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义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东南学术》2018年第1期。

  当今世界，各种智库研究课题、国际论坛话题越来越时髦地将“一带一路”列入研究和讨论主题，自觉谈及“一带一路”，谈论中国时必谈“一带一路”。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外界对“中国崛起给世界提供什么”的好奇和重视，借“一带一路”话题浓缩对此的理解，但外界是否能够客观阐述和理解“一带一路”的本质和内涵却是另一回事。笔者曾先后赴40多个国家宣讲“一带一路”或参加“一带一路”相关论坛，不断遭遇来自西方或受西方影响的国家质疑：“中国模式是否能适用于国外”“`一带一路’是否能遵守开放、透明的国际规则”“`一带一路’如何处理债务、环境、劳工问题”“`一带一路’是否存在隐藏的战略目标（Hiddenagenda）”等。

  建设“一带一路”，必须争取西方国家支持，因为西方对国际市场、国际舆论环境有重要影响，甚至影响到“一带一路”国家的国内政局，必须认真对待西方质疑。针对这些质疑，可以分别从心理、利益、体系层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理有据有地回应，为“一带一路”建设塑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质疑，概括起来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世界的质疑

  近年来，欧洲金融危机和难民危机、日本经济低迷、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等话题不绝于耳，世界权力的天平似乎正远离西方国家。面对世界和自身实力在未来几十年的不确定性，作为对这种不确定性的转移，西方国家产生名目繁多的质疑：“一带一路”会带来什么？是否会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给西方世界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缺乏自信的西方国家，将世界的担忧、自身未来的担忧，转嫁到了中国，转嫁到了“一带一路”倡议上，反映了面对世界变化，西方的知识、思想不够用，常感慨西方无法有此壮举，因而生妒、生气。一些有识之士客观、积极评价中国和“一带一路”，但在政治斗争、政治正确背景下，被这些质疑所冲淡。

  （二）对中国的质疑

  1.意图质疑

  对“一带一路”溯源，都会归根到国家意图的质疑。对于“一带一路”背后的国家意图，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是从中国国家战略的角度来分析。一方面，部分国外政界与学界将“一带一路”简单当作中国国内政策的延续，即为解决国内问题而配套的外交战略，如转移过剩产能，倾销国内商品等；另一方面，也将其看作是中国试图改变现有地区和国际秩序、获得地区和全球主导权的国家战略，即中国试图改写国际规则。十九大后，“一带一路”被写进党章，更让西方民粹主义找到了转移视线、转嫁矛盾的靶子，典型的是班农在日本演讲宣称，“一带一路”是中国称霸世界的大战略，将三大地缘政治理论：运用到极致。

  2.能力质疑

  中国模式本身能否持续，在国外能否推广？国有企业是否会造成不公平竞争？中国国内经济降速，能否玩得转“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降速的情况下，向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增资的做法能否支撑“一带一路”建设？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曾提出“金德尔伯格陷阱”理论，该理论认为，美国作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主导国家，在自身衰落之际，新兴大国—中国无法提供必要的全球公共产品，从而导致全球治理领导力真空。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和美国相对实力的下降，近年来以约瑟夫·奈为代表的美国学者重提“金德尔伯格陷阱”，这实际上是对中国能力的质疑，认为中国在过去一直是属于“搭便车”的角色，如今要从国际公共产品的受益者转变为提供者，中国无法承担责任。

  3.结果质疑

  “一带一路”倡议最终变成中国主导的国际机制？是否会造成中国“中心秩序”的形成？是否会恢复过去的朝贡体系？很多西方人抱有零和博弈的思维，认为就算“一带一路”出发点是好的，但如果最终的结果会让中国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上影响力增大，那么就有必要进行反制。同时又有先验思维，认为中国在过去曾经在历史上奉行垂直权力结构的朝贡体系，曾经也通过怀柔手段来达到令周边小国对中国政治归顺的目的，那么在新时代中国也可能会通过另一种方式塑造相似的地区秩序，恢复过去的权威地位，成为地区最大的主导国家。这种结果主导型的思维导致了西方世界从一开始便不信任“一带一路”。

  （三）对“一带一路”本身的质疑

  1.性质质疑

  “一带一路”究竟是提供公共产品的国际合作倡议还是一个侧重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的国家战略？早在2009年1月5日，《纽约时报》就称中国的“走出去”战略为“北京的马歇尔计划”，而“一带一路”提出之初，不少西方学者更将其与“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在国际社会造成了不小影响。事实上，“一带一路”虽与马歇尔计划在复兴地区经济、拉动海外投资、推动本国货币国际化等方面有类似之处，但其本质上有很大不同。

