受西方制度，而且还要把美国“赶出亚洲”，并在国际事务上“另起炉灶”，包括建立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

　　这一套涉及中国的负面认知在特朗普上台后似有愈演愈烈之势，并且与美国国内经济、社会和政治“困局”的深化不无关系。特朗普公然称，美国正在面临一个全球竞争的“新时代”，而中国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对手”。显而易见，在中国人和美国人眼中，“新时代”的涵义有着根本不同，两种“新时代”会否形成对撞引人深思。值得警惕的是，特朗普的核心智囊、前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更是把中国当成了“开战对象”（《纽约时报》语）。

　　2017年8月班农从白宫离职后，在东京等地接连发表颇具煽动性的演讲，贯穿的主题就是“全世界民粹主义者联合起来对抗中国”。班农毫不掩饰自己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者身份，宣称百年后人们会记住其为了阻止中国称霸世界所做的努力。班农认为，中国正在走上争夺全球霸权的道路，“儒家重商威权主义”正在击败西方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模式；全球化的问题恰恰是中国造成的，中国早已对西方打响经济战，通过输出过剩产能等方式摧毁西方国家的工业能力，导致美欧中产阶层日益穷困。班农称，过去美欧的“全球主义”精英结成“达沃斯党”，他们从中国的发展中得到大量利益，因此不愿对抗中国，而现在民粹主义者已经觉醒，将从根本上改变面对中国时的软弱和被动。

　　虽然班农的“妄语”并不是西方对华认知的主流，但它的确在提醒我们：西方人士过去担心“经济上的中国崛起”，如今越发担心“政治上的中国崛起”。“政治上的中国崛起”既包括中国对自身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的自信，也是指中国对全球政治和安全事务的影响力日益增强。班农版“中国故事”的真正危险在于，它可能使得西方“草根民众”和“战略精英”两个层面的疑华、反华情绪形成共振。

　　作为回应的“印太”战略

　　在班农讲述的“中国故事”中，“一带一路”被视为中国争夺全球霸权的战略工具之一。在不少美国人看来，“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合作那么简单，它将强化中国对相关国家内政、地区安全事务的影响力。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普拉萨德称，“一带一路”显示中国正在推动一种新型的多边主义战略，“让北京可以将自身的影响力隐藏在一大群国家之中”，由中国设定基调、确定规则。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福山则担心中国借助“一带一路”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从而对西方带来根本性挑战。

　　很大程度上，特朗普政府宣扬的“印太”战略是对“一带一路”的一种回应。2017年10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战略和国际问题中心发表的演讲中，含沙射影地批评了所谓“掠夺性经济”以及不透明的基础设施投资，称“我们需要与印度合作以确保印太逐步成为一个和平、稳定和不断繁荣之地，而不是变为一个充满失序、冲突和掠夺性经济的地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则在参加国会听证时质疑称，凭什么只有中国的“一条带、一条路”（误解英文译文所致），应当是“多带多路”，他还特别提出中巴经济走廊等项目有损地区安全。

　　的确，“印太”战略虽然从概念上而言并无新意，但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借此“虚功实做”的影响不容忽视。即便特朗普政府拿不出什么“真金白银”，但美国正式宣布推动“印太”战略必将给其他国家提供新的舞台。

　　近年来，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三国之间都已相互签署了联合声明或协议，宣称要维护“自由而开放的印太”，日印还在联手实施“亚非增长走廊”计划。去年11月，上述四国外交部门的联合工作组会议已经召开。12月，带有一定政府背景的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与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等签署新的协议，共同为地区国家提供基础设施融资等方面的支持。面对有名有实的“印太”战略，中国需要思考如何灵巧应对。

　　可持续的“一带一路”

　　应当看到，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的上升，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关系的竞争性增多是难以避免的。过去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从发展中国家购入原材料，制成产品后销往发达国家并赚取外汇，中国再用外汇买入美国等国的公债支持其消费能力，使它们可以源源不断地从中国进口。这种关系模式已经几乎走到尽头了。

　　如今，西方国家不仅担心对华巨额贸易逆差，还十分忧虑中国在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后来居上”。也正是在此背景下，西方对“一带一路”及其共赢叙事报以天然的不信任。

　　如何化解这种不信任？辩解或许无济于事，对抗则只会背离“合作共赢”的初心。唯有让事实说话——“一带一路”正在不断为超越双边层面的中西方合作提供空间。

　　正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文所称，很多西方国家企业希望向相关中国企业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售设备、技术和服务。2016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从“一带一路”项目的设备订单中赚取了23亿美元，大约是2015年的三倍。此外，通用还与中国主导的“丝路基金”签署协议，成立能源基础设施联合投资平台。美国霍尼韦尔公司为中国在中亚国家的油气管线建设项目提供了相关技术。美国卡特彼勒公司则是相关“一带一路”项目重型机械装备的供应商。通用和霍尼韦尔分别在中国拥有2万名和1.3万名员工；卡特彼勒在华经营的历史则超过40年，在很多地方设有工厂。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回望这40年，中国的发展之路也得益于与西方的合作。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将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其中无疑也应包括与西方的“合作共赢”。（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