  2.路径质疑

  如何建设“一带一路”？中国国内就不遵守规则，如何在国际社会遵守规则？“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是不是有些言过其实？“一带一路”机制是否开放透明？规则导向还是发展导向？能否坚持公平竞争？是否只是有利于中国的政府采购？其他国家如何参与？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日本便无心参与“一带一路”。但随着“一带一路”的顺利展开，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开始从原先的拒绝参与和抵制到表示可以有限参与。2017年7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首次提出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态度，即“一带一路”建设应在开放、透明、公正、考虑项目经济性的同时，不影响借债国的偿还能力和财政健全性；2017年11月，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神奈川县平塚市的演讲中提及中国“一带一路”对于世界价值的可能性，围绕中国在国外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认为“如果是以开放、各方都能参与的形式出现，这对世界经济是有好处的。”加上“开放包容的形式”，言外之意也是对中国“一带一路”机制的开放性、透明性和公平性有所质疑。

  3.方式质疑

  这一类质疑主要表现在“一带一路”的融资方面。“一带一路”会如何融资？如何协调不同融资渠道的关系，打造国际融资机制？另外，能否坚持高标准，如环境标准、劳工标准？与现有机制什么关系？欧盟国家在这一方面的质疑比较多，由于欧盟本身在投资和贸易方面设立了较高的标准和规则，因此一些欧洲学者担心“一带一路”倡议为增加融资会降低现有的国际标准，造成经济和投资方面的风险，同时造成恶性竞争，对欧盟及其成员国在国外投资、贸易和技术方面输出造成危害。

  4.效应质疑

  “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如何处理地区领土争端？是否会导致歧视性安排？受到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影响，当代西方国家在解读“一带一路”效应时，从崛起大国的地缘政治战略角度，认为中国试图追求地区霸权和地区主导权。例如德国媒体对“一带一路”负面报道居多，要么将其描绘成地缘政治威胁，要么认为其过于雄心勃勃而终将失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的葛来仪就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改变南海现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经济外交手段，将东南亚邻国更紧密地维系在自己身边，以加强谈判筹码。“海上丝绸之路”以经济利诱的方式，促使周边国家接受中国的利益诉求。

  5.有效性质疑

  “一带一路”面临各种经济风险和安全风险，如何进行事先评估？是否会给当地制造债务危机或给中国国内制造债务危机？如何应对伊斯兰恐怖主义威胁？能否做到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覆盖地区广泛，政治和安全环境复杂，因此也无可避免会存在着各类安全风险。不仅多数国外学者有这个质疑，国内学界也存在风险上的顾虑。

  总体来看，西方国家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持较为谨慎的态度，特别是美国、日本等国抱有一定的防范和抵触心理，还有一定偏见和误读，但西方也并非铁板一块，正如在亚投行问题上所展示的巨大分歧，也有不少国家对“一带一路”持较为积极的欢迎态度，但在“一带一路”的具体对接和操作层面怀有疑虑。

  （一）心理层面：无知与偏见

  1.守旧的思维方式

  首先，西方社会对“一带一路”并不十分了解，在缺乏历史参照系的情况下，就容易选择一个西方参照系并形成刻板印象，拿罗马尼亚前总理蓬塔、拉脱维亚拉中友好协会主席波塔普金的话来说就是，“欧洲要睁眼看世界了，历史上从未见过如此宏大合作倡议，超过我们欧洲人的想象力。”在提出之初，西方就用“马歇尔计划”来类比“一带一路”，于是产生傲慢与偏见，摆出一副法官姿态质问“一带一路”，拷问中国。其次，受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思维的影响，在分析问题时多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形成偏见。西方国家的主流政界、学界和媒体在主观上将中国当成战略竞争对手。最后，西方主观臆断太多，难以用辩证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见微知著，以小见大，缺乏长远眼光。例如，西方学者经常会问中国在巴基斯坦的达苏水电站项目搁置问题是怎么回事？会不会是中方在当地征地引发矛盾或环境问题？其实，达苏水电站项目是巴基斯坦难度最大的水电站项目，2016年因相关争议未得到解决导致项目进展缓慢，延期超过10个月，但随着问题的妥善解决，目前水电站主体工程建设协议已获得正式签署。二是以古观今，思维定式。例如西方提出中国“一带一路”中的项目是否会再现中国与委内瑞拉间的债务危机？不少国外媒体认为委内瑞拉国家破产，经济面临很大困难。中国在“一带一路”中的投资如果不评级风险、设立标准，会给投资方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2.矛盾心态

  既想了解，又不愿理解。既想合作，又担心中国做大。面对“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德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心态纠结。一方面，他们希望抓住这个战略机遇和商机以加快自身发展，另一方面又担心“一带一路”倡议可能造成中国过于强大和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改变。例如，日本此前就对丝绸之路十分感兴趣，早在1997年就曾提出“丝绸之路外交”，但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后，便采取警惕、质疑和观望态度，其原因也归结于这种矛盾心态。日本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国力都超过中国，而现在面对不断强大的中国，这种心理失衡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调整和适应过程。又如一些欧盟国家，担心“一带一路”倡议只关注沿线国或者欠发达国家，更担心中国制订规则，分化欧洲。

  3.以己度人心理

  其实，中国并非是提出新时代丝绸之路的唯一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不同国家都提出过类似的丝绸之路复兴计划，但均无法出重要成果。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斯塔尔早在2005年就提出过“新丝绸之路”构想，紧接着奥巴马政府在2011年提出“新丝绸之路战略”。1997年，时任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日本企业家协会发表演讲，首次提出面对中亚和高加索国家的“丝绸之路外交”，作为其“欧亚外交”的一部分，2004年日本延续“丝绸之路外交”，正式启动“中亚+日本”合作倡议，并把该地区摆在日本新外交战略的重要地位。但无论是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还是日本“丝绸之路外交”都早已失去生命力。从心态上来看，西方人当然会出现质疑：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做不到的事，中国可能做到吗？

  （二）利益层面：利益驱使，趋势担忧

  目前，西方战略界普遍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会威胁到西方传统利益和势力范围，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在内，甚至俄罗斯都产生有中国动其“奶酪”的抱怨。例如，相当一部分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会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构成挑战，“一带一路”作为应对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的战略，与美国的国家战略必定相背而行，如果中国让其他国家相信中国塑造的体系比美国的更强，中国就可以要求他们更多，包括要求其限制或拒绝美国进入海港。除此之外，欧盟对“一带一路”倡议存在疑虑，并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16+1”合作方式特别敏感，主要原因就在于该倡议加强了中方与欧盟成员国，特别是中东欧国家的双边关系。欧盟一直将中东欧看作自己利益范围，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增加会相对减弱欧盟对该地区的影响力，削弱其现有的在欧盟治理能力，容易使已经出现裂痕的欧盟一体化出现进一步分化的风险。

  （三）体系层面：立场决定态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创建者和维护者，毋庸置疑的是，现有国际秩序也一定是有利于维护创建者利益的。西方国家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争夺国际规则制定权的表现，如果成功将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导致西方影响力下降。在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的主导权一直由美国牢牢掌控，亚洲开发银行也由美国和日本主导，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让别的国家有了另一种选择，对美国长期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造成冲击。美国学者重提“金德尔伯格陷阱”，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想将在全球治理上缺乏足够经验的中国排除在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之外。

  总体印象：发展中国家关心“一带一路”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发达国家关心“一带一路”会给他们可能带来什么坏处？凡是信任中国、喜欢中国的，就信任“一带一路”、喜欢“一带一路”；反之，凡是对中国有担心的就担心“一带一路”，不信任中国的就不信任“一带一路”。当今世界，对待“一带一路”的态度集中检验西方的中国观、世界观，自身观。凡是能客观看待世界变化，理性认识自身的国家，就较能做到客观、公正的看待中国，看待“一带一路”，否则相反。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西方的质疑也影响到、甚至代表了西化世界对中国和“一带一路”的态度，这些国家的二元性态度十分明显：经济基础是发展中国家所关注的，而意识形态、思维方式是西方国家的那套。对“一带一路”的认识，检验了中外认知差异，反映了中西方关系迎来五百年来未有之变局；同时也折射了中西方认识论的差异：西方多从技术层面、自身经验看问题，以看油画心理看“一带一路”，与“一带一路”的“大写意、山水画”构想相去甚远。

  （一）注重名与实

  关于“一带一路”的定位问题，部分国内学者认为将其称为“倡议”难以取信于国际社会，是一种不承认事实和不自信的表现，笔者认为不然。确实，“一带一路”对国内来说是一项重大的发展战略，主要在于促进各地资源自由流动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而对国外来说，“一带一路”更是一种国际合作倡议，旨在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倡议”一词是更突出“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机制，而并非中国一国主导制或是封闭排外的“俱乐部”制，这样就确保了各国参与的自由度和平等性。因此，“倡议”抑或“战略”两者间并不存在矛盾和对立，我们也并不否认“一带一路”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所存在的价值，而是在对外宣传和解释“一带一路”的时候，要根据对象进行区分，对他国和他国人民来说，“一带一路”不能是一国主导的国家战略，这样其他国家怎么愿意参加别国的国家战略中呢？“参与各方”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欢迎各方一起参与建设的国际合作倡议，这样有利于更好地获得各方认同，进而消除疑虑。除此以外，在对外宣传时，我们经常表述为“欢迎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参与”就有中国主导的意味，建议可更改为“欢迎合作建设`一带一路’”，即是鼓励与中国合作，又是鼓励相互合作、多边合作。要避免“中国的`一带一路’”说法，强调“我们”而非“我”。改革开放实践表明，中国的成功学习了发达国家，如日本ODA，新加坡工业园做法。而“丝绸之路”是德国人的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一带一路”折射了西方的成功，并将进一步促进中国与西方的进一步互利共赢。

  （二）统筹好各种关系

  建设“一带一路”要加强内外统筹、政企统筹、陆海统筹。“一带一路”的内涵十分丰富，涉及国家众多，在回应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质疑时，必须根据不同对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外交上统筹好以下几大关系。

  一是统筹“一带一路”与大国的关系。处理好与世界主要大国的关系，对于消除疑虑、增进理解、获得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认可和提升“一带一路”影响力有重要作用。首先，美国方面。美国是在处理国家关系时永远绕不过去的最重要的行为体，美国政府虽然很难宣布支持“一带一路”，但美国企业、资金、技术、标准、人才已大量参与“一带一路”项目中。美国是世界所有国家的邻国，在欧亚大陆乃至全球依然拥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力，“一带一路”无法绕开美国，争取美国对“一带一路”的认可甚至支持显得十分必要。具体来说，可通过增加磋商机制来提升美国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和理解，增进政治互信，同时深挖共同利益，争取在双边合作、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多边经济合作等领域实现突破。其次，俄罗斯方面。俄罗斯是最大的跨欧亚国家，是中国全面战略伙伴，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沿线国家，俄罗斯的支持与参与对实现欧亚大陆互联互通具有关键作用。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担心主要来源于穿过中亚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会后来居上，主导地区秩序，从而消解俄罗斯和其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在该地区的影响力。面对这些担心，中国应更强调与欧亚经济联盟在技术上、理念上和战略上可以实现对接，并适当参与到欧亚经济联盟中，在利益上实现共赢。再次，日本方面。日本既是中国的邻国，同时也是重要的地区大国，虽然日本一直对“一带一路”持怀疑态度，但随着“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和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日本开始转变对“一带一路”的态度，特别是第四任安倍政府多次提出寻求与中国在“一带一路”中合作的方式。2017年12月4日，安倍晋三在中日两国经济界会议上表示“与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就中日在第三国合作上的展开达成一致”，认为“为满足亚洲各国旺盛的基础设施需求，中日之间需要进行合作。在确保公正、透明的基础上，`一带一路’在这方面能够发挥作用”。日本政府寻求将“一带一路”与印太战略进行对接，试图影响“一带一路”，反映出中日在经济上、地缘政治上的竞争态势仍将持续相当长时期，但中日之间经济之间的竞争并非“零和博弈”。如何转变认知、减少矛盾，找到两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等方式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将对中日关系发展、地区和全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最后，西欧国家方面。与其他西方国家质疑观望态度不同的是，西欧国家作为实现欧亚大陆互联互通的重要主体，早在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欧盟时发布的中欧联合声明中，欧盟对“一带一路”已做出肯定和积极回应，表示“要发展欧盟政策与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协同效应”。今后，中欧双方应积极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和欧盟“容克计划”对接，中欧互联互通平台等中欧合作五大平台，促进在交通、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为亚欧互联互通创造条件。

  二是统筹“一带一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周边国家受西方影响大，兼之历史上遗留的领土争端、情感纠缠，对“一带一路”态度正如对中国崛起态度一样，仍然很矛盾。周边国家大都自尊、敏感，任何一点大国沙文主义都令其反感、抗拒。在周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确实需要考虑他们的心态和舒适度，拿捏好分寸，控制好节奏，否则可能会欲速则不达。尤其是，必须充分考虑到周边国家的二元性——沿线国家经济基础是发展中国家，上层建筑往往搞发达国家那套；复杂性——有些甚至现代国家还未建起来，地方部落影响可能超过地方政府；矛盾性——地理近，心理远：比如传统上是“中泰一家亲”，现实上泰国是美国的非北约盟国。一句话，要照顾周边国家的感受，不仅结果上而且过程上都要做到合情合理，这是“一带一路”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的巨大挑战。

  三是统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目前，对于中国来说，65个沿线国家在“一带一路”的地理位置、合作水平上相对重要，但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合作机制，任何国家都可以通过双边或多边合作参与“一带一路”。因此，我们应淡化沿线国家的概念，强调开放包容，与所有国家以不同形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否则，西方国家又会指责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搞势力范围，推行地缘政治战略。

  （三）实现与联合国对接

  目前，随着特朗普政府提出“美国优先”政策，从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拒绝缴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费等行为可以看出，美国不愿意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表现出一定的回归孤立主义、本土主义的倾向。而此时中国正在进一步参与全球治理的中心，但作为一个后进者，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经验并不是特别丰富，而此时与联合国全球治理事务实现对接，能够有效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合法性和影响力，为实现开放、包容、共享、绿色等理念提供最为有效的途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联合声明中也突出强调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国际发展合作描绘了新蓝图，今后中国需将“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同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接，高举气候变化、和平合作大旗，践行五大发展理念，为世界多边主义、自由贸易以及全球化进程公平有序推进以及维和行动等提供重要支柱。

  （四）知行合一，讲好“一带一路”故事

  上述种种质疑，甚至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存在，因其二元性——经济基础是发展中国家水平，意识形态却是西方那套，甚至与国内言论一唱一和，需要认真对待、有效回应。比如，债务危机问题，可强调鸡会生蛋的，不要老盯着鸡何时可以卖掉还债：改革开放初，中国举世行、亚行债，西方担心债务危机，经济起飞后根本没发生。不要狭隘地看债务，经济有正外部性，一带一路是搞产业链，不是简单地搞基建。就拿中国的高铁发展为例：每公里2亿元投入，2万公里共计4万亿元投入，债务为何未到天花板，反而助推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和国内经济一体化？

  面对各式各样的问题，笔者坚信，形势比人强，只要我们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时讲好“一带一路”故事，阐释好“一带一路”背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耐心、细致地做好“五通”工作，“一带一路”倡议最终会为世界所接受和认可。一方面，“一带一路”并没有对现有国际秩序造成冲击，反而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有力补充，使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而“一带一路”在实现开放包容、遵守国际规则和标准方面的努力毋庸置疑。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例，目前亚投行的主要结算货币是美元，并始终坚持“lean，green，clean”的高标准，正如上世纪60年代成立的亚行不会对世界银行造成冲击一样，亚投行也不会对现有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当然，在发展中国家的一些项目无法实现西方的高标准亦属正常，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经济情况令他们无法达到发达国家规定的高标准。但中国通过开发性金融、工业园区建设等在当地创造、培育市场，最终帮助他们在国际市场融资并按照国际规则行事，解决了西方国家解决不了或不愿解决的“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即“先投资还是先达到国际标准”的问题。中国先给“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的“第一桶金”，再进一步达到国际标准与西方发达国家合作。另一方面，目前“一带一路”的成果初显且获得沿线国家的支持。在斯里兰卡，“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框架下的科伦坡港口城、汉班托塔市的港口项目建设，大大提升了斯里兰卡在印度洋海域的经济和交通枢纽功能，同时带动了其他国家对斯里兰卡的投资。在巴基斯坦，电力基础设施的缺乏使卡拉奇每年因缺电导致一千人中暑而死，而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能够帮助巴基斯坦在2020年实现能源独立，不再饱受缺电困扰，不仅改善巴基斯坦民生更有利于生产发展。在非洲，中国除了“三网一化”和分享“要致富先修路”的现代化经验，还大力推进民生工程，切实提升非洲人权。当然，在“一带一路”对外推进过程中，其他国家对“一带一路”存有质疑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这不仅是西方国家的质疑，也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困惑，甚至国内学界都存在争议。中国与西方国家在“一带一路”上的合作潜力很大，中国应用能力强，而西方国家在资金、技术乃至国际体系、全球治理经验能力上有优势，完全可以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并带动地区协同发展。

  打铁还要自身硬，建设“一带一路”必须从自身做起，做到知行合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口号，不能停留在原则层面，而是在各环节都必须始终坚持。很多欧洲人质疑“一带一路”的原因是希望中方能够提出具体的方案，如果“一带一路”倡议一直停留在口头宣传上，缺乏系统理论与样板，当然无法以理服人。针对各种各样质疑，无论是合情合理的质疑还是无理取闹，均需坚定信念，毕竟形势比人强，“一带一路”是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的实践。（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